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两千年前的武士阶层去哪了？

提及“武士”及“武士道”，很多人以为那是日本的专利，且不是什么好东西。尤其现代很多中国人，因为军国日本的侵华历史，将武士道视为洪水猛兽，或嗤之以鼻，或避之不及。

其实，那是“恨屋及乌”，甚至“送人之美”了。

武士道不是日本专利，未被军国利用的武士道，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恰恰是武士的美德。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武士，还有武士道。荆轲就是东方武士的骨灰级人物。查看史料可知，作为战国燕国太子丹的门客，荆轲的功夫几乎不值一提，《史记》称荆轲“好读书击剑”，只是爱好并非擅长击剑，本质上他也是个书生，剑术不见高明，但其大名却能显赫于中国武士谱之中。靠的什么？有人说因为他刺的人名气太大，那可是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他沾光了，这种理解相当庸俗。在我看来，荆轲不因武功传世，也不因秦始皇留名，而在于他恪守的“道”，是名副其实的 “正宗武士道”。

想当年，荆轲深受燕国太子丹之恩，太子丹把荆轲当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拿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其实，这就是有朝一日要荆轲拿命来感恩。荆轲不傻，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欣然接受，“士为知己者死”。临行时太子丹和一些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边送别荆轲。荆轲非常洒脱地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首歌，酣畅淋漓，荡气回肠。是一个武士的殉道心声。

──虽然你现在让我去做的事，凶多吉少，没有胜算，但我答应你，义无反顾。我此去成功还是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担当，接下来这个任务非完成不可，不能完成就以死相报。决不能无信不义，辱没我武士的名声。

这就是武士道的精髓：“忠诚至上、以武为本、重名轻死”。此乃武士三大立身之本。这原是先秦中国武士的“道”之精髓，千年后日本武士道藉此形成，后来浸入日本人的血液中，变为日本国民的普遍伦理。所以，说武士道立于先秦远播海外绝非诳语，此系先秦武士的高贵品质。当年，武士荆轲与其说是搞刺杀，不如说他是殉道而去。有道且敢于殉道，这是华夏武士光耀先秦的不朽标记。

但是，自“三纲五常”束缚了中国人的手脚，武士精神便渐行渐远，尤其是两宋公开“崇文抑武”，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彻底消失，文人与武士更是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状况导致了失血中国两次被游牧民族征服，直到华夏民族再次出现重拾血性的“书生武士”……

1900年，清皇室爱新觉罗统治中国250余年，汉族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脑后那根长辫，忘了那是外族强加之物，他们每天起来洗漱细心地梳理它，就像笼子里的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爱新觉罗的江山依此惯性，相当稳定，似乎可以“万年永祚”。

但是，就在此时，神州大地突然出现了一群不怕死的秀才，开始造清廷的反。他们的造反方式，不是跪着请愿，手里拿着的也不是上书，而是匕首、枪弹，炸药。

史坚如就是其中一位。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

“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贼以取亡乎？吾将行吾志矣。”

如果不交代时代背景，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上述这两段慷慨之词，系一个少年书生所言。此人就是“非常书生”史坚如。

史坚如，广东人，1879年生人，是广东番禺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他的先祖系明末抗清名将、汉民族英雄史可法。本来，史家在清朝的日子过得可以，依然有人在官府做官，史坚如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士N代”，但史坚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做秀才中的“异类”。他没有书生的柔软，也没有文人的怯懦。本来，他原名不叫“史坚如”，而是“史经如”，他后来嫌“经”字文弱，改为“坚”。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清廷向日本投降，割地赔款。晚清文人对政府极尽失望，但出于对清王朝“剃刀”的恐惧，暴力革命尚未成为主流，朝野上下，充斥了不少文人改良派，对清廷“从良”抱有幻想。而时年16岁的史坚如气魄惊人，力挺武装抗清，主张杀掉慈禧：“此老妇真真可杀！”

这个秀才不仅敢说，而且敢做。1899年，他散尽万贯家财，加入兴中会（同盟会前身）。1900 年10 月23 日，史坚如率领暗杀小组对清廷大佬、广东巡抚德寿下手。不幸的是，因为所携炸药提前引爆、行动失败。史坚如被逮捕投入衙门大牢。在大牢审讯过程中，清廷酷吏施尽酷刑，拔光了史坚如的手指甲，抽打全身。他们本以为这位自幼娇生惯养的书生，会跪地告饶，但是史如坚却自始至终不吭一声。他的无畏令刑讯他的满大人胆寒。11 月9 日，清廷在广州天字码头，斩首史坚如。史坚如牺牲时年仅21岁。

为什么史坚如有别于中国传统书生，勇敢、威武？

这有赖于他青少年时代的教育经历。青少年时的史坚如，就读于广州格致书院。这个学校是美国人所开，属近代新型学堂，在这里，他读到了西方思想家的先进思想，受到民主思想的启蒙，更重要的是，他还读到来自本乡本土的“反清四大寇”的革命学说。所谓“反清四大寇”，就是晚清末年起于广东的四个汉民族志士：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当史坚如得知，孙中山等人在东京组织反清大本营，于是决定去日本拜见孙中山。结过一番留学申请，史坚如终于在东京与孙中山见面。二人一见倾心，深谈十余日。孙中山对史坚如说，当下中国苦难深重，治学不如救世。而救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用武装行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好友、日本武士领袖宫崎滔天也劝导中国后生，应该像日本年轻学子那样，让思想带上剑，勇敢走出书斋，去现实社会“实言实行”。

革命党笔杆子、国学大师章太炎，对史坚如们的影响也极为深刻，他鼓励少年书生重义轻生、视死如归：“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鸥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说，天下大乱，书生成长为大侠，才不枉此生。

章太炎还说，“一缘既绝，万念俱消”。一个人如果执着于一个信念，则绝断了这个信念，人活得就没有意义，人生的所有念头都化为灰烬。章太炎这样说，是鼓动青年书生为民族解放革命而死，促成了晚清书生的“自戕成仁”之风。那些行刺的书生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单纯的肉身生命毫无意义，唯有将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义的事业之中，才能化为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

惟有“牺牲”才能求得“永生”——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动力，秀才们自可潇洒赴死，“轻去就而齐死生”。

在导师的启蒙和鼓舞下，史坚如们迅速由书生成长为武士。虽然他们中有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血没有白流。此后，汉家血性书生前赴后继，揭开了一个对野蛮政权及其大吏的暗杀大时代。“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几乎成了当时青年书生们的口头禅。这种气势果然吓坏了满大人。

当被统治人群不怕死时，统治者就怕了。是时，清廷大小官员陷于恐怖之中，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对革命党人轻言镇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在北京的满清皇室贵胄暗自遣人去东京，每人向同盟会“捐赠”万两白银，用以赎买自己的项上人头不与身体分离。

一个又一个青年死士以命相搏，终于刺破了清王朝治下中国之漫漫长夜。至此，中国的武士历经千年沉寂，终于再度震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