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缘

五四运动，一个由新文化运动酝酿而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民主运动。百年来，五四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其所展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奋勇前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

主要角色

简介

　　五四运动，一个由新文化运动酝酿而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民主运动。百年来，五四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其所展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奋勇前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人民日报》，2019年4月21日，第1版）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已是学界共识。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我们有必要从思想文化史角度，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线，钩沉这一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准备的运动之来龙去脉，再度寻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关联，以期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

　　　《新青年》：“忍不住”的关怀

　　一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集中流布在以《新青年》为载体的启蒙杂志上。因此，追溯五四的源头，必须从《新青年》说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满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的豪情壮志，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

　　作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蔡元培语），《新青年》创刊时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位卑未敢忘忧国，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一直是活跃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音符。历史的车轮驰及五四，家国情怀再次让那一代思想先驱将责任和道义担在肩上。近代以来国人的文化程度和几次惨痛的革命经验，使“主撰”切实感到“国民性”问题的紧迫性，“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因此，要救国，就必须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以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革命改变国民精神、唤醒国民觉悟，由立人而立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路，同时也为了延揽作者队伍，陈独秀与同仁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不谈政治”。胡适回忆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版，第51页）

　　然而，从《安徽俗话报》上的《说国家》，到辛亥革命力主排满反清，再到“二次革命”，多年的斗争经历又使陈独秀成为一位具有浓厚政治情怀的“老革命党”（胡适语）。尽管主编开宗明义：“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但从创刊伊始即设置的“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等栏目以及充满社会担当的潜台词里，我们不难感受到《新青年》浸染着忧患意识的人文关怀。原来，“政治”一直是主编关注的焦点。虽然陈独秀想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性，但鉴于其自身对政治“忍不住”的关怀，一有风吹草动，他总要不失时机为介入政治寻找借口与突破点：“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把“国命存亡”的大旗拉出来，谁还能说什么？更何况还有充足的理由作后盾：“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独秀答顾克刚》，《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如果说起初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则毫无顾忌地公然申明：“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及此，陈独秀不但推翻了“不议时政”的办刊宗旨，而且另辟蹊径为自己开脱：“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国人其速醒！”（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对于陈独秀“食言”的做法，胡适等人自一开始就进行过抵制。实际上，《新青年》内部的两种编辑方针一直在颉颃抗衡。陈独秀煞费苦心地与“政治”周旋，他在“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中借题发挥，议论时政。这种局面，到1918年1月《新青年》编委会成立，才有了改变。胡适等人的编辑方针使《新青年》取消了两个“大事记”专栏，后又重申了“不谈政治”的宗旨。此后，《新青年》的学术色彩很快强化。

　　但正是因为不变的政治定力和担当，陈独秀不顾同仁反对，一如既往，同仁内部深藏的两股思想潜流逐渐外化，“文化”与“政治”的张力愈来愈大。为了缓和同仁内部的冲突，更是为了“谈政治”，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策划创办了《每周评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