蒋经国与他的民主政治改革：恩威并施 刚柔相济

　　摸着石头过河

　　蒋经国迈出国民党改造第一步

　　1968年是躁动的一年，苏军的坦克开进了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街头；法国巴黎爆发了“红五月”运动；越战在升级，而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声音越来越大；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入1969年，中国和苏联之间战云密布。秋天，尼克松在联合国发表演说，表明美国希望与北京对话。12月，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弋。华盛顿与北京修好是地缘政治上的大动作，改变了全球均势，也牵动着孤悬海外的台湾的心。这一年也是国民党政权来到台湾的第20个年头。

　　“叫党外人士按党的规矩办”

　　1969年6月，蒋经国终于承担起全面管理政府的正式领导角色。蒋介石提名他为“行政院副院长”。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国民党内许多强硬派人士认为，在台北政府越来越孤立之下，国民党更得加紧掌控，不能对要求民权的声音稍有让步。但在蒋经国为首的改革派来看，世局发展多艰，台湾内部情况变化，更需要渐进，有控制地扩大政治参与，不但可以巩固岛内的统治，还能以一种民主自由的形象，重新塑造在台湾的“势”，唯有如此，才能扭转乾坤。这一年，蒋经国任命李焕出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推动改革。国民党内改革派的长期目标是使国民党成为全民的、民主的政治组织，这一改革进程涉及吸纳更多台湾人进入国民党领导阶层，同时审慎、小心地培养与控制温和的在野势力之成长。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1969年，全岛举办了一次干净的县、市级选举，省议会71席议员，国民党赢得61席；15个县长席次，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了14席。党外人士赢得了高雄、台中和新竹的市长。反对派掌控了台湾4大都市中的3个。

　　虽然在私底下这些新当选的党外市长痛批国民党掌控一切的制度，可是一就职他们就专注行政管理与建设开发，以及培养自身势力。此时，不论他们多么仇恨国民党，还是按照国民党的游戏规则办事。

　　这年12月，台湾举行3年前就答应的“立法院”增额选举。蒋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党外候选人“郭大炮”郭国基和黄信介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这表明“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党人士。

　　国民党首次公开预算

　　1971年1月，《大学杂志》发表了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联名发表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呼吁“政治革新”。为了警告青年知识分子不要有太高的政治期望，蒋经国3月间下令逮捕了著名的外省籍异议分子李敖。异议人士并没有因此就退缩，10月，《大学杂志》再发表《国是铮言》，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文章尖锐批评道：“20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 这几乎触及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底线。蒋经国并没有弹压取缔，反而邀请《大学杂志》主要成员参加座谈会。他在会中听取这群知识分子的意见，宣称，“青年应该多讲话，多关心国是”。

　　蒋经国经过37年的历练之后，决定正式出面管事，蒋介石当然支持。1972年5月26日，立法院通过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他主持第一次“院会”时就强调重视协调、廉洁的形象，发表公务员“十诫”，各级官员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馆、歌厅，也不得有铺张浪费的婚丧典礼，或其他几项不当娱乐。警察开始到上述场所检查，查对客人的身份证；几个公务员因为办了奢华铺张的婚礼，遭到免职处分。蒋经国尤其严惩受贿、渎职的公务员。检察官侦办了“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收受营造厂大额贿款的弊案。王是蒋经国的表弟，曾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蒋经国亲自批准逮捕王正谊并判处徒刑。

　　蒋经国主持“行政院”院会，要言不烦，通常40分钟就可以散会。“他讨厌形式，也不喜欢啰啰嗦嗦。”他搬弄手指头或者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通常要让拖得太久的报告中止，他就抚下颚。

　　蒋经国昭示内阁阁员，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简化官僚作风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政府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

　　邀请反对派喝茶

　　蒋经国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迈出改造国民党和逐步开放政权的第一步时，就意味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继续以刚柔并济的方法对付党外在野势力。1972年12月选举将近，在政界新秀康宁祥和“小钢炮”郭雨新、黄信介等党外活跃人物主导下，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

　　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集会之言行，情治单位建议“应该办几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王升还说，“康宁祥是匪谍”，但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开票结果，蒋经国非常满意。选民投票率逾七成，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率高达97%，囊括全部的县、市长。

　　康宁祥在“立法院”的质询，包括针对政府首长的发问很尖锐，但并不争论不休。私下里蒋经国欣赏这些党外人士，他曾经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他还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话题。

　　197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发展不错，政治上也呈现出较好的态势。

　　1973年12月，《大学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准许成立反对党。总编辑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职位。蒋经国主动延揽与《大学杂志》有关联的几位年轻学者，邀请他们进入政府及党部工作，保证他们可在体制内促进改革。

　　上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下令推出十大建设计划，包括兴建东岸铁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园国际机场、几个新港口以及铁路电气化工程。另外还开辟资本密集工业以生产石化、钢铁、铅、铜等产品。十大建设初步估计成本高达50亿美元。实际支出则超过这一估算的两倍以上。有些观察家说，适逢全球经济大危机，台湾没有力量完成这些宏伟计划。蒋经国的答复是：“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十大建设创造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建设，支持了下一波的高科技产业。

　　中坜事件：蒋介石不在后的第一次选举

　　1975年4月6日，蒋介石逝世，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宣布大赦，有约200名政治犯得到减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异议人士李敖。这是到此时为止，对于反对势力展现出的最大善意。接下来，蒋经国又把核准新刊物登记、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移交到钱复担任局长的“行政院新闻局”。不过，国民党的文工会和警备总部仍然保有取缔、关闭刊物的权力。

　　8月，钱复核准康宁祥、黄信介等党外人士申请发行《台湾政论》。这份刊物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这可是大禁忌！

　　《台湾政论》第5期刊登邱垂亮的文章，号召台湾人民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这一来逾越了言论尺度。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勒令停刊。5月，两位知名的党外人物以“意图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处徒刑。

　　1977年11月，台湾地区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省民意代表、台北市民意代表、县市长、县市民意代表、乡镇长），这次选举对台湾这种“控制下有限的民主”，提供很好的见证。投票日之前，李焕向蒋经国报告，国民党有可能丢掉几个重要席位。蒋经国表示，“党应该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但不该允许有作弊行为。”他说，“我们只要掌握51%就可以。”

　　11月19日，星期六。五项地方选举同时开选，将要选出1318个职位。由于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投票当天，作弊之传闻绘声绘影，到处都有。大约下午2点，中坜某投票所的选务人员被人看到，协助不识字的一对夫妇投票。党外候选人许信良的监票员高声抗议。群众围拢上来，威胁这位选务人员。警察把他带到投票所对面的中场警察分局保护。群众围在分局前，人数越聚越多。有人高喊：“法律有什么用？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啦！”下午4点钟，群众砸毁中坜分局玻璃窗，放火烧毁好几辆警车。

　　警政署立即请示“行政院长”蒋经国如何处理。蒋经国匆匆召集开会，有人建议派军队恢复秩序，蒋经国宣示：“我们不用军队。”中坜分局长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众开枪。直到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当选的消息后，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这次五项公职人员竞选，国民党只赢了76%，还丢掉好几个县市长的位子。

　　开弓没有回头箭

　　1978年，严家淦“总统”任期届满，3月21日，经“国民大会”通过，蒋经国终于名正言顺当选总统，总统府立即照会新闻界，第一不要称“领袖”，第二不要叫“万岁”。蒋经国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个普通党员、普通百姓。

　　68岁的蒋经国贵为“总统”，有一个专属的医疗小组照料他的健康。他多年来注射胰岛素，糖尿病得到了控制，心脏也很健康。他不好运动，但是几乎每周都下乡视察，足迹踏遍山区和不同的建设工地。可是，蒋经国当上总统后不久，就开始抱怨腿脚不舒服。不过，他仍旧不注意摄食。他曾对身为父亲医生的好朋友熊丸说：“人有需要听医生的话，但是也不能听太多。”由于他要求家人不得浪费，不能随便把剩菜倒掉，全家人经常吃剩菜剩饭。

　　政府替蒋经国购置了一辆防弹的卡迪拉克轿车，可是他把新车送给“副总统”谢东闵使用，自己照例坐那辆用了多年的别克汽车。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副总统”坐着一辆漂亮的新车刚出现，后面来了一辆旧车，来人竟是“总统”！

　　台湾情治机关继续严查叛乱案，对于逾越政治活动许可尺度的人士也没有放松。警察指控8个人涉及中坜事件暴乱，没收了上万册动乱的书刊，少数敢言的民营报纸之一的《台湾日报》遭受当局压力，把报纸转售给政府。不过，台湾政治气氛依然昂扬。反对人士稳定地扩大辩论的领域。省议会一些“议员”强烈批评警方，10月间有一家重要报纸更提出终止戒严的议题。康宁祥在“立法院”质询时，呼吁蒋经国采取明确措施，走向政治民主。蒋经国的回应是，要达到民主的理想，必须兼顾到现实，需要“一步一步”来。他还指示军方不要影响士兵及其眷属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如何投票，情治机关不要滋扰反对派人士。

　　1978年底的选举，党外候选人组成一个联谊会，在康宁祥领导下，发表12项政治主张，包括呼吁停止戒严、大赦政治犯、直接民选省、市长等。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史无前例。忠诚于国民党的主流媒体首度刊登党外候选人的照片、姓名，甚至政见。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工会主任楚裕秋，公开表示报界的开放是“好现象”。台湾的民主气氛已相当浓厚了。

　　（根据陶涵著《蒋经国传》整理，2010年10月华文出版社）

　　恩威并施，刚柔相济

　　蒋经国力促台湾政治转型

　　1979年1月1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一天，美国通知台湾即将中止外交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废止。

　　这一年，国民党内分裂情势是来到台湾之后最公开的一段时候。5月底，一群上年岁的资深“立法委员”要求终止岛内所谓的“思想污染”，警告说反对派人士已经给台湾的“共产化”开门。右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有理由担心蒋经国和改革派逐步朝向“有管制的自由化”走。借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党外力量多元化

　　1979年，康宁祥申请发行的新刊物《八十年代》得到通过。《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有心把这份刊物办成温和反对派的论坛。江春男公开宣称，他要避免刺激的文字，走可被接受的批判言辞路线。同年8月，“行政院新闻局”又批准另一位反对派“立法委员”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刊物《美丽岛》。与《八十年代》不同，《美丽岛》走的是“对抗性”、法律边缘策略。党外路线在这个时候开始分歧，一派是康宁祥、江春男等属于主流、温和反对派，一派是新起、比较激进的人士，后来被称为“美丽岛”集团。

　　同时，台湾街头也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这些刊物虽不逾越“煽动叛乱”、支持“台独”或以“武力推翻政府”的底线。但是批评的内容尖锐，也反映出岛内的言论尺度已有所放宽。蒋经国的改革派部属仍继续和知名的党外人士有个别、非正式的会谈。

　　本省籍的《美丽岛》集团声势最大，普受欢迎，杂志发行量在10至30万份之间，并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又主办街头活动。施明德后来在监狱时表示，创办《美丽岛》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

　　《美丽岛》杂志以纪念世界人权日的名义，申请准予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夜间烛火游行。警备总部以预计会危及社会秩序为由，驳回申请。康宁祥反对进行非法集会，黄信介等人则决定照样办理，不理禁令。《美丽岛》这批人相信，蒋经国不能、也不会利用武力遏制大众表达政治异议。王升和其他情治官员把迫在眉睫的危机向蒋经国提出报告。蒋经国重申他的指示：“在民众骚乱时，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派到现场的宪兵也不携带武器。”12月10日上午，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一篇重要演讲。他昭告780位党代表，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

　　蒋经国长篇演讲的主题是台湾的民主：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高雄暴乱事件震动全台

　　12月10日下午6点钟，群众开始聚集在《美丽岛》杂志高雄办事处前。演讲者手持扩音器猛烈抨击政府，誓言一定坚持游行。

　　晚上8点多，演讲者已把数千名民众情绪煽动到高度兴奋状态。《美丽岛》杂志总经理施明德，爬上载着扩音器的卡车顶上，领导一群年轻人开始移动。旁观者参加进来，群众越聚越多。数百尺之外，奉令“打不还手”的宪兵，隔街站成一线。游行群众挤过这道防线，可是在集会地点的暴徒竟然攻击附近的安全部队和警察分局。暴乱持续到半夜，军队才动用催泪瓦斯，驱散民众。当天夜里，共有183名员警，92名示威群众受了伤。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与会人士对于高雄暴乱大为震撼。幸好警方自制，加上暴力大部分是一面倒的情形，初期倒使政府方面普受同情。不仅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团体谴责暴徒，受尊敬的《自立晚报》与若干党外公职人员也责备暴徒。

　　蒋经国终于决定大举镇压，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蒋经国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12月14日，情治机关一举抓了黄信介以降100多个反对派带头人士，施明德逃逸后被抓获。

　　1980年3月18日，高雄事件8名被告到军事法庭接受史无前例的公开大审。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人权组织都派出观察员，美国及其他非官方关系之外交官、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申请旁听。独立的新闻媒体每天以两、三页全版报道，把反对派的政治观点呈现在800万名读者眼前。被告在庭上陈述，他们一连多天被剥夺睡眠、不停地接受侦讯（新闻界称之为“疲劳轰炸”）之下，才招供认罪。担任他们辩护律师的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都因此案一举成名，成为台湾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4月18日，军事法庭裁定所有8名被告叛乱罪名成立。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军事法庭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处有期徒刑12年。

　　真正的选举

　　蒋经国在高雄事件之后弹压激进的反对派，显示出他绝不宽容街头暴力。现在，他要展现另一新貌。因美台断交中止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定于1980年12月6日恢复举行，反映出蒋经国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心。他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干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反对阵营的激进派领袖大部分关在牢里，无法参与竞选，可是，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却披挂上阵，成为候选人。1980年12月的选举活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党外人士在避开诸如主张“台独”、直接抨击蒋家最挑衅性质的题目之外，几乎是畅所欲言，百无禁忌。

　　选举结果可说是蒋经国和他的改革同盟大胜。“立法院”70名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人士只当选7席。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从1979年开始，政府增加新的民众福利、修订公司法，最低工资由每月67美元调升为84美元，还设置劳工买房贷款专案，大幅增建民众住宅，提高对贫困户的福利赈济等。

　　1980年代初期，台湾的市民社会已经发展到非政治的领域，这种传统的民间社会，集中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这些力量并不包含愿意向政府挑战的团体。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地方及全国性的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这期间，劳资纠纷案件激增，反映出早先由国民党及资方主导的工会势力已告衰退。追求民权已经蔚然成风，谁也阻挡不了。

　　在政治改革的起跑线上

　　1983年初的蒋经国，已经行动不便，他告诉医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但是他不肯坐轮椅。台北的新闻界此时展现出活力、开放的气象，密切猜测接班问题──在蒋介石时代，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蒋经国上次住院期间，“总统府秘书长”成立“八人小组”，以防备“总统”不能康复或不能执行职务时，可以实施集体领导。蒋经国对这个动作心里不痛快。他的任期还有一年，要到1984年5月才届满。国民大会将在3月间投票选举他的接班人—“副总统”。蒋经国心里也明白，自己恐怕活不到1990年。

　　1983年，蒋经国认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大陆将日渐茁壮强大。他告诉同僚：“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蒋经国对德国《明镜周刊》就说：“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大陆往类似方向演变。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1984年10月，居住美国的作家江南（原名刘宜良）因写了对蒋家颇有冒犯的《蒋经国传》，被台湾情治机关联手黑社会杀害，“江南命案”震惊了世界。而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是幕后的参与者。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2和星期5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1985年8月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加以制止。12月1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他更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主政的问题，回答说：“既不能，也不会。”

　　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经国召回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回国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并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蒋经国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

　　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派“形势大好的一年”。在新年之际，已经没有人批评“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强调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目标”，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冲刺，让反对党来吧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蒋经国现在要进人下一阶段，实际执行基本大改革。国民党“中常会”在他指示下，成立一个24人的政治革新委员会，底下分成两组，每组各12名委员，各负责处理三个议题：结束资深“立法委员”的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

　　解除戒严是最关键的重大改革，一旦政府放弃动员勘乱时期紧急权力，撤掉不准组织反对党以及其他种种对民主政治的限制，就意味着改革实质性的向前跨出一大步。钱复等若干青壮派多年来一直向蒋经国建言，认为没有必要实施戒严法，它的存在只让反政府人士借题发挥。

　　这时候已经少有人公开反对蒋经国“真正过渡到民主”的构想，对于蒋经国的各项改革他们只能指出每项改革方案隐藏的问题与危险。譬如，“国防部长”宋长志就说，如果解除戒严，国家可能根基动摇。但是他并不反对，只是提醒：“我们必须小心。”

　　与此同时，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谢长廷等人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作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时突然宣布：政府预备“提议”解除戒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专访，形容蒋经国“神态轻松、自信，脑筋清明”。蒋经国在席间透露，国民党积极研究让新政党可以合法组党的问题。

　　当年的选举可以说跟美国的任何选举都一样，百无禁忌。民进党候选人敞开“反对蒋家”、“反对一切暴政”的旗帜。有些漫画把蒋经国戏弄为对美国人卑躬屈膝，还有些更大胆，把他画成猪头猪脑。有些候选人还公然指蒋经国是“猪仔”。这象征着台湾帝王式“总统”的日子已一去不复回，也是台湾民主史上的里程碑──可以公开批评，甚至讽刺调侃“伟大的领袖”。抗议者并不仅限于言辞抨击，他们焚烧“国旗”、国民党党旗，还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庭院抛进一枚炸弹。戒严还没有取消，警总再度促请蒋经国批准他们逮捕若干位民进党领袖。蒋经国依然不肯同意，相反，他还释放了13名政治犯，使得牢里的反对派人士只剩110人。

　　这次选举国民党获得70%的选票，立法院73席改选席次，国民党占了59位。民进党声称，建党才3个月，在各项不同职务的竞选，提名44人，当选23人，已经是一股不可漠视的反对力量。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报道台湾这场自由、民主的选举。

　　最后时刻想到的是民主和祖国统一

　　此时蒋经国的身体每况愈下，撒手人寰的阴影刺激他努力要在1987年内完成政治革新。他跟李焕长谈，表达对改革行动遭到掣肘，已经失去耐心，他有三个目标要李焕替他达成。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也就是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第三，“两岸统一”。这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1987年11月台湾宣布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

　　1988年1月1日，政府宣布开始受理新政党的注册、登记。事实上，已经有四个政治团体效法民进党，未经官方批准就建党了。蒋经国认为，孙中山1924年在鲍罗廷指导下，采取的列宁式政党架构组织，已经不合时代需求。按照这套架构，国民党是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以历史的任务来合理化党对真理、道德的垄断，这与多元、民主的社会，与开放、竞争的政治制度根本不相容。国民党在台湾要争取民众支持，就必须以可信服的方式，展现出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

　　1987年，国民党已经走上转化为现代政党的路，本省籍党员占了绝大多数。“立法院”里头新的国民党籍“立委”，绝大多数是年轻的改革派，是在剧烈竞争中击败在野党候选人才得到席次。

　　1987年是个丰收年，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蒋经国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成了全世界第10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存底接近400亿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之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最令人惊诧的是，家庭平均收入达到几近5000美元。

　　蒋家时代在台湾终结

　　1987年底，宋楚瑜拿一份杂志给经国先生看，杂志的封面故事赫然是，蒋经国有意给自己兴建一座豪华的纪念堂。蒋经国笑了：“我连给自己盖栋房子都没有，干吗要盖个大坟墓呀？”

　　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当局正式结束了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3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虽然已经有上述自由化措施，对当局及领导人积郁的怒气依然未消，许多新报纸、新政党强烈反对国民党，全岛陷入政治诟骂风潮。当年头4个月发生700多起街头群众示威活动，几乎全都唱着反对国民党的调子。

　　1988年1月13日当天上午，蒋经国抱怨身体不舒服。虽然医生一时找不到他不舒服的原由，还是替他注射静脉点滴。蒋经国要见见他的长子孝文。孝文见过父亲后，向母亲表示，父亲病容满面。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人休克状态。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他就已经撒手人寰。

　　“行政院新闻局”在4小时后公布了经国先生辞世的消息。当天夜里9点钟，李登辉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可是倒也似乎没起任何涟漪。13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但是，蒋经国之死，台湾首次不见传统的溢美赞颂、半宗教性质的谈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蒋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之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与节制。民进党宣布在三十天的“国丧”期间，停止一切政治示威活动。

　　当蒋经国逝世时，民主转型的工作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但大体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虽然未臻完善，但已在台湾“软着陆”。

　　（根据陶涵著《蒋经国传》整理，2010年10月华文出版社出版）

　　贴身随侍14年

　　亲历蒋经国改革之路

　　编者按：宋楚瑜，台湾亲民党主席，于1964年政治大学外交系第一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适逢蒋经国新任“行政院长”，希能选用一位英文秘书，蒋经国将此任务交给钱复，还特别交待，最好找年轻人。

　　钱复多方查访后，两度赴美相约宋楚瑜面谈，并推荐给蒋经国。宋楚瑜于1973年8月14日回台面见蒋经国，蒋甚为满意，让宋楚瑜早日回台。于是自1974年1月1日起，宋楚瑜开始担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后因表现良好，逐次提升，担任过“新闻局长”、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相当于宣传部部长）、副秘书长等职务，在这段任职期间仍一直兼任蒋经国幕僚与机要秘书工作，直至1988年1月蒋经国在“总统”任上去世。

　　今宋楚瑜以其在蒋经国身边14年的贴身观察，特为本刊撰文，首次描述台湾在蒋经国执政的十余年间，如何同时提升经济发展又进行政治改革，使台湾逐步走向民主与均富。其所描述的历程与经验，深具参考价值。以下是宋楚瑜本人的自述：

　　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我是钱复先生推荐给经国先生担任英文秘书的。为此，钱复先生还赴美两次找我面谈。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台湾面见经国先生，谈话四十分钟，谈了谈美国的状况，我把我的看法跟经国先生汇报。大概讲得还可以，经国先生决定要我早日回国。于是我回美国结束学业与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举家搬回台湾。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报到上班，那时我32岁。

　　说实话，要不要回台湾？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首先，我从未在政府任职，也无口译经验，所以十分惶恐，开始时一再谦辞。为此在这三个月中，我在乔治城大学刻意去旁听同步口译的课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间，我都是半工半读，未获政府或政党任何的补助。做学生时，我开始在图书馆打工赚钱，一小时美金二块七毛五分；为了支付儿子出生的医药费，帮教授细读《人民日报》（在微卷胶卷上）搜集研究资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报》，我每一页都看过，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赚取近二千元美金。经过七年的半工半读，我在美国有了工作，任职于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一个资料研究中心，师承后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 Kirkpatrick)（她曾两度与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专程来台看我）；内子陈万水还是华盛顿医师协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夫妻二个人每个月的工资超过2,500美金。回台湾，我担任经国先生12职等简任秘书（文官最高职等是14职等）的月薪仅相当于100多美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亏大了！”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译，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窗口。有时候还要帮“院长”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

　　后来我才发现，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会听也会讲。但他接见外宾时，除非社交应酬话，鲜少用英文，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所以，除非外宾所谈内容十分关键，通常英语不须中译，也因此节省不少时间。而且经国先生谈话要言不繁，我也能胜任愉快。

　　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我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

　　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也很会从许多小事中考察身边的人。比如说，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菜单等，都要事前呈核。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要“恰到好处”。当他秘书的人要把这些事记得清清楚楚，讲过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试着自己拟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错，少有直接称赞，最常说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准备的是，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逐步地交给你。

　　严以律己 恩威并施

　　经国先生对近身幕僚鲜少当面称赞，对近身幕僚的言行却管教甚严，当你参与的事务愈来愈多时，要特别小心，这时候同时在考核你的忠诚、廉洁和能力。不要说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属，如果有一点点在外面招摇，或有任何加油添醋、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就会被疏远。更别说被发现手脚不干净，那一定立即走人。

　　举个例来讲，经国先生爱下乡探访民隐。既是要探访民隐，自然不准大张旗鼓，到场大肆歌功颂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级官员事先布置蒙蔽。所以当时经国先生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一台前导车，一台厢型车就出去了，也没有警车开道，不搞排场。即使有安全人员，布置务求“隐而不露”，警卫不小心要是太嚣张、动作太大被看见，尤其是阻止民众接近他，当场不会发作，回到台北，警卫组长或侍卫长一定挨“K”。记得有一次我随经国先生到马祖，上岸之后，有一辆警车开道，我当时就知道大事不妙，回台北后不久，相关首长就被调职，未再重用。经国先生的理由是“战地还搞这一套”。但他也对贴身警卫们很好，每年过年必定与他们亲自餐叙，安全局还会送他们一块小金牌，只有两钱，刻有“尽忠报国”字样，作为一种识别与奖励。

　　经国先生律己很严，律下亦严，尤其在清廉这个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同学，王老亲自告诉我，他在俄国曾抱过蒋孝文，由此可见两家关系之深。王新衡先生当过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与徐旭东先生的父亲徐有庠先生共同创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几天，跟他有个聚餐，当面明白的跟他说：“我接院长后，要推动公务人员十诫，其中一项是不交际应酬，而我必须以身作则，所以就不方便吃饭、喝酒、见面了。”后来真的从未再与王新衡先生会面。

　　但经国先生并非仅仅严格御下而已。他对部属的关爱也十分贴心，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钱资助部属出国深造，夏龙与王家骅是我亲眼见过的例子。家父罹患癌症，必须送美就医，他知道我薪水不高，于是就下了个便条，用他私房钱补助家父医疗费用以及我护送家父赴美来回机票。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与过程中成长的，在一次次考核中，经国先生逐渐增加我的工作任务量。我开始参与一些特殊的国际联络事务，我奉命持经国先生亲签信函、以他私人秘书身份去美国与里根新政府接洽。而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我长期负责国内外文宣。到了党外反对运动出现，我则参与党外人士沟通协调。到江南案发生后，经国先生叫我参加情治首长例行会报，会后一五一十向他报告。以确保情治讯息通畅正确的传达。但他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只谈事不谈人，我也成了主政者与反对人士沟通的重要管道。

　　追踪管考 兼听则明

　　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经国先生的作法是：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的对谈，不是摸摸头，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他自己已对各种作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拍板决行。

　　为了油价问题，经国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成为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施政指导原则，“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他常说，他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能了解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真心诚意、自然平实，这是经国先生的正字标志。

　　而且经国先生就算对什么政策有意见，也不会跨过“行政院长”直接命令部会。他每周都会拨一个下午的时间，与“行政院长”孙运璇与俞国华充分交换意见，将上周的问题与下周的议题详细讨论，沟通有了共识后，这个政策才会出台，所以很少有朝令夕改的状况发生。每当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才会亲自出面召集核心财经官员会谈，参加的有“行政院长”、财经首长，会后一定有重要宣示，指示方向和原则，至于实施的细节，另由主管机关发布，权责分明。这从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就是如此。经国先生下乡探访，从不在现场宣布政策和措施，一定回到台北后，由相关单位宣布改革的新作法。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下乡成绩单。

　　但经国先生也不会只偏听高层官员的意见。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政策决定改革以肥料换谷，他到民间时常听取农民反应，对政府多年来的这项政策感到不满，他就先找“行政院”研考会组成项目，到民间普查民情，并检讨制度的缺失。经国先生并亲自约见专员、科长，直接面对面了解实情之后，他才以“行政院长”之尊约集各方开会，他亲自检查会议名单，甚至要求把台湾省农林厅管肥料的最基层官员都找来，亲自搞清楚来龙去脉才下决策。

　　对于重大建设或方案，经国先生通常是下决心后，就找一个人专门负责。用现在的用语就是“项目经理”，负责追踪管控所有进度，并报告所有问题。十大建设期间，每一项建设都有一位政务委员专责督导。经国先生则定期或不定期亲自召开会议，直接检查工程进度，协助解决问题，必要时到现场视察，保证质量无缺。我受这种作风影响甚巨，而这正是台湾省府团队受台湾乡亲肯定的由来。

　　那时李国鼎先生便是经国先生所倚重的“Trouble Shooter”(麻烦解决者)。拿新竹科学园区的例子来说，李国鼎先生向他报告土地法令的问题，他就把相关部会找来一起商量解决。当时半导体是啥，没几个人知道，商界笑称半导体业是“半倒体”，意思是开两家就会倒一家，根本没人敢投资。新竹科学园需要厂商进驻，政府却又不便下手投资经商，于是经国先生便要李国鼎先生去找国民党的财委会，用党的资金来投资台湾的下一代策略性产业，这才有了现在的台积电公司。经国先生更授权李国鼎先生在科学园区内设立“双语学校”，让回台人才的子弟不致教育中断，不会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限制，这样才能使海外的人才放心回来。

　　这些虽然是小事，却可看出经国先生的严谨。把身边的人管好，不滥权、不妄言、不贪腐，才会让自己明目而兼听。一个领导者免不了依赖身边的小圈圈，但如果让这个小圈圈包围了自己，封闭了言路，也就切断了领导者与现实间的关联，扭曲了领导者对事实的诠释，那几乎是一切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

　　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

　　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维持着发展与稳定间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这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时代在变 环境在变 潮流在变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于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但对于具体上怎么做？怎么让威权体制稳定的过渡到民主？不论政府与民间，国民党或党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一开始是江南案。说实话，这事经国先生完全不知道，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新闻报导扯到了台湾，他下令彻查，才知道是情治系统自作主张，搞出了毛病。此后又发生情治系统处理“李亚苹事件”不当，他才叫我去参加情治会报，帮他确实掌握情治系统动向。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我也从未对外透露。但经国先生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问题。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那时候，我从担任“新闻局长”开始与吴三连、李鸿禧、陈继盛等党外人士，胡佛、杨国枢、吕亚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诤言人士交换意见，余纪忠、王惕吾等媒体大佬，也都是我经常请教与沟通的对象，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作法上的建议。

　　举个例来讲，在决定解除戒严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的脱离戒严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

　　多方沟通 逐次过渡

　　另个案例是陈水扁。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现场常是“总统府”和台北火车站，情治系统的想法是“通通抓起来”，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有次陈水扁要发动4·19包围“总统府”，我就先找了梁肃戎先生(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会副秘书长)，透过他找到陈水扁的台大老师、曾任大法官的苏俊雄先生，然后一起到陈水扁民生东路的家中沟通，陈述利害后，陈水扁答应取消游行。

　　这成为多月以来第一个没有游行的星期日，情治首长都很高兴说要感谢我，虽然那天下雨，我一大早七点还是被邀去球场打球，因为他们说“风雨无阻”。打没两洞就突然接到电话，要我立刻到经国先生寓所报到。那天，他好高兴的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天，我坐在他病榻旁的小椅子，浑身湿答答的吹冷气，晚上发烧、发抖，当晚便因急性肺炎进了荣总，住了两个多礼拜。也蒙经国先生指派侍卫长、办公室主任、蒋孝勇兄不时前来探病。

　　党外沟通之外，还要跟社会弱势沟通，这两个系统都常上街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分清楚他们上街头的诉求与动机，分别沟通。

　　举例来说，因为军中待遇不高，早期坚持提早退伍、自谋生活者，只能领取一次少得可怜的退伍金，后来很多不是经商失败、就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不好还得政府补助，于是有一批自谋生活的老兵，因为退除役官兵的生活补助多年没有调整，跟物价上涨相比实在太低，于是包围了“行政院”闹了三天，俞国华院长只能从后门进出上班。我衔经国先生之命，半夜十时走到他们扎营地去沟通，转达经国先生的话：“我有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如果只有一口饭吃，我也会先给老兵们吃。”结果老兵们潸然泪下，开始撤退，一个不留。一早，这边经国先生也撤了“退辅会”主委的职务，并调整了老兵的生活补助金额。

　　内部转型 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中央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中央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中央日》报社长。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从威权到民主：民本、均富、廉能、公义是不变的价值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其次，一个国家的治理，起始于领导者身边人马的管理。经国先生深知，中国历代皆亡于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边的人尽皆低调而规矩，勇于任事却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们省府团队后来也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跟民主或威权的体制关系不大，而跟我们对政治信念与政治经验有很大关系。不把政治权力摆在民众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帮民众解决问题，能让人民生活变好的人，永远会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怀念。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民富而国强，民主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

　　蒋友柏眼中的祖父蒋经国

　　“他就是那个和蔼可亲的爷爷”

　　“你们听了这场演讲，千万不要下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可以把我当作学习、模仿的对象。你不是我，我也不认为有任何人可以复制我的做法！”2006年，蒋介石的第四代曾孙蒋友柏回台创业已经小有成就，在面对别人质疑自己的成功是靠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资源和背景”时他这样回答。

　　身处蒋氏家族后代的困境，蒋经国的二子蒋孝武曾经这样描述：“做的好，外界说是应该的，甚至归因于先人余荫；做不好，则指责交加，甚至扣上有辱先人的帽子。”时至今日，台湾政坛几乎已经看不见蒋家的痕迹，蒋家的后代大部分选择远走他乡，远离牵扯不断的是非功过。然而蒋氏家族对于台湾，已经深入骨髓，蒋家的子孙们始终无法回归为普通人。蒋经国对于台湾政坛或许是一颗明星，但对于他的子孙，只是家人。

　　对孙子和蔼可亲 对儿子管教严格

　　蒋友柏的母亲蒋方智怡在24岁那年嫁入蒋家时，父亲蒋孝勇25岁。当时令蒋方智怡最惊讶的是，婆婆蒋方良是很“东方”的西方人。在婆婆的心目中，家庭最大，先生最大，观念非常保守，很重视上一辈留下来的尊敬与孝道等价值观。

　　“婆婆比传统的中国女性还中国，一生的生活重心就是先生与孩子，公公蒋经国生前每天回家午餐时，一进门就用俄语叫婆婆的名字‘芳娘’，直到婆婆出来应声为止。公公对婆婆非常体贴，他们感情弥坚的程度，很难用言语形容。”对于蒋经国与妻子的深厚感情，蒋方智怡有着深切体会。蒋经国和蒋方良于患难中结合，蒋方良婚前从不知道蒋经国的真正“身份”，直到蒋经国从俄国带她回到浙江溪口老家，而后在中国这陌生的地方一辈子相夫教子，至今不曾返回故乡。

　　蒋方智怡结婚后，婆婆没有给过她压力，反而潜移默化教导，让她学习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从完全受美式教育的宋美龄嫁给曾经到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蒋介石，到留学俄国、娶进俄国妻子的蒋经国，这一家可以说是近代“最国际化”的家族之一。

　　大家族吃饭都是要有规矩的。蒋经国去世前，每个星期二或星期四中午，友柏和弟弟友常都会陪爷爷蒋经国吃饭。两兄弟的用餐礼仪完全是受军事化管理的：一，大人没动筷子之前，不能先动筷子，大人动筷子时，你才能开始吃；二，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三，在餐桌吃饭时，手肘不能放在桌面；四，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菜肴吃完；五，用餐完毕后，要把空碗放在盘子上，而离开餐桌时一定要得到允许，说“爸爸（妈妈）我吃好了”；六，等大人说“可以”之后，他们才能在说完“大家慢用”后离开座位。

　　友柏从小又胖又壮，身体比较好，常常很快吃完饭，就下桌去了；但是友常从小气喘，吃饭较慢，食量又小，所以常常通不过这种军事化管理。蒋方智怡还记得有一次在公婆家，孩子挑食说：“这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那时蒋孝勇口气比较凶地说：“这些统统给我吃掉。”蒋经国就说：“孩子不喜欢吃的，就不要勉强。”在蒋方智怡的印象中，蒋经国只说过这一次。

　　蒋经国对孙子和蔼可亲，对于儿子却管教严格。蒋孝勇小时候正值蒋经国最忙的时候。那时，蒋孝勇跟爷爷、奶奶比较亲，后来，他开始跟父亲比较亲，但蒋经国管孩子非常凶，蒋孝勇曾经表示，“我们知道爸爸那时对我们的期待，就像我们现在对孩子的期待，如果放松的话，对孩子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我非常感谢爸爸这样的管我。”

　　“爷爷趴在地上给我们当马骑都没问题”

　　因为出生在蒋家，蒋友柏拥有一个别人看来羡慕不已的童年。“我的成长过程，整个的就是一个虚晃的梦，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小时候我真的就像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心想事必成，要什么有什么；我所有的遭遇以及我走过的路，都好像是事先被安排好的。直到有一天，有人把我手上那个神灯拿走，我好像一下子被丢到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沙漠里，什么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

　　小时候，蒋友柏的理想就是当总统，稍大一点，他开始想学艺术，但是爸爸不准，因为艺术家活着时不会赚钱，过世后（作品）才会赚钱。直到在大学选择了金融，父亲才同意了。在蒋经国眼里，蒋友柏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两兄弟还小的时候，爷爷蒋经国就曾和蒋孝勇夫妇提过：“友柏将来会在‘事业’上面有所发展，是属于‘开疆拓土’的性格；友常，将来则会是个‘将才’！”套句现在的术语，友柏是属于创业家，友常则是专业经理人。如今的蒋友柏开办了自己的橙果设计公司，而友常则成了橙果的专业设计人，这恰巧应验了爷爷蒋经国当年的话。

　　“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爷爷讲国语，但是还是蛮难懂的，因为他口音很重。”相对与爷爷来说，蒋友柏还是比较怕爸爸，“我不怕爷爷，他就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爷爷啊，平时他趴在地上给我们当马骑都没问题，可是爸爸就比较严格，有时候也会打我。我跟爸爸是13岁才变成朋友的，13岁那年，爸爸发我烟牌，以后我在家里就可以抽烟了。”

　　蒋经国是一位开明的父亲，有一次父子谈到某件事受到蒋经国的责备，但事后证明蒋孝勇是对的，蒋经国就对蒋孝勇说：“对不起！”

　　蒋家的家教模式，有西方的开明，也有东方的服从。蒋孝勇看见了蒋经国对祖父蒋介石定时地请安，陪他吃饭，无微不至的孝道，这对蒋孝勇影响非常大，他也是如此对自己父亲。他常常跟蒋友柏说：“身教比言教重要，今天爸爸能做的，就是尽量用身教来教你们，让你们自己来体会。”蒋经国晚年，蒋孝勇和父亲几乎天天在一起，即使是出去开会，从离开台北到回来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7天，不管再重要的会议都是如此，他对蒋方智怡说，爸爸在的时候，离开他7天已经是极限了。

　　爷爷去世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在幼年的蒋友柏眼里，奶奶蒋方良跟中国人没什么区别。“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奶奶是外国人，奶奶的宁波话讲得非常好，后来知道以后还蛮惊讶的。家里人不会谈论这些，奶奶和爷爷的事情很多是我后来从书里面看到的，那时候对他们又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蒋友柏的曾祖母宋美龄还曾帮他修改英文文法。“就是因为曾祖母帮我改作文，我的英文文法才慢慢变好，就是想让她少画一些叉。我跟曾祖母接触还是蛮频繁的，因为我在纽约读书。”在友柏眼里曾祖母从来都是那个衣着光鲜的妇人。“我从来没有看过她没穿好旗袍、没画好妆、没戴珠宝的样子。我们去看她也是一定要穿西装，这是一个基本的礼数。”宋美龄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传奇女性，对于蒋友柏，只是家人。

　　“1988年，爷爷去世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那天回家，母亲讲说我爷爷要去世了，我们就换了西装过去。当时父亲非常难过，我虽然哭了，但是因为还小，也不会有整个世界都破灭了那种感觉，跟父亲的那种痛苦是没办法比的。小时候也不懂他为什么会那么伤心。后来我们大概陪了父亲两个月，希望他高兴一点。”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后，包括慈湖与大溪陵寝都是蒋孝勇亲自监工点收，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亲自去看过。

　　也许是看透了政治的尔虞我诈，也许是遵循父亲“蒋家人不能再碰政治”的遗言，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孝勇立即携妻带子远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定居。“爷爷去世了，家里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人情世故都变了，后来家里决定到国外去。那时候熟悉的一切都在这里。这里的一切都要放弃，我当然不愿意去，但是家里已经决定了，我也没有选择。” 随后为了子女的教育，一家人又迁移到美国旧金山。2003年，蒋友柏回台湾开办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不久后开始进军大陆市场。

　　爷爷蒋经国的年代已经远去，34岁的蒋友柏，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蒋字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很高兴姓蒋，”但是“我希望我会成为蒋家的第一代”。

　　台湾那些年

　　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的气氛古怪压抑，就像一只充满了气的气球，将破未破。重大的基础建设即将完成，经济开始腾飞，但大家都在等待那种“冲破”的气氛。

　　全民皆党员

　　这段时期的台湾，用后来官方一些政令所倡导的文章形容就是“风雨飘摇”。在台湾当局的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久，接踵而至的便是1978年底的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在人心惶惶的社会氛围下，有办法的人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是国民党党员。只要上高中，学校的教官或老师就会用各种手段暗示学生加入国民党。当然，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业绩压力的。高中生哪会分辨那么多，只知道加入国民党会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便都乖乖地填了资料入党。

　　当兵时，部队辅导长也会要求大家入党。在台湾的义务兵体制下，尤其像几十年前那种一当兵就要当两三年的艰苦时期，做国民党员在部队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好事爽差，大家在利诱之下，就这样入了党。

　　现在问台湾四五十岁的男人，谁没入过国民党，可能很难找到，不过大部分都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活动，成了“失联党员”。有一年，国民党进行党员资料整理，意外发现许多民进党及亲绿人士都曾是国民党党员。

　　风气之先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了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能持续多久。

　　1979年对于台湾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安宁的一年。元旦节，美国就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讨的对象。

　　对一般百姓来说，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开放去岛外观光。过去只有经商、公务、留学才能离开台湾，现在没有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离开台湾观光了，因此，香港瞬间就被台湾人“占领”。

　　经济发展牵动参政意识

　　美丽岛事件以及来年的大审，绝对是影响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一件大事，不管是当初给台湾人民的震撼力，还是后来对当事人、辩护律师们的未来发展，都影响重大。

　　这次审判不仅引起全台湾民众的关注，国外的人权团体及媒体也很关心。国民党为了展示开明作风，虽然这是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但也没像以往那些做太多的限制与操纵，因此各大报皆可找到判决及答辩全文。

　　因为信息如此透明，这些言论也为台湾民众新开了一扇窗，上了一次值得好好思考的政治教育课。的确，这些言论如解除军事戒严、“国会”全面改选等，虽然在当初被视为洪水猛兽，倡议者也被冠以“叛乱分子”、“野心分子”等恶名，但这些诉求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民进党成立让全台湾震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民众都被教育着共产党“血洗台湾”，因此从很小开始我就有这种阴影，害怕真的被血洗了。一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的一般民众才慢慢从这阴影中走出来。

　　1986年9月28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但当时党禁还没有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惊，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

　　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则反复嘀咕“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了继续下面。

　　老兵返乡却不能回到从前

　　到了1987年，外省老兵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长久思乡的煎熬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体制愿意让步，开放返乡之路。这年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斥着所有媒体的版面。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的夙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更多现实的问题产生了。

　　很多老兵都说：“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时至今日，“大陆探亲”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这群人也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话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

　　时代的步伐越发轻快，这年的“解严”，结束了台湾长达38年，号称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对台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虽然戒严对一般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太直接的影响，但到底还是会产生一些心理压力的。戒严时代，社会看似和谐，其实暗藏汹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牵涉到，从而人人自危。

　　似乎那个年代更好

　　到了1988年，又有两个禁忌被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报禁很好理解，发禁则是指：过去台湾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仪容规定，在发型方面，男生一律都是三分头，女生一律都理着耳下一公分，俗称“西瓜皮”的发型。发禁开放后，这个规定由校方自行考虑是否遵循。

　　发禁解除的第二天，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我还记得那晚大约8点半左右，我们一家人在看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时，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了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了那里，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凝固了。

　　翌日到了学校，发现一早就弥漫着异样的气氛。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其实小学生也不太当回事，但都能察觉到老师的神情有异。当天的朝会，降半旗。

　　现在有许多台湾人张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不能否认，就是：蒋经国之后，台湾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根据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