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宋子文不供经费被扇耳光

耳光风波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有言道,两人一好,必有一恼。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财神”,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财神”。“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

主要角色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宋子文不供经费被扇耳光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宋子文不供经费被扇耳光

  耳光风波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有言道,两人一好,必有一恼。

  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财神”,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财神”。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

  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所指的就是针对南京政府无计划、无政府、无预算的“三无主义”和蒋介石不顾国力、财力一味地“剿匪反共”。

  从宋子文上台不到7年,蒋介石已经与共产党打了6次大仗了。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4次“围剿”,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决心有增无减。在1930年底到1932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部队;第三次“围剿”,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达50万军队。另外再加上北代,可以不难看出宋子文理财的数十亿元钱哪儿去了?蒋介石由于野心的膨胀,可不管那一套,一个劲儿地“剿共”第一,他不懂财政,只管伸手要钱,也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于是宋蒋交恶的事事在必然,只是时日问题。

  开始,宋子文还是让他几分。可是宋子文也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有个性、有见解、干工作认真的人。他不像孔祥熙那样婉转,对主子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对有些问题还是敢提意见的。在宋子文复出南京财政部长时,他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第五次“围剿”。有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但这次“围剿”要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中进行。

  这天,蒋把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说:

  ;我要进行第五次‘围剿’,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么!”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党国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匹!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去球!”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匹!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自视清高的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为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朵“红霞”立刻挂在了脸上。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耳光风波惊动了宋家两兄弟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最先听到哥哥子文被打的消息是子安。当时子安正在银行里查账,秘书小柳过来耳语了一番,子安神情十分紧张,立刻又拨通了二哥的电话,通知了子良,接着就跑出了楼,驱车直奔子文官邸。殊不知,他的车刚到门前,就看见子良的红车已进了院子,先他一步到达。

  在院子里,二兄弟相见后,直奔子文的会客室,正好碰上大嫂张乐怡。

  “大嫂,大哥哩?”

  “在卧室里躺着哩。”

  二兄弟接着噔噔地上了楼,进了卧室,只见大哥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大哥,没事吧?”

  “……”宋子文不答话。

  子良见大哥不说话,又道:“他要欺负宋家,没那么容易!你老大发话吧,我们两兄弟该怎么做,你就直说吧!”

  “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宋子文对这位曾在上海洋行里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宋子文发了一阵牢骚,守在旁边的妻子张乐怡,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只能暗暗地流泪。

  子安说:“这事我们跟他没有完!”

  子良问:“这事大姐和三姐知道了吗?”

  张乐怡摇了摇头,把一杯水送到宋子文床前:“喝口水吧?”

  “……”子文不说话揭开了被子,吼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乐怡,你给我拿笔墨来,我不当这条狗啦!”

  妻子放下茶杯,脚步轻轻,忙从书房里取出墨笔来,送到子文面前,子文挥笔面景,写下了辞职报告。“让子良给我送去吧。”

  宋子良接过这份报告,沉甸甸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便挂电话给美龄,不通。接着又挂通了大姐霭龄的电话。

  “天都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霭龄问。

  “我大哥被老蒋打啦,也不吃也不喝,又写辞职报告,我也没主意了。”

  “到底怎么回事?”霭龄急问。

  “一句半句,我也说不清楚。”

  子良也道:“到客厅,让大哥休息会。”

  “好的。”

  美龄和子良、子安和乐怡刚在客厅里坐下,门外一阵车鸣。“是大姐来啦!”子良告诉美龄。接着,四人迎过来。

  “大姐。”美龄叫道。

  “美龄,你也在这?”霭龄道。

  “我也是刚刚来。”

  “你来了就好了,这老蒋太不像话了!你采了我们宋家的鲜花,还打我们宋家的人!我们不给他算账才怪哩!”霭龄嗓门很大,一串话像打机枪似的。

  “看看你大哥去。”

  霭龄在美龄、子良、子安、乐怡的陪同下,到了子文的卧室。

  “子文啊,你感到怎么样?需要不需要看医生?”霭龄心疼地问。

  “……”子文仍是不吭气。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乐怡出来劝道。

  “美龄,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账不可!让他的官当不好!”霭龄此话说给小妹听,更多的是说给子文听的。

  在客厅里,霭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悲伤。要保重身子为重。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是,话说过来,你是委员长,他是财政部长啊!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这叫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我现在怕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霭龄说到这,把目光投向了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吧,有小妹在,我量他是不敢的!”美龄软中带硬。

  “有你保证,我们兄妹就放心了。”其实,霭龄心里也很复杂,蒋介石曾放出风来,让祥熙接任大弟的财政部长,即喜又悲。她们姊妹既然上了蒋家的车,谁也离不开谁了,共同的利益,把她(他)们连在一起了。“哎,这个世界也真复杂啊!?

  宋美龄“大闹老蒋”

  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闹得老蒋不能入睡,非要老蒋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怨我,我不该抽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有成见,今后不加害于他!”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娘同胞,我姓蒋的是疯子还是傻子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那就立字为证么?”宋美龄抓住不放。

  “好好好,立字斟句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也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国舅一直留有情面。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批准。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了也心平气和。

  说起宋子文的辞职来,自从他抛开血浓于水的二姐宋庆龄后,与蒋介石结成君臣关系的7年间,就先后提出过4次辞职报告。

  且说第一次辞职是1929年8月6日

  1929年8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允允许复职。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元,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当天晚上,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

  这次辞职,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开,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迹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党政府主席等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月30日,改组行政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代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代理财政部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当时的财政,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1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行,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须1800万。”自宋子文下台后,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黄本人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设法,才搞到300万,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0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代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于1932年1月29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1个月时间,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科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

  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个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安安内”的政府,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做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

  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7月12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只有这次辞职报告在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在宋美龄的活动下,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委委员;

  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辉煌。

  宋子文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此职无经济实权、无经济实体,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协调机构。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孔祥熙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帽子大了,名字高了,宋子文也不失明智之举。

  随着时间的延伸,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渐渐淡忘在人们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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