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农业生产集体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推动农村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明确提出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方向是“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合”。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在建构农业生产集体化的过程中，具有中国

主要角色

简介

　　抗日战争时期，农业生产集体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推动农村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明确提出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方向是“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合”。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在建构农业生产集体化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技术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农村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集体化时期，农业技术的推广不但是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变革的过程，而且践行了国家制度对农村社会的改造。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号召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这一号召是中国农业集体化的起点。毛泽东所主张的农业集体化生产是不拘一格的，既可以利用几千年来农村社会中已有的“变工”“扎工”“合牲”等互助形式，也可以不限人数规模和劳动力结构或人力、畜力、工具，结成暂时性或永久性的互助劳动合作组织。“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

　　号召发出后，广大根据地民众积极响应。陕西“刘秉温生产方式”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大力推广，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山西根据地涌现出了平顺县李顺达、郭玉恩等人组成的农业生产模范互助组。他们通过互助方式，不但解决了个体农户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而且因地制宜，推广农业技术，取得了粮食丰收。李顺达互助组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成立的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通过推广温汤浸种、两条腿耧播种、锄苗、犁地、施肥、修梯田等农业技术，增加了粮食产量。截至1947年，平顺县成立互助组427个，沁源、武乡等县也纷纷成立了互助组。1947年，壶关县参加互助组的劳动力占人口总数的70%—80%。老区农民的互助组证明，组织起来是实现丰衣足食、由穷变富的最好路径。

　　以集体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互助组，不但解决了农具、牲畜缺乏等传统农业生产中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通过农业技术的推广给根据地农村社会带来了许多新变化。首先，改造了小农经营思想，扭转了“春不犁地”“留苗稠比稀强”“种地没巧，出力就好”等旧习惯，使农民学会了“深翻多犁”等农业新技术。同时，以农业技术为中心的集体生产也克服了以往“搭得来就合伙，搭不来就散伙”的弊端，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实现了技术、农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互助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不但能够合理支配劳力，科学安排劳动时间，而且按照实际生产需要来安排农活，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通过互助合作方式，农民可以集体购买生产资料，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兴办集体公益事业等。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民获得土地后，往往因多年战乱而面临生产资料匮乏的困境。即便在早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每个家庭在资金、工具等方面的投入也很有限。土地改革后，农民高涨的生产热情与生产资料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针对这种情况，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引导广大农民运用“组织起来”的经济力量，联合购买新式农具、推广农业技术。

　　鉴于革命老区互助生产的经验，1950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明确提出：“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应成为今年互助生产的主要方向”，政府在推行互助合作过程中，应通过推广农业技术、新式工具等措施，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既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也可以使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向集体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农村互助合作制度建设的过程中，1951年春，山西省长治地区的十个农业合作社先行做了试点。后来，这一工作得到中央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建设过程中，农业技术推广起着重要作用。1952年5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地方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提出了促进农业互助合作与农业技术结合的具体政策。各地政府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积极把新技术引入互助生产中，使互助组与提高耕作技术、土地开垦、发展水利、植树造林、繁殖牲畜等结合起来，大大充实了互助组的生产内容，增加了农民的财富，巩固和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各地农村都开展对比实验，单干户、互助组、初级社等不同生产组织方式，在相同生产条件下对比粮食产量，用事实说明集体发展的优越性。从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农村历经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的发展道路；农业技术变革也由最初的推广新式农具、良种改造、化肥应用，发展到农业生产机械化。

　　首先，农业生产的集体化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主体，由原来的个人或家庭变成了集体。其次，国家介入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投资、改良土壤、良种试验、改革生产工具等技术风险减小，有利于粮食丰收。再次，大量农村劳动力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设施、治理土地盐碱化、土地开垦等劳动密集型工作，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壮大了农业生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集体化制度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构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农业技术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集体化时期，农业技术的推广对农村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农民的生产、生活保障主要来自家庭，这种低水平的保障相当脆弱。集体化时期，为保障生产发展，许多农村进行了公共资金积累。这些资金除了用来购买新式农具、化肥等农资外，还可以用来防备自然灾害，为农民生活提供保障。一些地区还用公共资金开办托儿所，开展“病有所医”的互助医疗，开办社队企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公共资金降低了家庭的生产、生活风险，农民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并使许多农村走上了多种经营道路。农业技术的推广，尤其是农业机械、生物防治等技术的应用，使农村劳动妇女更多地参与到生产劳动中，提高了她们的地位。在推广农业技术的过程中，各地还发挥了各具特色的“老农技术”，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师与徒”之间的保守性，增强了群众对人民政府的信任。

　　在以往的传统社会中，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来说，“农业技术”仅仅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种植经验，而“国家”对他们而言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集体化时期，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使得农民通过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日益感知到国家的存在，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也在农村社会得以具体化和形象化。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