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交战的可能性有多大？

最近俄乌局势看上去有点一触即发的感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美国、英国甚至开始撤离外交人员了。

首先我个人觉得，摩擦甚至擦枪走火是会有的，俄罗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和乌克兰交战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俄罗斯需要在欧洲方向拥有缓冲国。现在俄国已经势衰，在这个方向只能指望用白俄罗斯、乌克兰两个亲缘民族国家做缓冲国。

没有出海口的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紧密，有出海口的乌克兰，却老是心心念念地加入欧盟、北约，这就让俄罗斯不能忍了。之前支持东乌克兰闹独立，以及最近的剑拔弩张，都是在给北约和西方划红线。

简单点说，我是一定要有缓冲国的。

这件事显然没那么快结束。如果大家还想要详细的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我之前出版的《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一书，倒是有比较详细的解读。

在此节选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俄罗斯人和他的邻居们

俄罗斯帝国的崛起，让“斯拉夫人”这个族群标签，能够以强者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更准确说，我们应该将之称之为“东斯拉夫人”。如果不是当年苏联的民族政策，也许包含：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族的“东斯拉夫人”，或许就成为共同的“罗斯族”了。

关于族群的认定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历代是比较有争议的。“共同语言”大体是比较统一的认知。如果一个被归类于同一民族，但彼此之间却没有共同语言交流，的确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的认定，“语同音”都是必须要做的（放在中国就是推广普通话了）。在内部结构松散，并且呈现明显南北族群差异的印度，这一融合工作则体现在对印地语的推广工作上。

然后一个族群需要共同语言，却并不代表有了共同语言就一定成为一个民族。所谓“民族”很大程度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语言学中有句话叫作“语言是一种拥有了军队的方言”。这句话放在政治碎片化的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比如要是荷兰和德国是一个国家，那么荷兰语其实就是德语的一种方言。反之如果德国如果南北分裂的话，那么南部的“高地德语”与北部的“低地德语”亦会由方言上升为一种语言。

回到这部分的重点，斯拉夫人的问题上来。以语言属性来归类的话，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生活在东欧平原上，曾经在政治上共同归属于沙俄、苏联的“东斯拉夫人”以外，斯拉夫人还拥有两个分支，即：主要包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以及保加利亚人的“南斯拉夫人”；包含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族在内的“西斯拉夫人”。很显然，这一划分的依据主要就是刚才所说的“政治”。上述每一个被归类的民族，当下都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尽管还会有一些人数极少、在语言上可以归于上述分类的民族，但在他们建立独立、半独立的政治版图前，真正对他们感兴趣的估计就只有语言学家了。

中欧平原上的“维斯瓦河”流域，被认为是斯拉夫人最初的聚落之地，这条河流当下位于波兰东部。公元初，斯拉夫人与他们的宿敌日耳曼人的分割线，是今天波、德两国的政治分割线“奥得河”。也就是说，今天的波兰可以被认定为是斯拉夫人的祖地。事实上，在二战之前，波兰曾经几度被德、俄两个强邻瓜分，其国境线也在中欧平原不断的东、西摇摆。波兰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帮助日耳曼和他们的东斯拉夫远亲做缓冲。

只不过，在这条缺乏山脉分割的大平原地带，缓冲国的必要性是一定的，但具体偏向于哪一方就不那么一定了。总得来说，这取决于波兰的两个强邻谁更加强势。最近的案例，是二战前因为德国的强势，波兰的领土范围要比现在偏东。在第三帝国崩溃、苏联成长为超级大国之后，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等苏联境内主要河流的上游地区，被从波兰领土中剥离。已经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波兰，则从西面的德国那里得到了相应的补偿。通过连锁式的民族迁徙，这一调整得到的巩固。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划分不仅更符合地理原则（让自己得以统治整个东欧平原），也是帮助斯拉夫人完整拿到了自己的祖地。

实际上，波兰也并非一直是如此悲剧。整个欧洲地区的文明传播路径，整体是按照南欧-西欧-中欧-东欧顺序，渐次推进的。这与罗马帝国的扩张方向，以及匈牙利-南俄草原的战略阻隔有关。换句话说，作为欧洲的初始整合者，罗马帝国在东北方向对战游牧者，并没有优势，遂选择向西欧平原（法国）乃至外岛性质的不列颠（英国）扩张。

居于阿尔卑斯山脉之北的日耳曼人，因与罗马人紧密的地理关系，比之位置偏东的斯拉夫人要更容易成为进入文明阶段。公元5世纪末，罗马在日耳曼人的入侵下崩溃分裂，西罗马帝国变身成为日耳曼人国家，便是这一位置优势所促成的。这一事件，亦使欧洲进入了以宗教为显性地缘矛盾的“中世纪”时代。

相比之下，斯拉夫人进入欧洲文明视线要晚得多。在东欧平原整体还被隔离在欧洲文明之外时，波兰人所代表的西斯拉夫人，是最早融入欧洲文明的斯拉夫人。公元996年，皈依天主教并承建立波兰王国。16世纪初，通过与波罗的人的联合（建立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一度获得了与日耳曼人分庭抗礼的资格。只是在东欧的潜力被俄罗斯人发掘之后，失去边缘优势的波兰，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德、俄之前的牺牲品。

除了语言与位置的差异，波兰与其南部的捷克、斯洛伐克两支“西斯拉夫人”，与东斯拉夫人最突出的差异，在于宗教信仰层面。简单点说，东斯拉夫人信仰的是东正教，面受西欧地缘影响深厚的西斯拉夫人，信仰则是天主教。如果现实的以俄罗斯或者东斯拉夫人，视为斯拉夫族群代言人的话，那么西斯拉夫人这种民族、信仰上的双重性，很显然受到了地理位置的影响。这种双重性并非没有好处，最起码在苏联崛起之后，上述三个与西欧地缘关系紧密的西斯拉夫国家，在融入欧洲时要顺利的多。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斯拉夫人”这个群体上。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斯拉夫人同样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战略机会。公元6世纪，他们开始从波兰地区南下，纵穿喀尔巴阡盆地西部（潘渃诺尼亚平原）侵扰巴尔干半岛的北部，至多瑙河中下游一线的东罗马帝国边境地区。与此同时，被后人标注为“东罗马”，但视自己为罗马正统的“拜占庭帝国”，需要一支新的力量取代反客为主的日耳曼人，帮助他们镇守北部边境（一如当年招安日耳曼人一样）。

这种合作关系，一方面成就了现在的“南斯拉夫人”各族，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中的大部分，接受了东罗马帝国所主导的东正教。位于亚得里亚海沿海的：克罗的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其中的两个例外。鉴于他们在地理上，与日耳曼人主导的天主教世界是的接近，这种选择并不意外。

马扎尔人所建立的匈牙利，是南斯拉夫与西斯拉夫人分割为两个独立族群的原因所在。这支被天主教世界招安，并安置于喀尔巴阡盆地充当“基督教之盾”的游牧民族，不仅让天主教世界在战略上获得了一层保护，更因其存在与坐大，客观上切断了南斯拉夫人与迁出地之间的地缘联系，使得斯拉夫人无法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向南延伸至巴尔干的政治联盟。

当然，考虑到苏联曾经一度将西斯拉夫、南斯拉夫，乃至匈牙利都纳入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政治联盟实际上还是出现过的。只不过主导者，并不是身处斯拉夫源头的波兰人，而是后发制人、在东方拥有巨大想象空间的俄罗斯人。

提到俄罗斯人，就一定绕不过与之几成世仇的德国人了。如果说前者是斯拉夫人的代表，那么后者就是日耳曼人的代言人。德国所处之地，在罗马时代被称之为“日耳曼尼亚”，是日耳曼人的根基之地。从政治上溯源的话，斯拉夫国家以西的欧洲国家，都可以定位于日耳曼人国家，并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欧”范围一致。

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时，源出日耳曼尼亚的部落，开始扩散至从英格兰到意大利的西罗马故土上。只不过，那些在西罗马领土上建国的日耳曼人，不可避免的在语言和种族上吸收了更多的罗马成分。以至于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一样都属于“罗曼语族”（拉丁语族），而不是日耳曼语族。基于日耳曼体系内部的这种复杂性，德意志一称逐渐成为日耳曼源头之地的政治、民族标签。

共同的民族和政治源头，使得“西欧”国家在价值观上更容易取得一致。在中世纪，这种一致性很大程度是通过“天主教”这个纽带连接起来，并与依靠东正教为意识形态主体的拜占庭帝国相抗衡。16世纪，拜占庭帝国为奥斯曼帝国攻灭。东斯拉夫人适时的接过了东正教大旗，欧洲的东、西分立局面，也从地中海一带北移至中、东欧平原，并形成我们在近现代史上，看到了德、俄对抗的局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洲的这种东、西欧分立的地缘政治分割局面，并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换句话说，欧洲统一的愿景并无可能把俄国包含进去。

冷战时期，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东欧体系，最为强势的时间段。俄国人不仅将所有斯拉夫国家拉入了自己的阵营，甚至还控制了身处日耳曼核心区的东德。现在的话，局面则恰恰相反。俄罗斯不仅失去了所有与西欧之间的缓冲国，甚至还同样失去了乌克兰这个核心东欧/东斯拉夫国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用在这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俄国才一定要拿回最具战略意义的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建立一个不受基辅控制的新缓冲地带。

纯粹从地理角度来看，发源于白俄罗斯境内，流经乌克兰注入黑海的德涅斯克河，是东欧平原位置最西的重要河流。苏联当年为白俄罗斯、乌克兰设计的西部边境，亦可被视为东欧与中欧的地理分割线。相比内陆国家属性的白俄罗斯，拥有黑海岸线的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的选择面要宽广的多。在俄国政治影响力跌入谷底的今天，乌克兰选择融入西欧、白俄罗斯则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同盟，很大程度是受此位置影响。

在东、西欧地缘政治分立的舞台上，并非只有斯拉夫、日耳曼两大体系的存在。如果说曾经以“奥匈帝国”名义存在于西欧体系中，冷战中又加入东欧阵营的匈牙利，是双方在中线的争夺焦点，那么同样位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则是双方在北线的争夺点。事实上，与游牧出身的马扎尔人相比，波罗的人与斯拉夫、日耳曼人的渊源要深得多。同属印欧语系的波罗的语，甚至独自享有一个“语族”的地位。这意味着，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波罗的人三族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是后者在前两者的挤压下，空间只剩下波罗的海东南海岸地带了。

历史上，波罗的人覆盖的这片“波罗的地区”，一直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试图融合的关键点。从地理角度来说，波罗的地区应该被划入东欧平原。然而在日耳曼人控制了波罗的海西、北部的情况下，日耳曼人对波罗的地区施加影响，甚至比莫斯科或者基辅要容易的多。鉴于波罗的海位置的重要性，这场争夺很大程度又是关于波罗的海控制权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上演了无数历史事件，其中有两件最具地缘政治风向标意义：一是条顿骑士团国的建立；二是圣彼得堡的建立。

公元1200年，在十字军东征时成长起来的，日耳曼人性质的“条顿骑士团”，决心以波罗的地区为目标展开一场圣战（名义为让波罗的人皈依天主教）。德意志开始渗透波罗的海地区时的最大地缘障碍，并不是尚处在未开化状态的东斯拉夫人，而是身处二者之间的西斯拉夫人政治代表——波兰。为此，条顿骑士团最初只能以圣战之名，先波罗的地区西端建立一块飞地，并接受波兰王国的政治领导。这块飞地，即是近代德国统一的源头之地——东普鲁士。然而波兰的存在，对于东普鲁士与德意志本土连成一片，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除非将波兰彻底变成一个内陆国。波兰领土的几度变迁都与德国的这个需求有着密切关联。

今天的德国已经不再需要，为要不要给波兰一条连通波罗的海的“波兰走廊”而烦恼了。因为在二战之后，俄罗斯拿走了东普鲁士的核心之地，并将之变成了俄罗斯人的“加里宁格勒”。只是在波罗的人借苏联解体之机，脱离俄国人的控制，并倒向西方之后，这片东普鲁士故地，现在又成为俄罗斯人的飞地。

好在将海洋视为俄国崛起关键的彼得大帝，已经在18世纪初在波罗的地区的东部拿到出海口，并建立“圣彼得堡”（苏联时期的“列宁格勒”），甚至将首都从莫斯科迁至于此（1703年—1914年）。这一战略性的设计，使得今天的俄罗斯，可以绕过陆地上的地缘障碍，通过海陆与这片重要的飞地相连。在俄国人从乌克兰手中拿加克里米亚后，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唯一不同的是，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本土之间，相隔的是一条最窄处仅有4公里的“刻赤海峡”，这使得俄国人可以通过一座桥梁，让这块飞地与本土相连。

单从加里宁格勒、克里米亚在俄罗斯的存在来说，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俄国人的强势。然而考虑到俄国人曾经把控制线向西亚至中欧腹地，这两个点的存在，更多算是帝国最后的坚持了。从地缘角度切入了解俄罗斯人和他们邻居们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俄国人在欧洲的期望值以及底线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