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变更是中国历史舞台上常见剧目，但对于一六四四年北京城的老百姓来说，短短三个月内就当了大明、大顺、大清三朝子民。虽说自古以来都是成王败寇，但没想到原来皇帝是可以换得这么快。

第一朝：崇祯帝真的没钱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既是过年的喜庆日子，也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王朝的大日子。但远在北京深宫中的崇祯，看着眼前的江山却没有一点喜庆的心思：辽东清人兵强马壮，已多次侵犯内地；张献忠割据四川，声势浩大；李自成坐拥陕、甘、晋、豫、冀多地，难以抵挡……

李自成和张献忠作为两大农民军的头号人物，自然早就是朝廷上下的重点关注对象了，而翰林院士马世奇认为二人之中李自成最难对付，他的厉害之处在于懂得如何笼络人心，“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

有地方官曾这样描述大顺军如何势如破竹：“有献城与贼者，有送印免死者，有焚香开门以迎者。”当时流传甚广的“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宣传口号对苦于“三饷”多年、面对饥荒威胁的百姓而言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自然纷纷投向李自成麾下。

大顺军从三月初开始进攻山西，宁武、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等地的明军纷纷溃败，连连传来的坏消息令皇宫上下都坐立不安。

三月初六日，深知事态严重的崇祯立即下令调遣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到京勤王。但是，拉起部队不难，难在于如何应付军队的开支。崇祯二年(1639年)十月，皇太极率军攻打京师，部分来勤王的军队因粮饷不足而发生兵变，就是惨痛的教训。

由于大片土地陷入敌手，地方秩序崩溃，朝廷要依靠各地赋税负担军饷自然是不可行，更何况事态紧急，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早在二月中旬，崇祯就下令勋戚、官员甚至因事下狱的革职官员捐助饷银。

本来当官的这些年都不太平，已经没什么油水捞了，现在还要捐钱，于是有官员就不太满意了，如左都御史李邦华上疏：“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言下之意就是皇上的内库里不是还堆着金银财宝吗？还是皇上出钱犒赏军队保住大明的江山吧。

北京城破前夕，守城的士兵都已经欠粮欠饷多时，恐怕大顺军还没到就忍不住发动兵变接应闯王了。户部侍郎吴暄山向崇祯请求从皇帝专属的内库里拨钱支付军饷，崇祯让他上前，带着哭腔小声说了句：“内库无有矣”。

后人根据大顺军从宫中搜刮出的大量白银以证明崇祯死守内库而不肯发军饷，但事实并非如此。任职锦衣卫佥事的王世德与崇祯较为亲近，明白崇祯的难处，在其回忆录《崇祯遗录》曾为主子伸冤：“城破, 唯东裕库贮珍宝存二耳,安得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者。而纷纷然谓上好聚敛,内努不轻发, 岂不冤哉。草野无知,传为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更何况按照常人逻辑推想，崇祯登基以来勤俭节约，一直忙于政事，怎会因为吝啬银子而白白断送这祖传江山呢？

▲大顺军从宫中搜刮出铸有永乐年字样的银锭

崇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游说，结果是皇亲国戚如太康候张国纪二万两、岳父嘉定伯周奎一万两；太监如曹化淳、王永柞、王德化各五万两和王之心一万两；文武百官中捐得最多的如内阁大学士魏德藻也不过五百两，加上各省在京官员的摊派，合计只筹到二十万两银子，无疑于杯水车薪，崇祯心灰意冷，下了第五次罪己诏。

尽管罪己诏写得哀痛欲绝，但崇祯接下来每天早朝与群臣商讨对策，得到的也不过是“相顾不发一论”、“诸臣亦泣，束手无策”或其它无用的空话。

十六日，大顺军已兵临城下。看到大明气数已尽，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崇祯在心腹王承恩的陪同下，最终选择了在煤山以死向明朝列祖列宗谢罪。

▲当年的崇祯殉国处，现存的两块纪念石碑都是民国时期所立

第二朝：那个闯王来了又去

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策马从承天门入城那一刻，迎来了他的人生巅峰。而原本一辈子只能在农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们，也跟着他走进了北京城这个花花世界。

他们初入城时，有的百姓冷眼旁观，不敢议论，有的百姓脸上贴着“顺民”纸条，桌子放上酒食慰劳大顺军。反观城中高官富贾，却是惶惶不可终日，特意四处寻找破烂衣衫把自己打扮成贫苦百姓。大顺军安顿后，商人继续开门做生意，百姓照常去菜市场买菜，继续过着以前大明子民的生活。为了争取群众支持，恢复社会秩序，大顺军下令规范官兵的行为，“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因此市面秩序大致良好，偶然有士兵作乱也立即处决。

李自成实际上和朱元璋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出身草根，乱世之中投靠起义军一步步上位，最终击败各路势力以入主京城。但李自成身边却少有如刘基、李善长、徐达开那种高人辅佐，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

旧朝已逝，新朝当立，身处京城的大小官员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到底是按儒家价值观为忠义而“殉国”？还是投降新朝安分守己继续当官呢？后世有人笼统地把投敌是奸贼、殉国是忠臣作二元划分，或许是没有理解到乱世中各人的处境。不过，就算他们想效忠李自成也很难，因为大顺朝录用明朝旧官的比例较小。

大顺军刚进城时，本来军民融洽、喜气洋洋，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就向旧朝官员大肆索取银两，美若其名为“助饷”，并按官员的职位高低列了一个价目表：“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 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要是这些官员拿不出钱，便大刑伺候。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感慨道：“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

例如魏德藻，他在城破前应崇祯要求捐饷五百两，此时他被大顺军抓了起来，家人翻箱倒柜、左拼右凑也只能筹到一万两银子。李自成的得力大将刘宗敏一口咬定他还藏着其它财产，硬是把他严刑拷打了五天。魏德藻受不住折磨而死，刘宗敏再把他儿子抓起来逼迫银两，仍是搜不出便一并杀了，结果也没有找到更多的银两。

官员们为筹得银两保命，纷纷变卖家产。尽管官员们绞尽脑汁，但实际上满足数额的人少之又少，结果便是“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大顺军下级官兵的军纪也日渐败坏，不把军令放在眼内，老百姓们都人心惶惶。

▲夹棍是大顺军施行酷刑常用的刑具

李自成在享受京城的荣华富贵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国运作打算，而守在山海关的吴三桂便是必须争取的对象。李自成派遣降将唐通，带上吴三桂之父吴襄所写的招降家书和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吴三桂读了父亲着意招降的家书，又了解到大顺朝对自己的优厚待遇，便爽快地答应了归顺大顺朝，立即起行入京觐见新主。

吴三桂率部到北京途中，得知在京的全家被扣押，父亲因“追赃助饷”交不出银两被刘宗敏严刑拷打，爱妾陈圆圆更被刘宗敏强占。吴三桂心想我一心一意投靠大顺，现在竟然抄我家、夺我妾，一怒之下便折回山海关突袭留守的唐通，其后便以明朝官员的身份号召遗老遗少对抗大顺。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和吴三桂部接战于一片石。两方争持不下之际，多尔衮的满洲铁骑从旁突击，大顺军一败涂地，李自成率残部仓惶撤回北京。山海关一败，标志着本来如日中天的大顺政权开始走向末路。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在武英殿即位称帝，翌日率军撤退到陕西，临行前下令放火烧毁各处宫殿，并大肆掠夺财产和妇女。李自成后来又从陕西辗转撤退到湖北、江西，大顺的永昌国号只延续了六年便再无后续，残部抵抗到康熙初年亦相继覆灭。

▲一片石所在的九门口关是明长城中少见的水上防卫设施，目的是阻止敌军趁枯水期沿干河床进入内地

李自成没有看清摆在眼前的是大顺、大清、大西、南明四方以国运为注的一个赌局，缺乏看透时局的胆识和沉得住气的智慧。占领北京固然是大顺的胜利，但南方大片的土地还不在自己掌握当中，新占的土地和人民又未完全归顺，统治并不稳固；吴三桂驻守要地，理应是好好对待的重点招降对象，刘宗敏等人却抄他家产、抢其爱妾，致使倒戈投向大清；大清、南明的军事实力仍不可小覤，大顺军却忙着搜刮皇亲国戚、富商高官的财产，以至于丧失人心。如日中天的大顺轻易取下北京，前后不过四十三天便迅速离去，数年后也步了大明的后尘，消失于历史洪流中。

第三朝：来自辽东的新任天子

得知李自成撤出北京后，多尔衮和吴三桂率领满汉大军直趋北京。

多尔衮深知大清入主中原是“以夷变夏”，争取民心并不容易，所以下令清军入城后不得占用百姓房屋，严禁抢掠。清军军纪甚好，与大顺军临走前烧杀抢掠的行为大相径庭，当时身在北京的朝鲜使臣评价清军：“入关之初，严禁掠杀，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

好不容易终于入主北京城，清军上下自然是兴高采烈，但对于如何对待脚下新占的土地，满洲高层却有不同的看法。多尔衮之兄、英王阿济格曾提出：“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关),可无后患。”意思是以前在辽东吃过这些前朝遗民的亏，还是先下手为强才是上策。

清朝(后金)与明朝交战多年，现在终于入主北京，正是成就大业的时刻，难道又跑回辽东老家去？多尔衮深谋远虑，自然是否定了阿济格的意见。大清能入主中原，范文程的辅助可谓功不可没。崇祯在煤山上吊时，由于路途遥远，北京城的确切消息仍未传回沈阳，但范文程在四月初针对当时大清、大顺和明朝的关系提出大清未来的战略计划：“明之劲敌惟在我国, 而流寇蹂嗬中原, 正如秦失其鹿, 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 实与流寇角也。“即首先要把头号敌人转移为大顺，以争取明朝遗民支持。多尔衮立即下令组建新朝班子并积极筹划统战工作：

1.各地“薙发归顺”的文武官员各升一级，带同记载当地钱粮、兵马、户籍的档案入京觐见新朝；考虑到各地路程远近，入京期限可酌情调整;

2.原有的中央各部门官员，待遇、职位一律照旧。之前不愿当大顺朝的官而跑回老家避难的，只要肯归顺大清也照样录用；

3.清军所到之处严禁烧杀抢掠，同时下令废除压在百姓头上多年的“三饷”。派出官员往各地招抚，安定民心；

4.原先的“剃头令”废除;

5.清军为崇祯帝服丧三日﹐同时对外宣称摧毁明朝的真正敌人不是大清，而是为祸一方的李自成。大清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一定要为明朝报仇雪恨。

这些命令陆续颁布后，获得了明朝军民的广泛支持。此后的顺治登基，标志着大清从大明手中接过了天命，君临华夏。中国皇帝，如此重要的头衔就这样落在一个童稚未开的小男孩头上——那一年顺治帝才只有六岁。

尽管清朝初期入关以报明朝“君父之仇”的旗号获得不少地方官员和百姓支持，但也有明朝遗老选择归隐山林，坚持不出仕。

结语：一切都尘埃落定

短短春夏之交的两个月内，北京城三易其主。不管明亡原因为何，一六四四年权力更替下的中国社会反映出多姿多彩的众生相：有人为将倾的大厦苦苦支撑，有人审时度世、果断投向新朝，亦有人隐居一生，坚决不为新朝效力。乾隆朝的大臣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感叹：“夫以明季死事诸臣多至如许，迥非汉、唐、宋所可及”。

清朝初年曾流传着一首很形象地概括明清鼎革过程的童谣：“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与对巷赵大哥。”意思是朱家(大明)苦心种出来的麦子(江山)被李家(大顺)磨碎了，做出来的馍馍还没吃下口就送给了远方来的赵大哥(即大清。北宋时徽宗和钦宗被金人掳去东北，所以百姓戏称满洲人是赵家人的后代)。对当时的平头百姓来说，哪管是谁家掌权，也许不过是换了群官家老爷们继续侍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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