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宋子文不供经费被扇耳光

　　耳光风波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有言道，两人一好，必有一恼。

　　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财神”，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财神”。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

　　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所指的就是针对南京政府无计划、无政府、无预算的“三无主义”和蒋介石不顾国力、财力一味地“剿匪反共”。

　　从宋子文上台不到7年，蒋介石已经与共产党打了6次大仗了。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4次“围剿”，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决心有增无减。在1930年底到1932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部队；第三次“围剿”，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达50万军队。另外再加上北代，可以不难看出宋子文理财的数十亿元钱哪儿去了？蒋介石由于野心的膨胀，可不管那一套，一个劲儿地“剿共”第一，他不懂财政，只管伸手要钱，也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于是宋蒋交恶的事事在必然，只是时日问题。

　　开始，宋子文还是让他几分。可是宋子文也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有个性、有见解、干工作认真的人。他不像孔祥熙那样婉转，对主子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对有些问题还是敢提意见的。在宋子文复出南京财政部长时，他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第五次“围剿”。有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但这次“围剿”要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中进行。

　　这天，蒋把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说：

　　；我要进行第五次‘围剿’，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么！”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党国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匹！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去球！”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匹！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自视清高的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为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朵“红霞”立刻挂在了脸上。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耳光风波惊动了宋家两兄弟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最先听到哥哥子文被打的消息是子安。当时子安正在银行里查账，秘书小柳过来耳语了一番，子安神情十分紧张，立刻又拨通了二哥的电话，通知了子良，接着就跑出了楼，驱车直奔子文官邸。殊不知，他的车刚到门前，就看见子良的红车已进了院子，先他一步到达。

　　在院子里，二兄弟相见后，直奔子文的会客室，正好碰上大嫂张乐怡。

　　“大嫂，大哥哩？”

　　“在卧室里躺着哩。”

　　二兄弟接着噔噔地上了楼，进了卧室，只见大哥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大哥，没事吧？”

　　“……”宋子文不答话。

　　子良见大哥不说话，又道：“他要欺负宋家，没那么容易！你老大发话吧，我们两兄弟该怎么做，你就直说吧！”

　　“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宋子文对这位曾在上海洋行里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宋子文发了一阵牢骚，守在旁边的妻子张乐怡，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只能暗暗地流泪。

　　子安说：“这事我们跟他没有完！”

　　子良问：“这事大姐和三姐知道了吗？”

　　张乐怡摇了摇头，把一杯水送到宋子文床前：“喝口水吧？”

　　“……”子文不说话揭开了被子，吼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乐怡，你给我拿笔墨来，我不当这条狗啦！”

　　妻子放下茶杯，脚步轻轻，忙从书房里取出墨笔来，送到子文面前，子文挥笔面景，写下了辞职报告。“让子良给我送去吧。”

　　宋子良接过这份报告，沉甸甸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便挂电话给美龄，不通。接着又挂通了大姐霭龄的电话。

　　“天都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霭龄问。

　　“我大哥被老蒋打啦，也不吃也不喝，又写辞职报告，我也没主意了。”

　　“到底怎么回事？”霭龄急问。

　　“一句半句，我也说不清楚。”

　　子良也道：“到客厅，让大哥休息会。”

　　“好的。”

　　美龄和子良、子安和乐怡刚在客厅里坐下，门外一阵车鸣。“是大姐来啦！”子良告诉美龄。接着，四人迎过来。

　　“大姐。”美龄叫道。

　　“美龄，你也在这？”霭龄道。

　　“我也是刚刚来。”

　　“你来了就好了，这老蒋太不像话了！你采了我们宋家的鲜花，还打我们宋家的人！我们不给他算账才怪哩！”霭龄嗓门很大，一串话像打机枪似的。

　　“看看你大哥去。”

　　霭龄在美龄、子良、子安、乐怡的陪同下，到了子文的卧室。

　　“子文啊，你感到怎么样？需要不需要看医生？”霭龄心疼地问。

　　“……”子文仍是不吭气。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乐怡出来劝道。

　　“美龄，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账不可！让他的官当不好！”霭龄此话说给小妹听，更多的是说给子文听的。

　　在客厅里，霭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悲伤。要保重身子为重。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是，话说过来，你是委员长，他是财政部长啊！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这叫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我现在怕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霭龄说到这，把目光投向了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吧，有小妹在，我量他是不敢的！”美龄软中带硬。

　　“有你保证，我们兄妹就放心了。”其实，霭龄心里也很复杂，蒋介石曾放出风来，让祥熙接任大弟的财政部长，即喜又悲。她们姊妹既然上了蒋家的车，谁也离不开谁了，共同的利益，把她(他)们连在一起了。“哎，这个世界也真复杂啊！？

　　宋美龄“大闹老蒋”

　　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闹得老蒋不能入睡，非要老蒋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怨我，我不该抽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有成见，今后不加害于他！”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娘同胞，我姓蒋的是疯子还是傻子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那就立字为证么？”宋美龄抓住不放。

　　“好好好，立字斟句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也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国舅一直留有情面。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批准。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了也心平气和。

　　说起宋子文的辞职来，自从他抛开血浓于水的二姐宋庆龄后，与蒋介石结成君臣关系的7年间，就先后提出过4次辞职报告。

　　且说第一次辞职是1929年8月6日

　　1929年8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允允许复职。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元，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当天晚上，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

　　这次辞职，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开，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迹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党政府主席等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月30日，改组行政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代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代理财政部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当时的财政，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1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行，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须1800万。”自宋子文下台后，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黄本人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设法，才搞到300万，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0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代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于1932年1月29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1个月时间，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科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

　　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个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安安内”的政府，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做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

　　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7月12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只有这次辞职报告在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在宋美龄的活动下，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委委员；

　　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辉煌。

　　宋子文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此职无经济实权、无经济实体，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协调机构。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孔祥熙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帽子大了，名字高了，宋子文也不失明智之举。

　　随着时间的延伸，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渐渐淡忘在人们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