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血性：说说那些宁死不降的明朝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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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不怕死的东林党人也是有的。

比如为东林人平反的首倡者倪元璐，此时高居户部尚书之位，就做出了与其位相符的壮举。

明史记载，李自成兵临城下，“元璐谓所知曰：‘今无兵无饷，无将无谋，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吾受恩深重，无可效者，惟有七尺耳！’”。

听说李自成要破城了，倪元璐对好友说，现在朝廷，没钱可找，无人可用，人心散了。但是我心安然，过去深受皇恩，如今没别的，就用我七尺男儿之躯来报效吧！

李自成攻下京城，崇祯自缢。倪元璐也于当日自缢殉国，终年五十二岁。后人叹曰：“君死社稷，尔为君死！”君主为亡国自杀，臣子为亡君捐躯了。

史载，当时李自成部下蜂拥入室，见倪元璐陈尸堂中，“知其忠臣，各叹息罗拜而去”。倪元璐的忠义之举，连李自成的农民军都被感动了，他们深深向倪元璐的遗体鞠了一躬，然后退去。

后南明福王恤死难诸臣，追褒倪元璐“忠烈第一”。

东林除了视死如归的文臣，还有宁死不屈的武将。

大家知道，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有个高徒史可法，可谓东林薪火相传代表人物。

史可法，河南开封人，早年以孝闻名于乡，师从左光斗。史可法酷爱读书，16岁时便在乡试中考了第一，崇祯元年即1628年，史可法登进士第，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任南京兵部尚书。在职期间，史可法与恩师左光斗惺惺相惜。和老师左光斗一样，他为官清廉，在地方做了许多好事，被百姓所铭记。史载，史可法离开地方的时候百姓跪地哭送。

曾入选全国语文课本的清代学者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具体描述了左光斗和史可法两个人的情分。两人相识很偶然。那是在京城一个冬夜，冰天雪地，一个进京赶考的寒门子弟没钱住客栈，就躲进一座破庙栖身。恰逢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巡夜，看见庙里的这位年轻人枕着书本睡着了，显然是用功到困倦之极，心怀恻隐，破格收入门下，帮助他进入仕途，两人师生情谊由此开始，传为佳话。

这个书生，就是史可法。那位官员，就是左光斗。

左光斗非常看好史可法前途，曾对夫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咱那几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今后可以继承我衣钵的，就是史可法这个门生。

东林六君案发生后，左光斗入狱受尽酷刑。史可法感念师恩，冒死进入死牢，是准备和老师一同赴死的。结果被老师一番怒斥赶了出来：“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

左光斗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能白白送死，不能个人感情用事，一定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再不走，我直接就把你打死在牢里！

这一时刻，史可法精神再次受到洗礼，大义与天下事，是老师留给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撑。自从那一天，史可法决心义无反顾地完成老师遗志。

在国破山河在、南明小朝廷建立之际，史可法临危受命，出任兵部尚书，大家对他报以救国救民、力挽狂澜厚望。这位史可法在气节上，确实也没让大家失望，清兵南下，他据守扬州，坚决不降。但同时，史可法竟然是“联虏平寇”的提倡者，导致南明出现重大战略失误。

在清兵还未南下前，史可法主张借清兵平息李自成之乱，挽救大明统治。在清兵于北方与李自成大顺军作战时，史可法等南明部队视清军为友军，送钱送粮，结果引狼入室。

借清兵灭李自成可谓“借刀杀人”，史可法是这一政策的发起者、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上书皇帝说：“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在自身存亡危险之际，史可法提出的对策，是马上派遣使节带上财物去见顺治皇帝和多尔衮，“灭寇在此一举”。当时有清醒者劝说，“如果只借助他人力量，如宋朝借金国灭辽，借元灭金，最后只是为虎添翼加速自己灭亡罢了。”史可法却听不进去了。

首都不过陷落两个月，南明政权已决定偏安江南，以淮河为界，“坐山观虎斗”，踯躅不前，不对清兵有丝毫触犯，以免无法进行和平谈判。幻想着“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在史可法等人的催促下，南明“和平使团”带着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向清军“通好”，感谢他们杀退了叛匪李自成，想结为“叔侄”之好。只可惜，清军虽然客观上帮了明朝的忙，却不想真正和大明修和，根本不接受大明平等的“国书”。一厢情愿的和谈注定是屈辱之旅。南明送来的大礼被照单全收，和平使团团长被拘禁处死。

正是判断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上，史可法等人出现了致命错误，将清兵当作可以团结的“友军”，才导致南明迅速失败，成就了敌人做大。甲申之变时，多尔衮趁大明内乱攻克北京，已是“天上掉馅饼”的坐收渔利，根本没有想到区区数万清军能够一统全国。史书描述，进了北京城的多尔衮，自己都说：“但得寸则寸，得尺泽尺耳。”也就是说，对中国得点是点，不求大进。但李自成的溃败和史可法的失策却让多尔衮野心膨胀，促成各个击破战略，摘了大明内乱最大一颗桃子。

作为军事长官，史可法信念坚定，却不懂治军，天下未定时，南明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小。史可法提出设立四大作战区，但四个作战区长官却无法一统号令。史可法以书生之气驾驭武将，没有手段、胆略和魄力。弘光元年4月，清军渡过长江，对南明发起总攻。5月13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守卫史可法让各地派援兵，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清将多铎率兵围城，劝降史可法，史可法毅然拒绝投降。但同时，却仍对清兵抱有幻想：“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这封书信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史可法对多尔衮说，现在反贼李自成的队伍还没消灭，听说他们又流窜西边去了，准备卷土重来。他们是我大明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贵国没有除恶务尽的隐忧。所以，我希望你们同仇敌忾，来对付我们共同敌人，善始善终，咱们合兵一处，一起去西征讨伐反贼，砍下匪首李自成的头颅，以解心头之恨。然后你们班师回国，如果贵国能做到这一点，则功德在千秋。我大明朝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你们。

这是典型的与虎谋皮。

结果，多尔衮的回答是，攻城。

史可法虽然英勇不屈，但也只守了七天城池。清兵攻破扬州城后，多铎下令屠城，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扬州城血流成河，八十万扬州军民遭清兵灭绝式屠戮，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拔剑自刎不成，被俘后壮烈牺牲。

左光斗，史可法，一对东林师生，两个铁血汉子。但在晚明末世，都无法救国救民。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无论是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即便全面放手，让东林党接管政坛，也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因为他们本身存在着先天不足：墨守成规，坐而论道，不懂军事，不擅实战。说白了，他们是封建文学家道学家，而不是近代政治家军事家。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问，东林党不是还有个能征善战的孙承宗孙大帅吗？崇祯为何不拿来一用？

崇祯还真没忘这位帝师督师。扳倒魏忠贤后，崇祯就想起了赋闲在家的孙承宗，诏命孙承宗复职，此时局面异常严峻，后金军已进河北，占据遵化，威胁京城，而孙承宗初战不辱使命，一举收复遵化等四城，史称遵永大捷，但是随后他的命运却又急转直下。因为内耗，加之皇帝敏感多疑，他在大凌河城打了败仗，经不住朝臣攻击，无奈辞职。七年后，后金军已变为清军，再次绕过关宁防线入侵，进攻孙承宗老家河北高阳。孙承宗拒不投降，率家人守城抵抗，结果寡不敌众，城破被擒，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已是古稀老翁，清兵统帅多尔衮毫无人性恻隐之心，令人将孙承宗绑在马尾巴上拖死。

还有大儒刘宗周的最后命运，也殊为可叹，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以后，刘宗周又被起用为左都御史，但是行为更加极端，掉入“杀身成仁”怪圈，一会上疏说那个该斩，一会又说那个该杀。自己又拿不出什么救国之策。

南京冲破之后不久，杭州也失守了，此时这位大儒不思广泛联结反清力量、积极筹划共谋抗清大业，却决定绝食自尽，以示其忠。

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事，浩然与天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说天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都是欲望惹得祸，无欲无求了，就没事了。

大敌当前，生灵涂炭，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这位背负天下人厚望的大儒，整日想的并不是率领大家收复失地，恢复大明，而是静坐城外水心庵中，体验灵性，真是活脱脱的一个腐儒形象。

不久，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仍然坚持速死。

最终，刘宗周绝食二十日，成功殉国，“临难一死报君王”。

于是大明江山再无可用中用之人。

唯一可歌可泣的，是以孙承宗、史可法、刘宗周为代表的、少量东林人的骨气。可惜，如是血性明人已凤毛麟角。南明速亡情况说明，其时中国已经是个没有血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