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强大文化和经济的宋朝“艺术皇帝”宋徽宗为什么会失败？

宋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

前人感叹读宋史常流泪。明代王夫之曾经批判“陋宋”，国史大家钱穆更是表示汉唐宋明清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与此同时，宋代在华夏历史中，却又同时是斯文的代表。我们知道，宋代文化经济方面，都曾经达到古代中国的高峰。历史大家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表示过类似的评价，“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从盛世到靖康之变

这就是对宋代参差不齐的评价。在岳飞与秦桧的黑白对比之外，宋代面目如此暧昧不明。真相究竟是如何？靖康之变是一个很好的透视点。宋徽宗宋钦宗之外，数千名宋代宗室被迁徙北上。对于奉南宋为天命的汉族后人而言，这种耻感迄今没有消失。离开宋徽宗，无法聊宋代。

宋徽宗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几乎算得上宋代的盛世，却又如何沦为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形象，因为其对于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创伤，在多数历史以及小说家笔下，无非昏庸君主，花岗岩、李师师等花边流言不断。这方面，文学塑造力量超过历史，前有古人《水浒传》，后有近代《金瓯缺》。然而，随着时代更迭，对他的评价也开始变化。尤其，从海外视野来看，宋徽宗形象未必那么晦暗。比如《宋徽宗》一书，就试图以宋徽宗的视角展开论述。

作者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她近年来致力于宋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或许与此有关，她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温情。皇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有权力，也有无奈。故事的开始，徽宗刚登上皇位时，首先面临彼时激烈的新旧党争。他尝试改善派系斗争，却无力改变根本格局，这些斗争让几代人都受到残酷影响。而到故事的结尾，即使在金朝的控制下的最后的岁月，徽宗也尽力保持了体面。她的笔，还原了徽宗艺术家特质，其个人修养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他的失败也令人同情。

海外学者这类书，是面对海外读者的普及读物。因此，对国内读者而言，材料和信息量不会有太大惊喜，更多是是框架和一些意外的细节。伊沛霞对宋朝保有善意，阅读这本书，也没有惯常读宋代历史的压抑。她的著作带有人文主义色彩，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更多提供了相对中立的视角去看宋徽宗乃至于金朝。其写作，对于惯于将历史作为道德说教甚至宣传做法的读者，显然是一次解毒。

军事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宋朝为何失败？军事自然是最直接原因。《宋徽宗》一书也提到，从军事而言，宋金没有对抗可能性。这反过来也证明，徽宗诸多作为，并不是导向他失败的根本原因。以此而论，后人将失败归因于徽宗蔡京甚至童贯等人，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从军事出发，可以思考宋代失败的制度根源。金朝等游牧民族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更野蛮，恰恰是因为他们军事技术甚至社会制度更具优势，封建与科层官僚是二者区别。其中，从财政军事可以进一步窥探二者区别。伊佩霞对此着墨不多，笔者尝试展开一二。

伊沛霞的视角与研究背景，使得她的叙述在充满温情之余，也多少在整体穿透力方面显得有所局限，对徽宗的辩护也有所偏颇。比如她认为，西方宫廷糜费与资助艺术家广受好评，借此，她试图论证徽宗被人指责的大兴土木并无过当之处。姑且不论这一做法是否合适，这显然混淆了君主个人财产与国家财产的区别。

没人可以对金钱撒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其实就是体现在财政之上。拙著《白银帝国》就强调东西方内府财政之别，不亚于中西封建制度的差别。对于西方而言，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人君自食其邑。所以无论赞助艺术还是征伐邻国，用的是君主自己的钱。这种封建制的差别，其实历史中可以窥探一些细节。中国皇帝往往幽居深宫，远征甚至被儒家大夫视为失德之举。而欧洲君主其实是利用打猎和巡游树立权威，强化与大大小小各路贵族的联系，巡游中英国君主时时会被任何走近他的人东拉西扯。相反，宋徽宗接见金朝使者都是礼节性的，不谈实际的事。而阿骨打接见宋朝使者，表现却很主动性，很享受谈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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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封建是什么

回到财政，我么可以反思财政背后的制度差别，尤其古代封建和君主专制的区别。

封建一词来自日本历史学者翻译，让很多读者误会中国封建从古至今。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汉之后已经瓦解。逐渐从“既封且建”（有爵位、有土地、有世袭），到“封而不建”（不分封、不世袭），土地和附属权力逐渐分离，财政权力也逐渐集中于中央政府来管理。所以，当我们谈论财政制度时候，需要厘清财政收入来源和用途。

中国财政比起西方，更早就分别国家（外）和君主（内）的财政，汉大司农管理国家财政，主要收入为田赋、徭役等，少府则管理皇室财政，主要收入为山泽税、贡纳等。不过这种区分，在汉之后就日益模糊，唐宋之际已经有了区别不明的情况。时间一久，时常出现内府侵蚀国库情形，即，皇帝的私人金库地不断侵蚀国家财政。朱熹就曾表示：“凡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我在《白银帝国》就分析过，宋代内藏虽然有补充国库的传统，但是其存在本来就是对于国库的一种隐性分配，甚至加大了宋代的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宋代内藏日益成为内廷主导。这种情况下，宋代国家财政最高的三司（度支、户部、盐铁），本应该掌握内库情况的，反而逐渐失去知情权。结果，导致皇帝对于财权的支配与渗透更为直接。从这个意义而言，徽宗的奢侈不是他的个人特点，但是劳民伤财的指责难以回避。

从更重要的方面而言，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倒不是因为皇帝个人，而在于军事开支。宋军数量最高时达120万人，超过前朝多倍，导致宋代财政长期吃紧。

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政治正确

财政和军事互为表里。除了财政之外，军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最大密码。徽宗的失败，长期总是被形容为昏聩无能。但是如果徽宗真的安于做个这样的君主，也许他和宋代的命运反而不会这样。他的悲剧和宋代的转折，恰在于他的“远大志向”。他急于收回祖宗期待的“燕云十六州”，短视地推动“海上之盟”——也就是联合金朝共同灭辽。

燕云十六州相当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五代十国时期，被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将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说起来，石敬瑭总被嘲笑儿皇帝或者汉奸，但他本身其实是沙坨族。古代常有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的说法，这对于宋代而言，意味着传统愿望，即只有夺回燕云十六州才是真正统一。这不是徽宗的个人理想，更是宋朝政治中的政治正确。宋太宗时就不断丰盈内部财政，以为未来收复失地之需，“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燕云十六州的争论，贯穿了北宋朝廷，与新旧党争也密不可分。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动机来自于此，司马光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主义与王者不治夷狄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为放弃这一梦想寻找体面台阶。事实上，无论燕云十六州还是辽国，对于宋朝来说其实是很大的和平红利——恰恰是辽国作为缓冲地带的消失，直接为金国提供了短兵相接的窗口；而金国作为缓冲地带的消失，又直接到了蒙古人的南下。可惜，宋徽宗在盛世光环之下，非要夺取燕云十六州，最后的结果却是北宋灭亡，宋朝向南方大幅后撤。

宋代：中国城市文明的高峰

宋代失败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大家大概理解，宋徽宗的个人对于宋代的失败作用，其实有些夸大。

首先，从大历史的角度，靖康是中国胡汉文明在融合冲突过程的必然，几乎可以视为南北融合的代价。南宋偏安并非毫无好处，这也使得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发展。按照雷海宗先生的区分，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公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

自然，靖康之变带来的耻感，远远超过永嘉之变以及安史之乱。金人被宋人描述如野兽一般，其实宋代宗室作为降虏得到的待遇，自然不好。但是，并不比前人更差，典型如不得不青衣侍酒的晋怀帝。最令中原文人难以接受的屈辱受降仪式，并非金人原创。伊佩霞引用罗文的说法，这乃是金国朝廷中的汉人专家，按照中国古籍拼凑出的受降仪式。春秋时代，确实已经有诸如郑伯肉袒牵羊投降楚庄王的典故。

如果抛开汉人思维，反思这段历史，我们会看到另一面叙事。金国和辽国疆域广大，在海外得到认同不低于南宋，金朝的儒化程度也并不低，对战争和谈判操纵手腕也很高，或许，正是金人的文明而不是野蛮，刺痛了宋人乃至于后代汉人隐秘耻感。

其次，前面说过，宋代的失败，首先是军事的失败，具体体现在兵制。宋代汲取唐代藩镇经验，通过文官压抑武将，使得军人地位与战斗力一路下滑，这其实也是汉代之后兵制的窠臼，要么依靠番兵要么就是没有真正可战之兵。钱穆指出，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与社会结构关系也很大，一大推动力就下面要说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两面性

最后，宋代给人印象是文人主政，探究下去，这其实是科举新贵崛起的时代。

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这其实也是宋代在遭遇进攻时，难以将庞大经济力量转化为致命武力的原因。南北朝时代，传承儒家正统的，主要不在晋朝，反而是北方的大家族。唐宋之后，优孟衣冠渐成绝响，在新的平民社会中，门阀士族等中间组织被打散。科举制造就了新一代文人，看起来是一个美好时代，方便了皇帝与官僚科层的结合，却并不有利于军事机器的效力。宋朝风雅之下的集权倾向与阶层变异，看起来怪异，其实放在科举背景下，很容易理解。

底层白丁文人兴起，其实几代人就可以改变社会形态。平等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可能带来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对阶层的冲击。当贵族不在了，只有皇帝的亲族作为藩屏，当门阀不在了，只有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更是只有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阶层越弱，皇权越集中，国家的官僚化越明显，社会的散沙化也是，这其实是所谓陋宋的根源所在。毫不奇怪，丞相权力也是从宋代大为削弱，为日后君主专制埋下制度伏笔。

类似的情况不仅仅是华夏特色。日本有经济学家论证日本战后的时候就说，明治维新时代的人是有精英主义的倾向。指挥战后增长期这代人，基本是战前受教育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战后平民教育一代走上舞台的时候，却表现出领导力无能。战前日本人一两代中，尚且分为不同群体，古代中国社会更复如是。

我以前对宋朝有好感，也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说过，自认算是半个宋粉——这倒不是因为宋代优待文人，主要是宋代的经济成就。但是，过分吹捧和过分降低都不是历史的真相。宋代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时刻，甚至算是第一个海上帝国。然而通过历史，我们也要学会更多理解宋朝的复杂性。

宋代的文化和经济辉煌的确耀眼，但是这种辉煌，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是不是以消耗前人积累，恶化后人影响位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无论军事组织还是科举等制度，宋朝最开始的改革，也许最初并没有那么坏，但是在日后演化中却走向更糟糕的结果。这不是宋徽宗以及其同辈可以体会到的代价，却和他们难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