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鼓舞队员们，对阻碍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所谓“打老虎”的来历就在此。 1948年,蒋经国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击奸商非法屯积行为，将矛头瞄准豪门巨富，称之
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鼓舞队员们，对阻碍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所谓“打老虎”的来历就在此。
1948年,蒋经国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击奸商非法屯积行为，将矛头瞄准豪门巨富，称之为“打老虎”。
1948年，蒋经国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击奸商非法屯积行为，将矛头瞄准豪门巨富，称之为“打老虎”。
1948年夏，蒋家大公子蒋经国临危领命，前来上海“打老虎”，试图重拳打击上海的投机商，将上腾的物价降下来，但结果，黯然收场。
在这场经济上的“打老虎”运动中，如果蒋经国知道他除了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及对挽救经济的信心，便一无所有了，那么即使他贵为“太子”，也不一定会来趟上海这潭浑水。
蒋公子临危领命
1948年的夏天，南京国民政府刚从国民大会的喧嚣中平静下来，蒋介石也以总统身份履新视事。但蒋总统高兴不起来。
7月，河南省国大代表跑到总统府前哭诉，因为在豫东战场，国民党军刚刚丢失了两个整编师，又丢了开封，国大代表们一哭二闹就差上吊，让蒋介石好不头疼。
除了河南，其他战场也形势不妙，在山东，华野部队正向济南集结，山东的首府济南已成为孤城；在东北，林彪的百万大军对北宁线虎视眈眈，辽沈会战一触即发。
除了军事态势，更加让蒋总统愁苦的是经济形势，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48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260万亿元，战争的胶着，让军费高达财政支出的69%。为了支付军费，国民党政府发行了660万亿元的法币。
这一年的4月2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对国民政府的4.63亿美元的援助，但这些援助仍然没有发出，对蒋介石而言显得遥不可及。
没钱的国民党政府还缺乏物资，东北、华北、华东大片产粮区落入了共产党的控制，造成粮棉等物资缺乏；山东、江苏丧失了大部分盐场，让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收大打折扣；津浦线、平汉线、陇海线三条铁路线的中断造成了物资运输困难，运费高昂，本来就少的物资更难周转。
战争每一分钟都在吞噬着大量的资源。南京政府不断消耗着日渐消瘦的外汇储备买来各种各样的物资，供应前线和应付国家的运转。
毫无疑问，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不挽救正在崩溃的经济，战争也必输无疑。8月19日，蒋介石依据“戡乱条例”对外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它主要针对货币和物资进行了规定：
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为保护金圆券的坚挺，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流通买卖。
然后严格管制物价，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同时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严惩囤货居奇。
蒋经国这一年38岁，他拿着这一纸命令，以及经济副督导员的任命，来到上海。“太子”身份，手握尚方宝剑，下面一众亲手调教出来的干部。除了这些，蒋经国没有钱，没有物资，一无所有。但他踌躇满志，发誓要在上海为他的父亲稳定经济，挽狂澜于既倒。
骑在虎背上了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势头，8月23日和27日，蒋经国两次指挥上海的军警，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搜查。
另外，他召见了上海经济界的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头面人物，胁迫其申报金银外币的存量，限时送交中央银行。周化民和戴铭礼抗命不从，蒋经国立刻拘捕二人。上海煤炭火柴大王刘鸿生被迫交出美元230万元、黄金8000两、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此时也不得不交出外汇114万美元。
为杀鸡儆猴，蒋经国把有孙科做后台的上海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并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人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名逮捕入狱。消息传开，整个上海经济界大为震动，那些经济大佬只得表面听从。因而物价在短时间内稳定了下来。
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鼓舞队员们，对阻碍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所谓“打老虎”的来历就在此。
表面上物价稳定住了，但除了行政命令和吓唬人的枪杆子，蒋公子没法调动全国的物资到上海平抑物价。而上海地区的限价令更是让周边的物资望而却步。经济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蒋经国在强行压制资本家的过程中，抓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上海滩大佬的儿子被抓，在当年是轰动的大事，杜月笙不动声色一方面高调表示支持蒋经国，但另一方面却使出了手段——办我儿子可以，但请你去看看扬子公司。
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人们不禁吃了一惊，扬子公司是孔祥熙公子、蒋经国表弟孔令侃的产业，在上海是谁都摸不得的大老虎屁股，难道蒋公子真是六亲不认？其实此时的蒋经国比谁都心焦，在日记中写下：“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
但小蒋很快发现，扬子公司曾按要求在社会局登记过货物，孔家这位亲戚于情于法都不该法办。
蒋经国到底败给了谁？
问题不在于抓了谁，而在于任何人都无法和经济规律抗衡，缺乏物资供应，因为行政命令压制住的物价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金圆券发行仅15天，汉口、重庆和广州的物价就分别上涨了21%、40%和83%，唯独上海因为蒋公子的存在，还能勉强维系。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希望美国能提供5亿美元贷款帮助稳定金圆券，就如当初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发行法币那样。但此时杜鲁门政府已经抛弃了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有金融贷款。
10月8日，蒋介石从北平飞回上海，宋美龄跟他说了什么外人无从得知，但蒋介石和蒋经国谈过后，事情就悄然变化了。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
最后，孔令侃离开上海，转赴纽约，交给政府600万美元，和杜家有关的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1/4的价格抛售了一批棉花，杜维屏便回了家。
从表面看这些“大老虎”都向蒋经国低头，但物价最终还是狂飙突进，限价令在11月1日轰然倒塌。
经国打虎，以失败告终，但他不是输给老虎，而是败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如《蒋经国传》里说的那样：“由于上海以外地区物价迅速攀升，商人和民众拥入城里，买尽一切商品、物资。虽然当年秋天浙江、江苏省谷物大丰收，上海却严重缺粮。原料也一样缺乏，生产商遂停止生产。”
一年之后，1949年11月，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12道指令，命令全国的棉花纱布向城市集中，长江中游的集中到汉口，西北地区的集中至西安，华北的纱布集中津京。
接下来是粮食，陈云从11月开始命令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运粮食1000万斤，从四川征集4亿斤粮食援助上海，另外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
内外夹击之下，以上海为首的投机商没法抵御全国集中的物资，面纱和粮食的价格开始跳水，上海投机商终于被接替南京政府的共产党人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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