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比喻辛亥初的司法：养了3000头牛的“牛圈”

　　孙中山在革命的起始阶段，曾将当时中国的司法，比喻为希腊神话里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3000头牛，30年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实际上，中国的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是这样的“牛圈”。辛亥革命胜利得快，代价小，自然难以一下子清除奥吉亚斯“牛圈”中的全部“粪秽”。

　　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变革，这是了不起的事件。但是，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前后不过80多天，3个月不到。（如果从兴中会成立算起，也不过17年。）当年，改良派吓唬说，中国革命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动乱百年，“伏尸百万”。当时在清廷内阁承宣厅办事的许宝蘅根据历代江山鼎革的经验估计，中国人口将大为减少。他说：“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孙中山本人也曾估计，革命大约要30年才能成功。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出奇地迅速，而且，代价也很小，并没有出现大量死人、血流成河的恐怖场面。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孙中山三赴纽约》，《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

　　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全国，而且突出表现在武昌起义后的各省。总观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全过程，除了清兵南下，革命党人展开汉阳保卫战，以及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打得较为激烈之外，没有发生旷日持久、胶着难分、牺牲惨重的战斗和战役。

　　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腐烂透顶，培养了大批掘墓人

　　满洲贵族入主华夏大地，靠血腥的杀戮和严酷的压制建立统治秩序，本来就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康、乾两代，虽然出现过一时的兴隆，但汉族群众的反抗潜流一直绵延未息。康、乾以后，清廷虽然还维持着强大帝国的架势，但正如《红楼梦》所云，“内囊却也尽上来了”。道光以后，腐朽日甚，加之列强入侵，满洲贵族唯知割地赔款以求苟延，其统治就更无正当性与合理性可言。1898年，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掀起维新运动，这本来是一个挽回人心的好机会，但是，维新运动不旋踵间即遭镇压，这充分表现出满洲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浇灭了人们心中的改革希望。鸦片战争前夕的思想家龚自珍说过：“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清廷既然拒绝体制内温和的“自改革”，以强力为特征的革命运动——体制外的“劲改革”必然顺势而起，日益发展、壮大。清政府已如风区危楼，稍加外力，就会散架垮塌。

　　应该承认，清廷实行新政虽然旨在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但其中有两项举措的结果违反其本意，培养了大批清朝统治的掘墓人：一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具有和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知识结构，自然地倾向或易于倾向民主、共和的新制度；另一举措是训练新军，培养出二三十万掌握新式武器的士兵，他们受过新式学堂教育，和传统的旧军不同，易于接受新思想。革命党人利用这一条件，在新军中做了长期、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借矛夺盾，使这支军队逐渐变质。后来的历史证明，推翻满洲贵族统治的主要是这两种社会力量。

　　争取列强中立，减少阻力

　　当时，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推翻以满洲贵族集团为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崭新的民主主义的共和政体。但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还有另一个敌人，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侵略中国的列强。

　　人们不可能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击两个人。假如革命党人在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的同时，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势必两败俱伤，各无所成。因此，革命党人决定争取列强中立，以便集中力量，先行打击并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和英国人柯林斯合作发表《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时，就向世界宣布：“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这可看作是孙中山最早的对外宣言。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创办《民报》，将“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列为“六大主义”之一。这可看作革命党人正式的对外政策宣示。当然，革命党人明白，要求列强“臂助”中国革命几乎不可能，因此退而求其次，要求列强保持中立。胡汉民分析美国独立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前例，认为只要革命党人的行动遵守国际法就有此可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制定《革命方略》，其《对外宣言》声称：中华革命军“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平和，增进人类之福祉”，《宣言》共七条：

　　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二、偿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域内人民财产。

　　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

　　以上七条，前四条承认列强的既得权益，后三条防止革命发动之后，列强支持清政府。这七条方针后来虽有过某些改动，但始终是革命党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迅速发布《刑赏令》，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护教堂者赏”等条。12日，军政府依照同盟会《对外宣言》的基本精神照会驻武昌各国领事，保证清政府此前与各国所订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继续承担，同时宣布保护在华外人财产。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这些措施和政策，迅速发挥了使列强安心的作用。

　　在华外国使节和各国政府密切注视武昌动态。10月11日、12日，美国驻华代办卫理连续报告美国政府，“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13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塔夫脱总统报告说，这是“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提出五点政策建议，其中第三条为：“在中国各派之争中保持中立”，第四条为“反对各国单方面进行军事干涉”。

　　1911年10月，孙中山接见法国记者，声称此次革命专对满清，其思想、理论均来自西方文明，“无论立宪主义、自由主义，皆借取于英、法、义、美诸国”，不会发生外交上的“意外冲突”。（《驻美使馆书记生周本培报孙中山与法记者谈话记录》，《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此后，他陆续访问美、英、法各国政界人士，争取理解和同情。11月16日，孙中山致电上海《民立报》，声称“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

　　革命道路不会是笔直的，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以越坚决、越强硬为好。为了达到革命的总目标、长远目标，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可以有某种妥协、让步，提出某些权宜性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之所以革命，重要目的在于救亡，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列强做了某些让步，但推翻清廷，时移事迁之后，他们就逐渐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至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说明，他们当初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减少阻力，而不是革命派的软弱性的必然的本质流露。

　　1906年，革命派与改良派辩论时，梁启超曾经提出，民气如火，一旦进行，各地难免会发生闹教案、杀西人一类举动，列强就会出兵干涉，实行瓜分。一旦打起来，列强船坚炮利，中国人不可能和洋人相抗，其结果必然是四万万人被杀尽，至少也将沦为牛马。革命派则认为：当时的列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互相牵制而莫敢先发”。如果革命仅限于国内问题，排满而不排外，或者，是一种“正当的排外”，“善守国际法”，列强将会保持局外中立。辛亥革命的事实证明，革命派的估计和分析是正确的。当然，他们不会也没有想到，列强在武力干涉之外，还会采取其他的干涉形式。

　　百年前的“统一战线”法宝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哀悼死友，憎恶慈禧，又系情于被软禁的光绪，曾企图走上武装抗争道路：一是向外国借兵，一是在国内组织力量，发动起义，使光绪复辟，重回政治中枢。他最初寄望于两广地区的士绅和会党，后来则寄望于在两湖地区活动的唐才常。从上书、请愿发展为武装起义，康有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走近了一大步。但康有为感念光绪知遇之恩，始终不愿和革命党人合作。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康有为觉得武装起义的方式牺牲太大，“自是不敢言兵”，一心一意经营保皇会。

　　梁启超思想较康有为活跃，变迁也快。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思想出现向民主共和发展的新趋向。曾联络部分同人与革命党人合作，从而赢得孙中山的好感。1900年，梁启超访问檀香山和美洲，孙中山热情地为他写信介绍。但梁启超求稳怕乱，对光绪余情难断，又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和控制，终于难以走上革命道路。他力图调和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保皇”的矛盾。1902年，他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设想在中国建立“大中华民主国”，以光绪皇帝为第一任总统，然后逐渐从汉族中选举第二任总统。他把这种方式称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认为这种方式易于实行，事半功倍。到檀香山后，当地兴中会会员受到影响，纷纷改换门庭，加入保皇会。继至美洲，保皇会也大为发展。檀香山和美洲都是孙中山的根据地，兴中会会员大批“变节”使孙中山大为恼火，立即撰文，大批“保皇”理论，力图消毒。

　　1900年，国内立宪运动兴起，海内外的改良派合流，逐渐掀起国会请愿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逐渐形成以制定宪法、召开国会为主要诉求的立宪派。清政府一面镇压，一面顺应时势，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这样，国内的政治运动取得了部分合法性，立宪派士绅也取得了发表意见，参政、议政的平台。在这一情况下，部分革命党人遂与立宪派合作，表达政治诉求，藉咨议局掩护自身的活动。

　　权力从来是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1905年以后，清政府虽然下诏预备立宪，开始实行部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满洲贵族不想真正让出权力。1911年，清政府宣布成立皇族内阁，将权力更多、更紧地控制在皇族手里，同时加紧镇压国会请愿运动。这些举措激怒了立宪派，增强了部分开明官绅的离心倾向。他们中的部分人由于对清政府的绝望而同情甚至支持革命。这就为革命党与立宪派以及部分开明官绅的合作创造了可能。

　　革命党是革命的倡导者，立宪派是地方开明士绅的代表。二者结合，就构成了足以左右形势的力量。武昌起义，由作为革命党人代表的士兵发动，由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汤化龙支持和襄助。嗣后，各省相继独立，在这一过程中，立宪派分子如湖南谭延闿，开明的地方官吏如江苏程德全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四川独立后，成都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自同盟会会员、原陆军小学堂监督尹昌衡被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立宪派的罗纶被推为副都督后，成都局势便趋于稳定。

　　1912年1月，广东曾发生部分同盟会人仇杀“保皇党”事，章炳麟致函孙中山，要求给予当年的保皇党以自新机会。孙中山立即致电陈炯明及各省都督，声称“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显然，在革命高潮中，或在大局底定之后，对旧时的敌对者持“咸与维新”，既往不咎的政策有助于使“海隅苍生，咸得安堵”。（《孙中山全集》第2卷）

　　统一战线就这样形成了。

　　如何避免大规模的流血牺牲

　　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卓有成绩。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于窘迫无奈之际，再度起用袁世凯，赋以大权。11月1日，奕劻皇族内阁总辞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一时间，袁世凯成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他一面调派自己掌握的北洋新军三万多人南下进攻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到武昌谈判，进行收抚。

　　武昌的革命派认识到袁世凯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一开始就想利用这一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正。11月9日，黄兴致函袁，建议他以华盛顿、拿破仑之资格，出面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黄兴表示，只要袁做到了，全国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11日，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到武昌谈判，宋教仁建议袁“转戈北征”，声称“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胡汉民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首鼠两端，孙则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胜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胡汉民为孙中山的远见所折服。

　　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目的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倘使和平手段可达目的，自无使用战争手段之必要。

　　1911年10月20日，孙中山远在纽约，听说广东革命党人准备进攻广州，为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就曾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命他“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孙中山在这里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值得人们尊重、记取。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除人民痛苦，为人民造福，自然，在可能条件下，要尽量减少革命或战争给予人民的苦难。1912年1月4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重申上述原则，电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当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议和，迫使清朝皇帝退位，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极大地降低了流血、牺牲和破坏的烈度，使中国的政体平稳转型，自然有其积极意义。

　　清朝皇帝退位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这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为中国历史所建立的伟大功绩，也是孙中山为中国历史建立的伟大功绩，值得永远纪念。但是，孙中山说得很清楚，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段落”不是文章——他只是为“振兴中华”这篇大文章开了个头，写好了第一段。

　　孙中山在他革命的起始阶段，曾将当时中国的司法，比喻为希腊神话里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3000头牛，30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实际上，中国的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是这样的“牛圈”。辛亥革命胜利得快，代价小，自然难以一下子清除奥吉亚斯“牛圈”中的全部“粪秽”，中国的面貌也难以一下子焕然大变。所以，中山先生80多年前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今日仍有重读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