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为何乾隆帝要让清朝闭关80年

    是什么？让乾隆下令清朝政府闭关自守，以致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80年中被欧美列强全面超越，最终遭受惨痛打击。

    这期间，有着怎样改变历史进程的的秘事发生？又有哪些不经意间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物粉墨登场？

    让我们一起回首这段尘封往事，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谜样的英国小伙 成了清朝闭关导火索

    清朝政府实施的“闭关政策”，是以两件历史大事为标志的：一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恢复广州一口贸易政策”；另一件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批准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这两件大事的导火索都由一位叫福林特的英国人所点燃。

    马戛尔尼来华前27年（1736年，乾隆元年），英国来华商船“诺曼顿号”上搭乘了一位叫詹姆斯·福林特(James Flint)的英国青年。他的出身、家庭背景以及搭船来华目的、是否是一名船员、从事何工种等，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位英国青年突然向这艘商船的里格比(Rigby)船长主动提出请求，把他留在广州，说自己想留在这里学习汉语。学习汉语，这在当时的英国人似乎绝无仅有。这种英国船长答应了福林特这个突兀的要求，将他留在了中国。这艘船三年后失事了。船长消失了，留在中国的那位小伙子似乎也销声匿迹了。直到五年后即1741年（乾隆六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赴中国参加该年度广州贸易的“约克号”和“玛丽公主号”的指令中出现了这样几行字：

    （1736年“诺曼顿号”）船长里格比留下一个小童，名叫詹姆斯·福林特，在中国学习汉语。如果你在该处见到他，倘若他能对你有任何帮助时，要很好地接纳他为我们工作。

    “约克号”的大班忠实地执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这项指令，设法联络到了这位英国青年。福林特在1741年11月19日（乾隆六年十月十二日）写给“约克号”大班的信中，谈到自己五年来是如何入迷而又执着地学习汉语的经历，并用恳切的语气表达了自己今后的打算：

    敬恳容许我上禀，五年前船长里格比留下我在此学习中国语文，而我申请在此学习三年，后来舰长里格比叫我到孟买，我是乘“哈林顿号”前往的。在我到达该处之前，船长里格比已离埠，不久，居留地总督和管理会认为应该命令我乘“威廉王子号”(Prince William)前往马德拉斯，以便该处的总办事处准我乘他们的船再往中国，继续申请学习该国的语文，……我知道贵董事会在给你们的训令上提及我。因此，擅敢向你写信，假如你们愿意在我继续学习期间给予一些支持，我将尽力留在此间学会读和写，并努力学会官话及此处的方言。

    当时，福林特请求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会援手相助，并愿意受雇为广州的英国商人效力，条件是出资为他提供继续学习汉语的机会，直到能熟练地掌握中文和广州话。管理会主任奥里弗（Richard Oliver）被这位小伙子的精神和执着打动了。他征求管理会其他两个成员的意见，他们表示同意并送给詹姆斯·福林特聘银150两。此后发生的一切证明，这笔钱是那一时期英国商人在华投资中钱花得最是地方、最及时，也花得最值的。福林特就此当上了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个汉语翻译学生。

“通事”洪任辉的出现 让英国商人欣喜若狂

    1742年（乾隆七年），英国舰队指挥官环游世界时访问广州会见了两广总督，福林特作为一名译员出现在会谈现场，他的翻译令舰队指挥官很满意。1746年（乾隆十一年）的广州贸易季节，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给本年广州贸易大班委员会主席托马斯·科尔的指令中，再次提到了詹姆斯·福林特。董事会这一次的指令更像是一纸委任状：“我们已经指令詹姆斯·福林特乘‘塔尼斯托克号’(Tanistock)前来，做我们全体大班的通事，并在事情需要时，协助办理我们的业务，在你居留期内，必须招待(他)在我们的商馆内，并准每船给他90两”。福林特已经正式被称为“通事”（译员）了。

    福林特因为学会了汉语再也不为除了接受商馆的接济而“找不到别的办法谋生”而犯愁了。前面曾经说到过，现在无法查出谁是第一个学会汉语的英国人，福林特是有案可稽并且是真正意义上的首位英国在华正式商务译员，“是（东印度）公司第一位、也是长期来唯一的一位通晓中文的雇员”。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在此之前，英国商人在华贸易中只能依赖中国通事或者法国人和葡萄牙人以及一些传教士。到了1750年（乾隆十五年），福林特住在英国商人米西诺尔的广州商馆里任通事，进入了高收入阶层：“付福林特通事以公司的津贴，我们3船，每船90两，共270（两），同上，预付交他的房屋租金200（两）。以这一年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不少于10艘计，他的收入至少有900两。

    不知何时，这个掌握了中文的英国人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洪任辉”。在中国官方的文件中，有时他又被误称为“洪任”或“洪仁辉”。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文译员，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因为英国商人们第一次可以通过自己的喉舌和声音向粤海关监督直截了当、不打折扣、不含糊其辞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从而打破了当时那种凡事必须通过行商和中国通事禀报的规矩。不再担心中国通事传话时，避重就轻，擅改语气，偷换概念了。

   香山（静宜园）勤政殿，殿内正中悬挂乾隆御笔匾对，地平床上置金漆屏风、金銮宝座。据学苑出版社出版的《皇家园林》。

    1753年8月4日（乾隆十八年七月初六），洪任辉趁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丈量4艘英船之机，将由英公司本届广州贸易大班委员会拟写的一份禀帖译成汉文，绕过行商和中国通事，径直递交给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这份汉译禀帖实际上等于是向自1750年（乾隆十五年）开始确定的中国对外贸易所采用的保商制度开火。禀帖要求免去雇佣的通事和买办们向官员们献礼物的负担，因为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转嫁到英国商人的身上。这封汉字禀帖立即引起了中国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响。一周以后，海关监督派人通告这艘英船的中国保商，命令立即查出并逮捕那个竟敢替英商大班起草中文请愿书的家伙。海关监督毫不隐讳自己对这个可恶家伙的憎恨：“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而他（那个起草禀呈的家伙）却知道要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此时，中国官员尚不知道“那个起草禀启的家伙”竟是一个英国人，因为以前从未发生此类事情。

    虽然洪任辉向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呈禀遭到拒绝，但是，他和其他英国人并不甘心。1754年7月（乾隆十九年五月），洪任辉又来到海关衙门，求见李永标。由于李永标对求见不置可否，洪任辉和大班们便决定于7月29日（六月初十）集体前往总督衙门，要求和总督会谈。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杨应琚尚不熟悉与夷人打交道的深浅与规矩，有点冒失糊涂地答应了这一请求。英国人除了准备好禀帖外，还让洪任辉用中文准备了另一封信。三艘商船上的英国大班们在“自己的译员”洪任辉的陪同下，拜见了总督大人。在会晤中，洪任辉递上了那一封怨气冲天的中文禀帖，当面向两广总督口头解释了英商在广州所遭受的困难，特别强调了保商制度给英人造成的困难，要求给予废除，并且要求允许英商直接向清朝官员交税。由于此次会晤绕过了行商和中国通事，两广总督对此很不适应，也无人可以商量，他便当场答应对英人提出的这些事务性问题将作出最后的规定。据英国商人的记载，这位刚升迁不久的两广总督给他们的印象是，他对来访的英国人非常客气，而且，当他读英国人的呈诉书后，英国人觉得他似乎并没有弄清楚英人申诉的主要目的。这种一反常态引起了在场的英国商人们的怀疑，他们立即怀疑可能是洪任辉的翻译出了问题：

    不知是否（总督）故意装傻，或是洪任辉把译文翻错了，因为洪任辉翻译时，不敢找中国人帮助，以免走漏消息。

    英国人看出总督很可能压根没看懂禀帖上究竟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这帮英国人来此究竟想要求什么，因为总督最后仍向英国人打听他们此来何干，究竟想要求什么。可见此时洪任辉如无中国人帮助，在翻译上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不管怎么说，英国人还是极感激自己的译员洪任辉。英国商人正是通过他而不是通过中国官方派给自己的行商、通事，直接与总督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对话。据英国商人在记载中声称，“这在二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而且，此次会面的效果也出乎英国商人们的意料：

    8月3日（六月十五日），总督派员通知英国大班，中国商人将以合理的条件和他们交易，如果英国人有冤要诉，可以自由地谒见总督。

    一个学会了汉语的英国人的价值很快就这样显现出来，并日益受到英国商人的高度重视。洪任辉则趁势利用自己在语言上的优势，在充当东印度公司在华商人的通事之余，还以散商的身份直接跟中国人做生意。1747年（乾隆十二年），他在广州与江南婺源县生员、茶商汪圣仪父子开始贸易，并提供每年320两的贩茶资本。

    真正显露出洪任辉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的是另一件大事。

宁波之行首获成功 却引来乾隆一纸禁令

    1755年5月22日（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洪任辉与英商“哈德尼斯公爵号”与“格林芳号”商船到达定海。洪任辉对前来询问来意的定海官员称：“因祖上曾到此做过生意”、“闻得宁波交易公平”，要到宁波买丝、茶。他们得到了浙江官员的热情接待，被安置在宁波船王、商人李元祚行中。洪任辉所称的“祖上曾到此做过生理”，是指从1685年至1736年（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元年），英船先后有八次共计15只船前来宁波做过贸易。洪任辉等来宁波一事，浙江提督武进升向朝廷做了简单的汇报。乾隆帝在审阅奏折时，对外国商船造访宁波进行贸易并未表示异议。

    洪任辉因此在英国人心目中地位大升，正是因为他，才使自乾隆元年后自动中断了若干年的英商船在宁波的贸易得以恢复。这一切更使英国人看到了洪任辉这位英国译员在排除语言障碍方面的巨大作用。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的主席给予高度评价：

    从我们在宁波的成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成功在于我们（的人）掌握了汉语，如果没有福林特先生的帮助，就不会取得成功。

    英国商人哈蜊生（又译作哈里逊）兴奋地写道：

    1741年（乾隆六年）福林特先生的出现，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一线希望。他开始学习汉语，后来对东印度公司给予了很大帮助。

乾隆端坐于桌边在蕉叶上写字。据学苑出版社出版的《皇家园林》。

    继1755年（乾隆二十年）洪任辉成功进入宁波贸易，洪任辉第二年（1766年，乾隆二十一年）带领商船再次来到宁波。当地官员认可了洪任辉的宁波贸易行为，同时奏报朝廷。英国人连续造访宁波，开始引起朝廷的警觉。同年七月九日发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上谕里写道：“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今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之后，来自两广总督的一项报告提到，这年前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较往年明显减少。这更增加了乾隆帝对于宁波的忧虑。他在闰九月十日发给两广总督杨应琚的上谕里写道：“今思小人惟利是视。广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察亦未能严密，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虑生他弊。著喀尔吉善会同杨应琚，照广小海关现行则例，再为酌量加重（宁波税额），俾至浙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澳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且于稽察方便。其广东洋船至浙省勾引夷商者，亦著两省关会严加治罪”。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八日（1757年2月25日），乾隆帝发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上谕里写道：“浙省宁波虽有海关，与广省迥异。且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紧要”。二月，乾隆帝再次发给两广总督杨应琚上谕，称：“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

    这些谕旨表明，清政府开始担心外国人频来宁波这一“海滨要地”，“日久虑生他弊”，“别滋事端”；更怀疑通事乃至巡逻兵役人等会与外国人勾结串通，长此以往，会使宁波成为下一个澳门。同时他们还担心外国人到宁波日众，留住日久，民风会受到污染，海防也会受到威胁；更担心民夷杂处，易致滋事。于是，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1757年12月20日）给两广总督李侍尧的上谕里写道：

    晓谕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或再来，必押令原船返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如此办理，则来浙番船永远禁绝。不特浙省海防得以肃清，且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

    同日，致闽浙总督杨应琚的上谕写道：

    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船：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预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

    根据这项禁令，来航贸易的船即外国人不得再前往广州以外的海口城市从事贸易，从而重新规定了外国商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而颁布这项贸易禁令的直接动机是英国商人洪任辉引发的宁波贸易问题。同时，官府开始盯上始作俑者的英国人洪任辉，不再将他仅仅看做是个外国通事而已。

    洪任辉以及跟他一起学习汉语的见习生贝文所搭载的“翁斯洛号”于1758年1月17日（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迎来了舟山全部官员。这些官员通知他们明年不可再来，因总督已下令不准再接纳他们。“翁斯洛号”驶抵澳门后，决定让洪任辉和贝文留下。前山寨的军民府立即派人查问，是谁担保洪任辉留居澳门的。广东总督也很快就向英国人发出书面命令：

    本官宪知照并命令知县督同书吏及有关人等同，前往澳门港口查察上述两人（指布郎特和洪任辉），并将通知抄本交与彼辈及全体外国人等，俾彼等知悉：以后所有来船，必须驶来广州口岸，并在该处选择行商，进行正常贸易……现本官宪交与洪任辉书信一件，彼于返回欧洲后，通知全体外商，今后来船，一律不准驶往浙省口岸。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九（1758年2月16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召集在华外商，正式宣布今后只准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此举结束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前允许外商任选口岸贸易的合法地位。由洪任辉等人打通的贸易之路自此又被封死。

前有堵截后有追踪 英国“四品官”告御状

    面临一口通商政策的恢复，英国商人天真地认为这是中国地方官吏所为，而北京朝廷并不知实情。因此，英国人希望派人北上，设法直接与中国朝廷接触，反映情况，以求转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洪任辉等遵从禁令，果然未去宁波。但是，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根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指令并得到公班衙同意，6月13日（五月十九日），洪任辉与其他13名商人及水手从广州外河启程，向北航行，6月24日（五月三十日）驶抵定海外四礁岛地方，遇上正在定海巡检外洋的把总谢恩。受阻的洪任辉请求中方同意他们到宁波贸易。谢恩急忙把英国人的到来向上报。结果惊动了全浙大吏。巡抚下令，让提督、总兵、道台前赴定海检查英国“胜利号”（Success，一译“成功号”）船所载枪炮，并严饬禁止贸易，立行驱逐。

    洪任辉的日记中记载道：“6月25日，……下午有两位军官和一位文官从舟山来此，带来总兵及知县的命令，这是直接从省里送来的，由于皇帝已下令不准任何船只开来浙江，因为广州是他们（欧洲人）居留的口岸，所以此口岸完全禁止与欧洲人贸易。我告诉他们，我是先乘这艘小船来，交一件禀帖给浙江总督及官员们，由他们转奏皇上关于我们在广州所受到的抑屈，……但他们拒绝接受，并告诉我，它是无关重要的，要我一定立即离开……我对他们说，我们顶着逆风返回广州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没有供应品足以支持这个航程。他们说，他们亦无法帮助，因为他们不准我们在此地购办，所以我们必须到别的地方购买，他们亦不准我们派小艇上岸取水。但他们可以让那些开来各个岛监视我们的每艘帆船送水给我们。经过多次坚持，他们答应收下我们的禀帖，并转送总督。我从他们的态度和总兵给这几位官员的命令看来是如此坚决，知道事情是难以挽回的。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安然离开他们，因为我们的辩护理由难以反驳他们，而且惹起一点纠纷，就会对我们的天津之行不利，因为我准备如宁波一事无成时，就到该地去。我们被迫在当天黄昏时起锚，顺着潮水开走。

    浙江方面对这个会汉语的英国人说的话并不放心，总兵罗英笏命令守备陈兆龙率兵船尾随“胜利号”，逼其南行。三天后，陈兆龙回报称：英船确已南下。谁知，洪任辉一见监视他们的中国兵船返航远去，便立刻转舵，沿内海急驶天津。7月18日（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辉的船忽然出现在天津大沽口外白河口。他因此成为“第一个到天津的英国人”。洪任辉充分利用自己娴熟的汉语与前来盘查的中国官员进行耐心的对话，并付出数千两银子的贿赂，终于在7月21日（六月二十七日）说服中国官员将一份中文写成的控告信递到了天津台那亲阿、知府灵毓手中。

    这两个中国大吏不敢耽搁，亲赴河间府奏报直隶总督方观承。方观承接到洪任辉诉状后，同样也不敢擅自处理，用五百里火票将它迅速送京，并协同长芦盐政官著会衔再呈奏密折，将所得到的情况飞报京师：

    内有稍知官话者，一名洪任（洪任辉——引者注），口称：“人、船俱是英吉利的，因有负屈之事特来呈诉，将我送到文官处，就明白了”等语。……随后，据西洋人洪任（即呈内之洪任辉）供称：“我一行十二人，……我系英吉利四品官，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市（商）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海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伸冤”等语。及再诘问，惟称：“我只会眼前这几句官话，其余都写在呈子上了”。

    洪任辉很懂中国人的心理，称自己为“英吉利四品官”，“僭用”中国官衔以吓唬那些怕大官怕得要命的中国官员。另外，他故意说自己汉语口语不好，无法面谈，只得求助译好的禀帖来说明自己的来意，以此逼迫中国官员细读他所递交的禀帖。

圆明园大水法、远瀛观（庚子事件后拍摄）。据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三山五园旧影》。

    乾隆帝见到火票后仔细阅读了洪任辉诉状，并对此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此事：“事关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同时，乾隆皇帝对一个外国人学了几句中国话，竟在天朝之国，直奔天子驾下告状，感到十分气恼。他认定其中必有“浙省奸牙潜为勾引，代夷商捏砌款迹，怂恿控告情事”。乾隆帝认为，查清这一点比查洪任辉上京控诉事件本身还值得深究，并指示一旦查出“此奸宄之徒”后，“亦当即行正法示众”，以杜后患。这种认为外国人有语言障碍，不会写出这种呈状的想法也为其他大臣所认同。例如，浙闽总督臣杨廷璋也认为：“伏查洪任所投呈词，察其字迹语句，断非番人所能为，必有内地奸徒为之串商、捉笔，冀遂奸谋”。乾隆当日即下谕旨选派他的亲信、御前侍卫兼福州将军新柱和爱新觉罗家族的近臣、满籍官员给事中朝铨为钦差大臣，分别从福州和天津启程星夜驰往广州查办英中贸易发生的重大争执。接着，皇上又谕令他们“会同该督李侍尧秉公审讯”。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初二（8月12日），一向对英国大班们不理不睬、保持距离的两广总督李侍尧突然亲自召见英国人，“他叫通事转告，他禁止洪任辉再来广州。如洪任辉擅自前来，将有很不愉快的结果，而我们亦将得到同样的对待。他极感惊讶，洪任辉竟敢在皇上明令禁止宁波贸易之后，仍贸然前往。我们说，洪任辉是服从本公司的命令前往的，并非他擅自主张。……他坚持要洪任辉在澳门等待，乘第一艘驶往欧洲的船回国。我们用尽各种辩词来劝止他的独断命令，但他坚决不允”。洪任辉随钦差大臣朝铨抵达广州后，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前往“欢迎大臣并向他致敬，并乘机交给洪任辉一张纸条，内容是在他离开之后我们全部工作的经过。他要留在城里直到事情解决之后，现在不允许接见任何人。我们要求他坚持在审查时，准许我们管理会全体人员入城。……我们禀求总督、将军和大臣准许洪任辉返回商馆，希望他们接见，以便我们向他们申诉长期以来所受的委屈”。

告状不成反被囚 惹来塌天大祸

    英国人有点太天真了。钦差大臣此行并不真的是想了解英国商人在广州受的什么委屈。他们是想尽快地平息因洪任辉进津告状而引发的政治震荡。钦差大臣们展开调查后，找到了中方的几个替死鬼，并对此做了处理。接着他们就来处理这个“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而闯下塌天大祸的英国人洪任辉。最初，负责调查此案的三位大臣新柱、朝铨、李侍尧等于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四（1759年10月24日）向皇上提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决定加强管束，但不采取惩前措施：

    臣等查洪任辉在粤贸易年久，通晓汉语，（与）内地商民及通事、买办熟识颇多，人亦巧诈，众番人无不听从伊言。但现在此案所控情节尚属有因，似难坐以罪名。……惟有密饬地方文武时刻稽查，严加防范。若伊安静守法，仍听照常贸易；如有交通内地奸民、干犯禁令之事，查拿惩究。

    但皇帝却在奏折上朱批道：

    即将洪任辉驱逐回国，则众番商亦断不敢萌往浙另开港路之心矣。

    根据这道朱批，洪任辉于9月21日（八月初一）被释放回英商馆。之后，总督令其立即离开中国。

    11月15日（九月二十六日），两位钦差回京奏报整个事件的处理情况。洪任辉问题的处理因此发生骤变。“1759年12月6日，在广州的总督要见洪任辉……他叫洪任辉上前，他指着一道命令说，这是上谕，要把他放逐到澳门三年，期满后即回英伦，永不得再来中国。这是对他前往宁波的惩罚，因为皇上早已明令不准船只到该处贸易”。洪任辉被监禁在离澳门一英里远的地方。中国人禁止他与大班们进行书信往来。英国商馆仅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收到过他唯一的信：“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4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安上了锁，每晚7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6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你们告诉医生，我的脚浮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皮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直到1762年11月（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他才被释放，关了近3年。自从洪任辉被关押，广州的英国商人们重新遭受语言障碍之苦，“大班很难找到一个能翻译中国文件和把他们的抗议书翻译成汉文的人，他们只能找一位会说广东英语的人口译。近年来，洪任辉的翻译工作做得很成功”。就在这一年的3月29日，广州委员会的日志上还记载道：“今天我们决定把一份请愿书呈给总督。我们让通事去找人译成汉文，但找不到人把它译成文字”。7月10日，两广总督允许英国人要申诉的事情写成禀帖呈报。英国人请行商把请愿书译成汉文，“但我们无法说服行商或通事替我们译那份已把内容压缩到最低程度的请愿书。我们通知总督说，没有人敢替我们写（译）请愿书”，“如果我们有机会见到大臣，那就没有人替我们把委屈翻译表达出来了”。

    等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此案已过去了31年。洪任辉也已去世几年了。这是副使斯当东负责为使团寻找译员时知道的英国本土上唯一一个学会了汉语的英国人。这一场由一个英国译员进津告状所引发的揭露清朝封疆贪污、行商保商制度弊端的重大事件，最终以海关监督李永标失察革职、两名商人枭首流徙和洪任辉监禁三年、驱逐出境而结束。洪任辉告御状之举，非但没有达到增开口岸、取消通商限制的目的，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后果——导致了清朝近80年的闭关政策的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