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地摊经济”强势复苏。你能想象，成都市甚至举办汽车品鉴会，把宝马、奥迪等名牌汽车拉来摆摊销售么？李克强总理更是称赞，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一、夏商：姜太公靠什么生活？

要摆摊，起码得有个市镇。在田间地头摆摊也不是不行，问题是人流量太小，生意很难做得起来。

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和都邑，也随之出现了贸易。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夏朝遗址就出土了很多贝、玉、松绿石，这些东西肯定不是当地出产，而是通过贸易、交换等手段从外地运来的。考虑到当时不太可能出现门面房和商业综合体，这些商人应该是在市集摆摊贩卖、交换商品。

夏朝之后的商朝，商品贸易更进一步。周武王曾经形容殷人的贸易行为，“肇牵牛车，远服贾”。由于殷人很善于做生意，所以后世都把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同时，城市里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场所——肆，市肆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正如《诗经》所说：“南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在市肆里做生意的，大多数是贵族。至于平民，基本上只是在偶尔来卖一点自己的剩余产品，比如陶器、谷物、菜蔬以及牲畜之类。平民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以及出售的商品也有限，所以不可能拥有一间自己的商铺，基本上都是摆摊贩卖。相传姜子牙还没有去钓鱼之前，就曾在朝歌和孟津的市肆内干过“负贩”、屠宰和卖酒的营生，如果没有猜错，他应该也是一个小摊贩。

二、周朝：官商垄断一切

小摊贩姜子牙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在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封建王朝——周朝。

周朝的统治者并不重视市场机能。在商朝，已经出现经营商品交换这一专门行业的“自由商人”，然而到了周朝，所有的商人都属于官府，正所谓“商工受资”。官府给这些商人的任务是“抱布贸丝”，以货易货，不是赚取白花花的银子。

《孟子》记载，“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而不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就是说，那些商人，无论你是在商铺卖货，还是在地摊卖货，都是在完成政府给的任务，所以市场不发达。

由于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所以老百姓也都“衣服饮食不粥于市”。农民不会拿着自己的剩余产品去市场出售，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人摆地摊。而且人民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死徙无出乡”，就算你要摆摊，也只能在本村本乡里摆。但是，政府赋税征收的都是实物，假设你在本村本乡摆摊，真的能把剩余产品卖了换钱，那你拿什么来交税？

这种经济制度到了东周末年已经开始崩溃，《论语》中记载，“白工居肆，以成其事”，众多的私营工商业崛起，在城市里开铺的开铺，摆摊的摆摊。很多家庭手工业从传统的男耕女织，进化到织草鞋、织网、织履、织缟、为鞔（补鞋）······有些地方还因为特殊需要，形成了金属家庭工业。这些家庭会将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导致地摊经济蓬勃发展。

可惜的是，这种较为自由的经济体制，很快迎来了它的末日。

       

三、秦汉：一元体制下的地摊

秦始皇所建立的帝国，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

秦始皇痛恨原为商贾的相国吕不韦——据八卦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搞了个抑商政策。他将大批商人充军，派他们上战场为自己卖命。

《史记》记载，“三十三年,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不但商人自己要充军，就连商人的子孙后代也要充军，“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后又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在这种抑商政策下，地摊经济无从谈起。

汉朝初年，尤其是文景之治之时，商业管制逐渐松绑，地摊经济日渐活跃，“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可不要小看这些坐列贩卖的“小者”，他们往往能成为手戴劳力士的有钱人，过着“枯燥”的生活，《货殖列传》中说，“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这些小本经营、摆摊叫卖的小商小贩，虽然表面上社会地位还很低贱，但实际上人家已经成为了腰缠万贯的人民币玩家。

然而，到了汉武帝之后，汉朝的经济制度逐渐倾向重农轻商，不仅盐铁专卖，而且对工商人士征收高税率。对于入市营业的商人也有一定的身份限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卖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富商大贾，还是小商小贩，都不堪重负。所以，汉朝的地摊经济逐渐趋于衰落。那些因为生计所迫摆地摊的人，也不指望能够赚到什么钱，东汉末年的小刘备，尽管起早贪黑地摆地摊卖草鞋，也只能勉强糊口。

汉朝灭亡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由于政局动荡，政府对经济的统制力不从心。因此，很多平民为了求生存，可以随意经商，《南齐书》中记载，“会稽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无所知，父笃癃病，母不安其室。值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三个小姑娘靠着在市场上摆摊卖菱莼，养活了全家。

但是，这种地摊经济并不是普遍现象。由于兵荒马乱，出现了很多集军事性与经济性于一体的生产组织——坞堡。坞堡常以宗族为中心，再结合乡里群众，形成一个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庄园的组织。因此，坞堡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有经济联系。时局的混乱，与坞堡的崛起，导致平民的交易活动空间被严重挤压。

四、隋唐：长安城里有城管

隋唐帝国的建立，使中国再次迎来了大一统。

唐朝的首都长安，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长安市的商业有多么繁华，我想应该就跟《长安十二时辰》时长两分半的长镜头开场一样，有天朝盛世的气概，有举世瞩目的风采。

        

▲长安十二时辰开市画面

长安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是封闭的生活社区，市是工商业活动场所。商住分离，不得越界。市内的商家按商品种类区分，排列在规定地点，因此，摆摊这种没有固定场所的经营模式，就难以大量存在。而且，唐朝为了保证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的稳定，就禁止农民自由地来城市，这也使长安不可能出现大量售卖农村土特产的小摊贩。

那个时候也有“城管”，即“司市 ”。他们要巡查各店铺，看看有没有谁在卖LV、路易威登、爱马仕、卡地亚······，要知道长安是不准卖奢侈品的。他们要看看有没有商家不按规定价格卖货——没错，政府不允许商家自己定价格；他们要看看街上有没有王公贵族，在唐朝，这些人不允许上街shopping，逮到就罚款。如此种种，可见唐朝的市场管理有多么严格。

到了唐朝后期，政府对经济的统制逐渐放宽，甚至直接下令，“有无须通，所在州县，不得闭籴”。在长安、扬州这样的大城市，出现了很多摆摊售货的小商贩。在城市之外的广大乡镇，集市贸易普遍发展，什么草市、野市、墟市，应有尽有。这样的集市自然不可能有太多正规的商铺，绝大多数都是摆摊。

但是，此时的唐王朝由于国库空虚，便开始与民争利。唐德宗贞元年间，政府甚至派宦官到民间市场强行低价买物，美其名曰“宫市”。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一首揭露宫市危害的代表作。一位衣物单薄的卖炭老人，刚刚进城，就被两位官吏用“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低价，强行买走千斤木炭，直接断送了维持冬天生活的经济来源。

这样的大唐，确实不值得留恋了。

五、宋朝：遍地繁华

终于到了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宋朝。

北宋统治者自立国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惠商、恤商措施，“一切弛放，任令通商”。因此，宋朝的城市既没有坊市制度，也不禁止农民进城卖货，甚至还有了能让大家喝酒撸串唱KTV的夜市。

没有诸多限制，小商小贩大量出现。大家只需去看看《清明上河图》，就可知城市里的地摊经济有多么发达。当然，政府也不可能放任大家随便摆地摊，于是便设置了一个叫做街道司的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城市里的摊贩。

他们通过丈量街道，为商贩规划出可以摆摊的位置。商贩必须在自己固定的位置里叫卖，不可越界经营。《宋刑统》明文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清明上河图》里虹桥旁边的那根木桩，又叫表木，就是街道司为摊贩树立的分界线的标志。

       


▲圆圈处为表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是风向标

政府也鼓励地摊经济，宋代的税务所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2%的“过税”，对城镇摊贩收取的3%的“住税”。当遇到自然灾害时，政府还会减税。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强行摊派，使得很多平民通过摆地摊，小本经营，也能走上人生巅峰。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记载，一个叫秦重的小贩，通过摆地摊卖油，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赚到了整整十三两银子。一两银子等于1000文铜钱，《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炊饼大概在3文钱一个。也就是说，秦重一年赚到的钱，可以买4333个炊饼。对了，武大郎也是个小摊贩，只不过在阳谷县这种十八线小城，他赚得钱不可能跟京城里的商贩比，但也足够养家糊口，衣食无忧。

即使到了南宋，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也依然繁荣。南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几位小摊贩的发家史，“吴十郎者，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殆且巨万”，“忠训郎王良佐，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这两个人放到今天，都是马云级别的商业偶像。

很多人常常谈到的“美国梦”，即不论家世和背景，每个人依靠自身的能力和成就，都有机会获得更好、更富裕和充实的生活，其实这在中国宋朝就已经实现。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经商来发家致富，我们简直可以称之为“大宋梦”。

可惜的是，这一切繁华，都被蒙元铁蹄蹂躏，成为明日黄花。

六、明清：衙门里面摆个摊儿？

明清两代，出现近代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当时，工商业市镇兴起，各地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明人的《南都繁绘图》，清人的《盛世滋生图》，展现了南京和苏州两个商业中心的繁华。画中店铺众多，招幌林立，一派兴旺景象。

把目光从那些富可敌国的商帮身上移开，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小摊贩。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对于小摊贩的管理很松，甚至不对小摊贩收税。根据《清代钞档》记载，雍正在一条上谕中说，“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耰锄、 箕帚、炭薪、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至于乡村僻远之地，有司耳目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行总缴，其交官者甚微，不过饱奸民滑吏之私囊，而细民已受其扰矣”，于是下命减免。

清政府也不像唐王朝那样重视街道的干净、整洁，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政府也不在意市容。前门大街，也就是皇帝祭天坛、先农坛的必经之所，平时这里都被小商贩们搭席棚卖货所占据，路被棚子挤得只剩一丈多宽。皇帝辇驾要经过，那就赶头几天临时拆去，等皇帝回宫了便又纷纷摆上。

最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竟然默许小商贩们把摊子摆进各大衙门里面，“各司每日常有一种背包人等，将衣服玩物公然进署，陈列满堂，冀图销卖”。政府机关里整天都是“窝窝头，窝窝头，一块钱四个”的吆喝声，公务员还怎么办公？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御史才专门请旨查禁。

小摊贩们除了为城里人提供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还常常背个篮子、摇着铜铃下农村销货。他们为农民带来做工精美的针线等必需品，成为城市与农村联结的关键点。

有时候，农民们也会挑个担或推个车，把自家生产的蔬菜送进城里卖。他们要么走街串巷吆喝卖货，要么就在庙会附近摆摊经营。当然，谁都想在庙会这种人流量大的风水宝地摆摊，于是小商贩们就内部达成共识，“浮摊俱有一定之规，彼时虽不呈报地面，形式亦无少异”。

当时的小摊贩为了吸引顾客，都开发出一套自己的吆喝声。明末的《旧京遗事》中说京师小贩，“随声唱卖，听唱一声而辨其何物品者、何人担市也”。清代的《燕京杂记》则说“京师荷担卖物者，每曼声婉转动人听闻，有发语数十字而不知其卖何物者”。

可见，在明清两代，虽然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但是地摊经济还是相当发达的。

写到这里，我发现，成都的汽车品鉴会已经收摊，看来我手里的玛拉莎蒂15元代金券算是彻底作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