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傅斯年如何攻倒孔祥熙

傅斯年(左)与胡适(中)孔祥熙是民国政坛上的著名不倒翁。他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3年任行政院副院兼财政部长。1938年,升任行政院长。一直官运亨通,步步青云。但是,以1939年11月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为转机,开始走下坡路。

主要角色
傅斯年(左)与胡适(中)傅斯年(左)与胡适(中) 傅斯年(左)与胡适(中)

  孔祥熙是民国政坛上的著名不倒翁。他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3年任行政院副院兼财政部长。1938年,升任行政院长。一直官运亨通,步步青云。但是,以1939年11月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为转机,开始走下坡路。至1945年,竟轰然倒下。

  孔祥熙的倒台,当然是他自己及其家族多行不义以及失宠于美国人的结果,但是,也和傅斯年等人的一再抨击、反对有关。其具体经过,过去由于资料较少,不得其详。今据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参以其他资料,作一探索。

  傅斯年的讨孔,涉及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治理问题,总结有关历史经验,当不无意义。

  1938年,傅斯年首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

  南京沦陷之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办公,抗战形势愈加严峻。1938年元旦,国民党改组中央行政机构,以孔祥熙为行政院长。但是,这一任命迅速受到了著名学者、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斯年的强烈反对。同年2月末或3月初,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猛烈抨击孔祥熙的为人与为政。

  函件一开头就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将土、官民“正在为民族生存作空前之奋斗”,“国步艰难”,但是,外交、行政却未能发挥效能。傅斯年分析其原因,认为关键是“负责之人另是一格”,“作来一切若不相似”。

  傅斯年此函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陈述孔祥熙1937年出使英国,祝贺英皇加冕时的情况,历举英国外相艾登、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对孔祥熙的批评,以及孔本人“举止傲慢,言语无礼”的事例,说明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不利于争取英美的财政援助。次述孔祥熙听任儿子指挥财政部大员,未成年的小女儿管理机要电报,以致物议蜂起的情况,说明“似此公私不分,未有近代国家可以如此立国者”。

  傅函的第二部分批评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宠惠,说他“绝不努力,绝不用心”,“毫无精神,鲜谈正事”。但是,傅斯年批评王宠惠,还是为了批评孔祥熙。傅斯年认为,王宠惠之所以表现如此,乃在于孔祥熙”指挥自决”,过于专权,使外长等于秘书、跟班。函件说:

  孔氏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再积以时日,恐各部皆成备位之官,不只外交失其作用而已。

  函末,傅斯年保证:“其中绝无虚语,皆有人证、物证,斯年负其一切之责任”。

  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其特点是“以领袖之意志为意志”,一切惟蒋之命是听,因此,深得蒋的喜欢。傅斯年上书之后,孔祥熙曾于4月25日上书蒋介石,要求辞职,但为蒋慰留。

  傅斯年等联名上书,多方面说明孔祥熙不能担任行政院长

  第一次上书无效,傅斯年不肯罢休,酝酿再次上书。不过,这一次不是个人行动,而是与人联署了。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大会在武汉召开,傅斯年被聘为参政员。会前,傅斯年即积极活动,制造倒孔舆论。孔祥熙听到风声,在参政会报告时特别卖力,企图讨好参政员。但是,傅斯年等仍于7月12日致函蒋介石,从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等方面,条分缕析地论证,孔祥熙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一职。函称:

  第一,就中国官场应付技巧言,孔祥熙可称超群的上等人才,然而,对建设近代国家、主持大政的良规大义,却毫无所知。

  第二,孔祥熙纵容夫人、儿子聚敛金钱,奢侈、豪华,“实为国人所痛恶”。

  第三,孔祥熙用人唯亲,凡山西同乡及旧时同僚,都优为安插。

  第四,孔祥熙国际舆论不佳,难以得到援助。

  第五,孔祥熙以孔子后裔自负,而“持身治家”,每多“失检”。

  函件最后,傅斯年等要求蒋介石为抗战前途计,“审察事实,当机立断”,免去孔祥熙的职务,以慰四海之望。

  蒋介石事前就知道傅斯年在酝酿联名上书,很不高兴。书上,自然没有结果。

  第三次上书,52人联名,向孔祥熙发动猛烈进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会前4天,在国民参政会谈话会上,傅斯年等发表激烈的抨击孔祥熙的谈话,得到多人同情,于是,决定再次联名上书蒋介石,继续讨孔。会议推7人起草。同月27日定稿。

  函件要求严格考核国家要员的功过与声名,分别晋升或罢退。函件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抗战以来的外交和财政,认为所有”迟缓、疏忽、懈怠,以及人事纠纷”等等问题及其损失,都在于有关官员的不称职。函件最后将责任归结到孔祥熙身上:

  即如行政院长之大任,在平时已略如外国之首相,在此时尤关于战事之前途。若其人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则国家之力量,因以减少者多矣!

  政治学上有所谓”全盘否定”说,本函指责孔祥熙”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言词之激烈,否定之彻底,可以说无以复加了。

  时值抗战艰难时期,傅斯年等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愿意张扬此类事情,在函中特别说明,为避免滋生”误会”,故”密陈左右”,不在参政会上讨论,也未向外人泄漏。函稿宣读完毕,众人纷纷签名。

  30日,孔祥熙出席参政会作财政报告,受到严重质询。会后举行茶会,孔祥熙故作姿态,”专说笑话”,众人更加不满。

  当日签名者迅速增加,计胡景伊、张君劢、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张澜、罗文干、钱端升、罗隆基、梁漱溟、梅光迪、张申府、王造时、马君武、许德珩、梁实秋等52人。

  10月31日,傅斯年等将函件密封后,送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呈蒋介石,但几天后就被退回。当时,蒋介石正在湖南主持军务,傅斯年等便托马君武持函返桂,转赴湖南衡山面呈,同时又抄了一份副本,通过有关渠道送呈蒋介石。

  胡适不赞成倒孔,但傅斯年的上述文章,仍被胡适称为”打孔家店妙文”。

  参政会上多次开炮,孔祥熙失去行政院长职务

  参政会是具有代议性质的民意机关,参政员有权对政府各级官员提出质询。现存傅斯年档中,保存有好几件在参政会上的质询稿,可见傅斯年对于孔祥熙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其中,傅斯年抨击尤烈的是财政人员的风纪。如,财政部次长徐堪夫人使用外交护照,携带行李数十件经过美国旧金山时,因发现若干过于贵重的物件,和海关发生争执。傅斯年据此提出:”查高级官员之妻,似不当用外交或官员护照;又此时捆载赴美,未知与节约运动有无不合?”

  又如,财政部所属盐务总署总办朱廷祺崇拜”老祖”,每日请坛扶乩,且在署中提倡。傅斯年据此提出,”未知孔部长是否注意及此?”

  再如,当时财政部在香港等地有不少冗员,虚靡国帑,傅斯年提出:”未知是否皆有任务?”

  同年,因物价暴涨,通货贬值,傅斯年再次提出《慎选行政院长、财政部长案》,要求蒋介石撤去孔祥熙的职务。提案指出:近两三月之间,财政部每次公布一项办法,必然继之以法币的暴跌。提案尖锐地提出:

  民怨沸腾,群伦失望。 似此情形,未知何以

  策将来?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战之根本?提案要求蒋介石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仔细考虑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人选,”务求官得良才,政致清明”。

  蒋介石终于不能不考虑傅斯年等人的意见,但因适值桂南战役开始,日军图谋进攻广西南宁,蒋介石不愿意政局变动过大。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第七次全会,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威信大损。关于此,傅斯年次年致胡适函曾说:”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千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耳!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往日声势煊赫的孔祥熙竟成了人人得而溺之的”溺尿桶”,真是威风扫地了!

  傅斯年继续抨击,孔祥熙失去财政部长职务

  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仍然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因此,傅斯年照旧攻孔不止。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函胡适,说明不能不攻孔的理由: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2.孔之行为,惰人心,损介公(指蒋介石–笔者)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脏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孔一向主张投降,比汪(精卫)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傅称:”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

  1941年春,傅斯年因病住院,后在重庆歌乐山休养。当时,孔祥熙曾向人说:”听说傅斯年病得要不行了!”为了证明自己未死,傅斯年抱病出席参政会。同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重庆国民政府派飞机去营救社会名流和学者,但许崇智、陈济棠等要人均未接到,却接到了孔祥熙”一大家”,以及累累箱笼,还有几只狗。消息于次年1月爆出,昆明学生组织倒孔运动委员会,数千人大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傅斯年得知,极为兴奋,致函胡适说:”‘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这次不能说是三千里远养病之病夫鼓动的罢!”同函并指责财政管理者:”泄泄沓沓,毫无觉悟”,自前年冬,到去年夏,不到一年,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业务减了甚多,而人员加了三倍!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管制,计划设立物资统监本部,有任用孔祥熙出任该部长官的可能。6月5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就经济局势言,此事如同孤注一掷,不得不求其必成,但如人事不变,其结果很可能仅是”孔副院长更加一官”。函上,该部终于没有成立。

  同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傅斯年带头开炮,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他提出四大问题:

  一是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他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官之失德,窃贿彰也’,所以应自上层起。”他一一列举孔氏家族所设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裕华银行等企业后指出:所有孔氏之各项营业,已成立联合办事处,设于林森路裕华银行三楼,并以其家人为总经理。他要求调查:1.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等等机构是否合法?2.这些公司借款囤积操纵之事。3、彻查并公布裕华与国家银行历年往来帐目。4.政府要员私用其地位经营商业之影响。

  二是中央银行问题。傅斯年称:”中央银行是一谜”。”山西同乡多”;梁子美、郭景昆,是孔祥熙的”义子”;”私人用款,予取予求”。

  三是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傅斯年称:市场忽有忽无,但中央信托局局员、中央银行属员却可以提前买到;孔家某氏竟”自分五万”!

  四是黄金买卖问题。傅斯年称:”裕华(银行)在今春发了大财。”

  傅斯年的这些责问,尖锐激烈,以致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经商,以及滥用公款等问题)。”

  同年11月,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由俞鸿钧接任,但是,他的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则仍然未变。22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昨读报纸,知政府局部改组”,”闻此消息,如闻打一大胜仗,两夜为之不眠,友朋中有为之泣涕者”。但是,傅斯年也指出:”以目下最低之需要论,似尚有一著,留而未下。若下,则此次改革之效至为彰明;不下,恐此次改革之分量减少甚多矣。”傅斯年明确表示:此著,就是孔祥熙还当着副院长。函中,他竭力说明,当时整理财政的急务是:整理税收、惩治贪污、增加效能、更易首长、清理大事件,孔祥熙副院长一职不变,俞鸿钧有职无权,将无法工作。

  1944年末,傅斯年致函蒋介石,于外交、内政多所建议,在内政部分,傅斯年再次提出高级官员经营商业,利用政治力量为自己谋利等严重问题,认为其危害远过于直接性的贪污。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失官箴”。函件说:

  欲矫下层之弊,仍必先澄上层之源。上层之弊,未可直言其贪污,然失官箴之处,则甚矣! 以影响论,直接性之贪污,为害固远不逮间接性之失官箴。

  傅斯年举例说:孔氏家族开办的”祥记公司”的招牌已高挂重庆林森路多年。又如中国农民银行挂牌出售黄金,一般人买不到,而孔氏家族经营的裕华银行却得以大量购进,高价售出,”此一波折,国家失去不少黄金,裕华得数万万元之净益”。傅斯年由此不点名地批评孔祥熙包庇下属,竭力掩护。他说:”往事不待论,今财政部正有若干重大地方机关舞弊事件,一本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原则处理之。”

  函中,傅斯年要求”裁并一切骈枝机关”,特别强烈要求”彻底禁止官吏及其家属兼营商业”。函末,傅斯年提出:人事改革为事业改革之本,要求蒋介石抓紧时机,”以人事之改革一新中外之耳目,而以事务之彻革随之”。

  这回,傅斯年等人的意见起作用了。1945年5月,蒋介石决定另觅行政院正副院长人选。 5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根据蒋介石提议,选举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

  穷打猛追,揭发贪污大案

  孔祥熙丢掉行政院副院长一职,犹如冰山崩塌。1945年7月,傅斯年出席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进一步提出国库局贪污案,导致孔祥熙最后失势。

  1943年,财政部将”1942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发行,总额美金1亿元,折合国币20亿元。1943年10月15日,财政部函知国库局停售该项债票,所有未售出的债票约5千万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但国库局局长吕咸及熊国清等人却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利用职权,以低价套购,谋取暴利。据估计,贪污数达国币26亿4千7百余万元。1944年春,国库局的几个青年人多次向重庆国民政府某机关密告,某机关虽然派人调查,却查而不办。在此情况下,他们便向参政员求助。

  在参政会上,傅斯年就此案作了口头质询,另一参政员陈赓雅即以准备好的一份提案相示,其中数目、证据具在,要求大会讨论,送请政府严办。傅斯年遂立即签名,领衔提出。

  傅斯年此次提案共有21人联署,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案称:”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傅斯年等提出:1,彻查。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代表(必为参政员)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积年帐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分别轻重,一律移送法院或文官惩戒委员会。同时,此项彻查人员,得接受人民呈诉。2.改组。傅斯年等提出,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将其业务移交战时生产局。在取消以前,仍须彻查有关帐目。两机构的历年主持者,应对其主持下产生的”众多触犯刑章之事”负责,一齐罢免;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审查,作了局部修改后通过。在会上,傅斯年慷慨激昂地声称:”似此吕咸、熊国清之辈,如不尽法惩治,国法安在!”发言最后,傅斯年表示:这番话不仅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愿亲到法庭对簿。傅斯年的这番话使全场振奋,掌声雷动。

  尽管傅斯年等人的提案受到欢迎,但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却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理由,要求陈、傅等人自动撤消此案,另行设法处理。陈布雷也出面表示:”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在此情况下,傅斯年等被迫同意不向大会正式提出此案。7月17日,傅斯年会见揭发此案的两位青年,拿到了全部证据。傅勉励揭发者说:”诸君爱国热诚,极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其发生效力。”

  重庆国民政府虽然想竭力捂盖子,但是,也有人竭力想把案子捅开。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函询此事,最高法院也准备立案侦办,要傅斯年提供证据和材料。7月25日,重庆国民政府免去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两项职务。30日,行政院改组。这一切使傅斯年高兴之至。

  8月1日,傅斯年致函夫人俞大彩:”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他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对夫人说:”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办。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至为满意。”次日,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致函傅斯年,要傅提供帮助,信中说:”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伸,为公为私,当泥首雷门以谢也。”8月8日,国库局的几位职员致函傅斯年称:,据闻,”委座已与先生说情,国库局贪污案已了,不知可确否?”函件希望傅斯年”继续努力,为民众宣达任命,务使此案在法院中水落石出。”当日,傅斯年向参政会提交了一份说明书,同时录呈国库局几位青年的密告信。他表示,所有各节,均经详核,确信其为真,待法院办理此案时,当偕同几位青年出庭作证。

  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通过后,其经历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密送国民政府核办”;国民政府转发行政院;行政院”密交财政部核办”。1946年2月,财政部报告处理情况,自我夸耀称:本部人员如发现,或据报”有贪污渎职等情事”,”均经派员严查,分别惩办”;”如有触犯刑章并移送法院办理”。至于傅斯年提案中的派员彻查要求,则称”似无必要”。两个”密”字,几句官话,将盖子严严实实地捂住了。

  民主和法治是治理腐败的必要条件。孔祥熙的倒台,国库局贪污案的曝光,和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这一特定的民主形式的存在有关,但是,当时参政会的民主权力是极为有限的,司法又不能独立,蒋介石控制着包括党权、政权、军权在内的各种最高权力,为了护卫豪门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然不可能按傅斯年等人的要求彻查,也不可能将案情大白于天下。

  主张没收孔祥熙家产

  孔祥熙虽然倒台了,继起的宋子文也没有好多少。看来看去,傅斯年逐渐对国民党绝望起来。

  1947年3月23日,胡适致函傅斯年,认为蒋介石有”决心改革政府之诚意”。28日,傅斯年复函胡适,对此表示怀疑,函云:”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一个腐败的政权自然不可能彻底反腐败。应该承认,傅斯年此时的头脑要比胡适清醒,不过,他仍然和蒋介石站在一条船上,不愿意也不曾想到要走开。这是傅斯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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