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夫妇
克林顿爱迟到,希拉里是悍妇
特工会提到一种说法:克林顿标准时间,这是因为代号为“鹰”(Eagle)的比尔·克林顿通常会迟到一两个小时。对克林顿而言,一张预约好的行程表几乎只是一纸“建议”,前特工阿尔布兰切特这样说。
有时,克林顿迟到是因为在和员工玩猜心游戏。其他时候,他会因为想和偶然遇到的守卫或酒店员工聊天而无视自己的安排。
1993年5月的一天,克林顿与克里斯托弗·斯查特曼预约理发,于是他让“空军一号”停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跑道上等待。克里斯托弗是贝弗利山庄的明星理发师,他的客户包括妮可·基德曼、戈尔迪·霍恩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我们从圣地亚哥飞到洛杉矶去接他,”为这趟重大旅行服务的空少詹姆斯·赛德勒说,“有人跳出来说他应该为总统理发。克里斯托弗为他理发,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在地面等了一个小时。”
当克林顿在剪头发时,洛杉矶机场的两条跑道关闭了。这给全国的乘客造成了不便,因为这样一来所有要起飞或降落的飞机都要暂停。
媒体报道称这次理发花费了200美元,也就是克里斯托弗在他位于北比弗利街348号发廊一次理发的正常收费。但是“空军一号”的乘务长霍华德·富兰克林对我说,斯查特曼在飞机上告诉他,这几剪子他收了500美元,按通胀调整后相当于现在的750美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富兰克林说一位民主党筹款人为总统付了账。
克林顿得知了航班延误的情况后,他对于安排理发的员工很生气。但是去剪头发的人是他,下令推迟出发的也是他。身为总统的他当然应该知道如果“空军一号”停留在跑道上,所有航班都得靠边站。
克林顿的参谋们热络地试图将这次劣评扭转为一次得分点。“他还是普通人的总统吗?”白宫通讯主管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在白宫每日简报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当然,”他回答,“我是说,总统需要理发。每个人都需要理发嘛。我想他有权利选择他的理发师。”
克林顿的就职典礼之后,富兰克林对总统的幕僚推手们提出说“高效的关键是规划”,然后这个想法遭到了猛烈的反驳。“他们说,‘我们都是自发来到这里的,一切都该自然发生,我们不会改变。’”富兰克林回忆到。除了厌恶作计划,克林顿和他的手下都表现出来一种“军队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的”的态度,富兰克林说。
如果说克林顿只是迟到这般小打小闹,那希拉里·克林顿则可以把理查德·尼克松衬托得品行优良。所有在内宅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发生在克里斯托弗·B.艾莫里身上的事。这位白宫接待员因为给已离开白宫的前总统夫人芭芭拉·布什回电话而犯了大忌。艾莫里曾教芭芭拉使用笔记本电脑。后来她又有电脑问题,艾莫里再帮了她一次。就因为这个原因,希拉里·克林顿解雇了他。
已是四个孩子父亲的艾莫里在整整一年内没找到工作。据克林顿的行政助理W.戴维·沃特金斯的说法,希拉里还是白宫旅务办公室雇员大规模被解雇事件的幕后黑手。
有一次,一名白宫电工在房间里换灯泡。希拉里看到后就开始冲这个可怜的人大嚷大叫,因为她曾经说过所有维修工作要在第一家庭外出时进行。
“她逮到一个人在梯子上修灯泡,那个不幸的小子。”白宫助理甜点师弗兰奈特·麦卡洛克说。
“出现在镜头前时,她举止得体,光芒四射;但是当她离开了聚光灯,她就像换了一个人,”据希拉里的一位贴身保镖说,“她易怒又爱挖苦人,对员工十分严厉。她经常对他们大喊大叫而且常常抱怨。”
在她的书《亲历历史》中,希拉里表达了对白宫员工的感激之情。但据一位特工称,事实是,“希拉里从来不和我们讲话。我们为她工作多年,她连谢谢都没说过。”
特工们发现,代号为“日舞”(Sundance)的副总统阿尔·戈尔也跟他的老大是同一块料。每一个特工都听过戈尔因儿子阿尔?戈尔三世在学校的不良表现而训斥他。他警告说:“如果你不争气,就进不了好学校;如果你不进好学校,你就会像那些家伙一样!”
戈尔所指的“家伙”就是那些保护他的特工。
“有时戈尔从宅邸出门,坐上车,对特工们连头都不点一下,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前特工阿尔布兰切特说,“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我们不过是把他从甲地带到乙地的工具。”从专业角度来看,阿尔布兰切特说:“保护你是我们的工作,当然你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喜欢你,但是良好的关系可以让这样长时间的共处没那么难熬。”
相反,戈尔的妻子蒂佩尔对待特工却非常友善。她会同他们开玩笑。她还会在跑完步后用罐子里的水喷他们。然而,“她坚持要用男特工,”戈尔特工组的前贴身保镖乔米基说,“她不希望护卫组里有女性。”
和克林顿一样,戈尔也常迟到。一次他要参加与北京市长的宴会,后来迟到了一个小时。另一次,因为他太晚离开酒店,等着要把他送到拉斯维加斯的特勤直升机差点没油了。
“日程安排上,他需要在早晨7点15分离开副总统宅邸,”前特工戴维?萨利巴说,“到了7点30分,我们去看他,他还躺在游泳池里吃松饼呢。”
“戈尔不会准时从副总统府出门的,”乔米基说,“当他与人在白宫有约见计划时,他会坐上车说,‘你可以快一点吗?但不要用警灯和警笛,尽可能越快越好。’”
特工无法在不用警笛和警灯的情况下加速,但是他们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时特工的头头通过无线通讯说,‘好的,咱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加速。’”乔米基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哄副总统开心。”在没有按下通话按钮的情况下,另一位特工会假装在无线电里说,“好!咱们快点走吧!”乔米基说,“这样会让坐在后座的戈尔很满意。”
戈尔随身不带钱,需要时他会向特工借钱。一次,戈尔的女儿高中毕业。他出席了一个为毕业生和家人在老爱比特烧烤餐厅举行的带付现吧台的接待会。
“戈尔走过去点了一杯红酒,然后需要付钱。”乔米基回忆道。
“你有多少钱?”戈尔问乔米基。
乔米基打趣道:“我工作很杰出,我是个特工,挣的钱可不少。”
戈尔解释说他需要买一杯红酒。
“二十块够吗?”乔米基问。
“应该够了。”戈尔说。
乔米基给了戈尔一张二十元纸钞,后来戈尔还了钱。
“我觉得他的想法总是:我是副总统,我拿什么都不用花钱。”乔米基说。
戈尔对低卡路里的健康食品十分热衷,但是他只要看到吃的,就得抓一点。“我们曾经为此嘲笑他,”乔米基说,“通常,他们会有一个休息室,主人会出于礼貌摆点食物。阿尔?戈尔从来都不会放过一块饼干,事实上似乎没有一种饼干是他不喜欢的。他很努力要减肥,但你看他卸任后还是变得越来越臃肿。”
作为健康保障的一部分,戈尔会给副总统府安排送货上门的瓶装水,并在家里设置了冷冻处理机。作为常规安全检查的一部分,特勤局会对副总统府的水质进行监测。“白宫和副总统府都配备了水质净化系统,”乔米基说,“我们会每个月检查一次水质,技术人员会从所有水池和水龙头提取样本。”
但是当时的特勤监察员乔米基发现瓶装水没有被检测。经过建议,特勤局也将来自瓶装水的样本送到了美国环境保护署进行检验。两天后,环保署给乔米基打了电话。一位技术人员震惊地告诉他副总统的饮用水里全都是细菌。
“他说环保署需要放大图标才能确定细菌的数量。饮用这种水会造成头痛、腹泻、痢疾和胃痛。”乔米基回忆道。
结果环保署没收了那家瓶装水公司的大批产品。
克林顿深陷桃色新闻
在白宫总部和特勤局,总统所处的位置随时会出现在电子控制箱上。总统在上面显示为POTUS ,美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的首字母缩写。这个装置叫保护对象定位器,上面同样也显示了第一夫人(FLOTUS)、副总统(VPOTUS)、总统及副总统的孩子的位置。如果他们不在华盛顿,定位器会显示他们所在的城市。另外,白宫特警队会随时利
用无线电更新总统夫妇在主楼的位置。
在克林顿入主白宫期间,“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会在无线电中听到希拉里去了某个地方,然后克林顿也去了那里,但是只要他去到那个地方,第一夫人就会离开那里。”一位前白宫特警队成员说。
和其他总统一样,克林顿见到他的粉丝就来精神。一天晚上,他在小石城参加高中聚会。特勤局封锁了他下榻的楼层,并对可能接触到他的酒店员工进行了背景调查。有两名女服务员恳请蒂姆西·高博尔特工让她们躲在大厅的另一头,只要在克林顿去坐车时能看他一眼就好。虽然克林顿已经迟到了,但当他看到两位女服务员向他挥手时,还是走过去和她们聊了几句。
“你能想象她们有多激动,”高博尔说,“自由世界的最高首领花了三分钟和她们聊天。她们对我感恩戴德。周围并没有媒体和镜头,所以克林顿并不是在作秀。”
克林顿不仅喜欢和人们见面,而且他有一种天赋,可以记住他见过的每个人。有一次在纽约美国劳工联合大会上的讲话结束之后,克林顿正在同人们握手。特工们注意到一个侍者看着他越走越近。
“克林顿也看到了他,而且叫出了他的名字,”当时在他身边的贴身保镖说,“总统边和他握手边询问他父亲的情况。这个侍者热泪盈眶,说他父亲去世了。克林顿表示同情,并回头对助手解释说他的父亲得了癌症。”
“一走进人群,总统们就好像在通过和人们握手给自己补充能量一样,” 阿尔布兰切特说,“刚刚结束一天的行程,他们可能十分疲劳,但是当他们来到人群里就好像又充满了力量。这样的情景我看到过很多次,但是克林顿是最典型的。和群众在一起时,他会精力十足,就像充了电一样,能够继续前进。总统们都这样,但是克林顿受到民众的影响最大。”
克林顿喜欢跑步,这造成了很多潜在的安全问题。
“每天都有人在等他跑步,”克林顿首次执政时的特工小组副组长彼得·道林说,“这对他来说很好,但说实话,对我们来说那些都是不速之客。他们没经过安全检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时会给克林顿递水,我们因此真的很忧心。如果总统每天都在大马路上跑步,而且周期相同,这会令恐怖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可能会观察他的行动,可能在路边的垃圾桶里设置炸弹。但是如果他在那天没有跑步呢?他们会把炸弹拿走然后改天重置。这种危险对我们来说前所未有。”
特勤局同克林顿讨论了他们的担忧,但是他还是坚持跑步。这种情况直到1997 年3 月14 日才停止,当天清晨,他在高尔夫职业选手格雷格?诺曼佛罗里达州家中的楼梯上摔了下来。特勤局联合行动中心把还在睡梦中的诺姆·贾维斯叫醒,命令他立刻去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海军医疗中心,总统需要在那里接受手术,重接他右膝撕裂的肌腱。
那天早晨,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的克林顿车队到达了这里。手术期间,贾维斯安排了一位特工在手术室里。
“我不知道这些医生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防护服下藏着枪,但是那些锋利的手术刀离总统太近了,即便是最值得信赖的军医,我们也必须保证特工在突发状况下有对策。”贾维斯说。
克林顿的私人医生E. 康妮·马里亚诺海军上将监督了这次手术,但当贾维斯看到十几名医生排列整齐地站在手术室里,等着上前为总统的膝部重新做自己的那部分工作时,也吓了一跳。
“每个人都握着探针,解剖刀,或别的什么手术工具,等着轮到他们去拨开、切开,哪怕只是去看一眼,这样他们就可以称他们为美国总统做过手术,”贾维斯说,“等麻醉一完成,第一位医生就做了切口,下一个找到了肌腱,第三位把肌腱上残余的部分切掉,第四位清洁并找出了膝盖骨。就这样医生一个接着一个地上来,几个小时后才结束。”
类似的情况贾维斯见过许多次,虽然形式不尽相同——对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同总统的联系都会是他们人生的亮点。
克林顿可不希望乘救护车回到白宫,但特勤局的车辆没办法在他坐着轮椅的情况下运送他。而贾维斯认识莎拉·布莱迪——里根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布莱迪的妻子,所以他向特勤局申请借用她丈夫的可运送轮椅的货车。
克林顿面临着8 周的拐杖生活和几个月的物理治疗。他要佩戴可调式的腿支架以防止手术后的膝部移动。这次事件之后,克林顿再也不跑步了,而是改用健身器材。
与此同时,特勤局也开始适应克林顿模式。
“有时候克林顿总统看到一小群观众簇拥在我们设定的安全边界外,只是为了能看一眼总统,他就会走过去和他们握手,”贾维斯说,“当然,这已经很让我们分心了,因为我们不希望他接近没接受过检查的人群。我们不知道人群里会不会有一个拿着手枪的辛克利或者布雷默。这类人通常会在那个区域游荡,因为他们没办法进入会场。”
事实上,这个时候,贾维斯面临这样的情况:克林顿钻进了一堆没有经过安全检查的人里。“我就在人群的前面,”贾维斯说,“当处于人群中时,会有一位特工为总统引路,接着是总统,然后是两名跟在总统身后的特工,周围还有其他人。” 贾维斯发现了一个把手放在外套里的女人。在一个活动进行的过程中,“特工会随着总统的移动形成一个编队,一旦看到异常情况,你需要马上通过无线电报告给组长,”贾维斯说,“你可能一直都很安静,没有什么需要报告的,但如果你和总统在一起,并且正说着什么,那就意味着有事情发生。你需要揣摩那个引起你注意的人,并迅速决定你的行动或你们小组应该怎样行动。”
这一次,“很奇怪地,每个人都在看着总统,鼓掌,欢呼,微笑,”贾维斯说,“她正朝下看而且表情迷茫。这时总统离我们有两臂远。我告诉组长我发现了问题,接着我抓住了这个女人。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时间仔细揣摩她。”
贾维斯抱住了那个女人,其余的特工保护着总统离开。
“她很惊异,但是我不能让她的手从外套里伸出来,”贾维斯说,“直到附近的保护小组赶来,我才放开她。”
这个小组询问了这个女人后,很快认定她的精神状况不正常。
“她的外套下并没有武器,但是你能从这类人的反应中确定他们精神不太正常,”贾维斯记录道,“当他们和众人的反应不一致时,你就会注意到他们,然后你就知道你在普通人中间发现了一个异类。”
当然,贾维斯说:“没有多少人愿意让一个特工抱着他们,并让他们保持原地不动,远离人群。但是在面对可能发生的悲剧时,你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去选择正确的反应方式。”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个绝对的‘人来疯’,待在人群里就异常兴奋,”道林说,“我们不会对他说,‘先生,你必须改变,这样的行为不恰当。’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方式了。”
道林认为,如果特勤局先遣队预先知道克林顿会钻进人群里,他们就可以先做好准备。“这样一来,在这里的人会伤害到他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道林后来担任了华盛顿地区的办事处负责人。同时,道林说,特勤局同克林顿可能到达的地方的工作人员联系,这样特工可以提前到那里侦查。
1995 年2 月26 日,那是一个周日。清晨,道林在《美国大观杂志》的“人性大观”上看到一条资讯,突然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麻烦。这条信息对“来自华盛顿的报道称,克林顿还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花花公子”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
《美国大观杂志》回答:“如果有任何关于总统是个花花公子的证据,那么它现在一定在各大媒体出现了。时过境迁,现在的白宫新闻处不会再像对待肯尼迪一样,为了保护总统的隐私而无视他的‘课外活动’了。”
对特勤局来说更不祥的是,这条信息继续说:“知情者说,克林顿的桃色新闻可以追溯到特勤局,他们和第一夫人有矛盾。据报道,她发现一些特工太喜欢打听,所以总是离他们很远。一位特工最近透露了一个故事,1996 年,克林顿夫人对她丈夫拈花惹草的行为实在忍无可忍,警告说她会同他离婚。没有人相信这个奇异的故事,但不幸的是它已经在传开了。”
道林,克林顿贴身保镖小组的特别助理特工,刚好那个周日值班。克林顿一家要去教堂,总统对杂志上的消息只字未提。但是,两小时后,道林回到自己位于艾森豪威尔大楼62 号房间的办公室时,电话响了。
“道林先生,总统要和您说话。”接线生说。
“你看了今天早晨的《美国大观杂志》了吗?”克林顿问。
“是的,总统先生,我看了,”道林回答,“我对我看到的感到很抱歉。”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传说特勤局说过这些。”克林顿说。
“总统先生,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是绝对能保证受保护家庭的隐私的,我们必须维护这项荣誉,”道林说,“但是让我们先想一想,您觉得如果是我们要散布消息,我们会说这么荒谬的事吗?说您的妻子和您背道而驰?”
“你说得对。”克林顿说。
事实上,很多故事都不是真的。希拉里从没向克林顿扔过台灯,特勤局没有发现任何她是同性恋的迹象,比尔也从没有离开白宫去万豪大酒店见她所谓的女朋友。但是,1998 年8 月17 日,比尔·克林顿确实在白宫的地图资料室通过国家电视向全国观众就他同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致歉。
“我确实同莱温斯基小姐有不当关系。事实上,那是一个错误。”克林顿说。第二天,克林顿乘“空军一号”去了玛莎葡萄园岛。
“在他向全国承认了他同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婚外情后,我就跟他到了玛莎葡萄园岛。”阿尔布兰切特说。当时阿尔布兰切特正在操控指挥台,希拉里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在哪?”
“夫人,总统现在在城里。他应该刚进了一家星巴克。”阿尔布兰切特说。
“证实一下。”希拉里命令道,阿尔布兰切特照做了。然后,希拉里命令他告诉总统“马上回家,现在就动身”。
阿尔布兰切特向贴身保镖传达了这个消息。
“噢,老天!克林顿喜欢和人交际,喜欢打高尔夫,但是她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克林顿就只能一直待在玛莎葡萄园岛的房子里。阿尔布兰切特说,这是对他的惩罚,他就好像被固定了一样。”
在公众面前,希拉里会面带微笑且举止优雅。只要镜头一离开她,她易怒的性格马上彰显出来。在希拉里竞选参议院议员时,她把外出就餐和同当地人一起打发时间作为她的“倾听之旅”的一部分。
“所有场合都在舞台上,所有的问题都会被直播,”希拉里的一位贴身保镖说,“她会在晚餐时停止。竞选团队提前3 天到,他们告诉主人并让他邀请所有的人并带上他们朋友。希拉里认为她的竞选团队没有提前吸引到足够的人气,然后就冲他们大发脾气。她真的是个性格火爆的人。”
众所周知,代号为“常青树”(Evergreen )的希拉里正式加入了执法机构,但她还是不喜欢警察接近她。
“她不希望看到警察,”一位前特工说,“你该怎么向警察解释这种情况呢?她不想让特工近距离保护她。她希望州立骑警和地方警察穿好正装,坐在没有记号的车里。可一旦出现状况,麻烦就大了。如果警察不穿制服,不开警车,人们就不知道这个区域有警察。如果群众没有意识到警察的存在,他们就更容易失控。”
在锡拉丘兹,当希拉里在酒店外散步时,一个大胡子男人激动地和她搭讪,因为他想要个签名。“他抓住她,”一位特工说。“她脸色变得灰白。但她还是坚持不让我们在她附近出现。”
希拉里的竞选团队计划去纽约州北部农村的一家4-H 俱乐部。当他们来到这个户外活动场,希拉里看到人们穿着牛仔裤,身边围绕着奶牛,她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
“她转身对工作人员说,‘我们到这来干什么?这里又没有钱!’”一位特勤局特工回忆道。
和希拉里不同,离开白宫后,比尔·克林顿对特工们“十分友好,”一位特工说,“我想他可能意识到在他离职后,我们就是他的一切了,所以他真的对我们不错。”
直到1997 年,前总统们都可以受到特勤局的终身保护,他们的配偶也一样,除非他们离婚。但就在1997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前总统受保护的时间缩短为离职后的10 年。比尔?克林顿将是第一位10 年后失去受保护权的总统。前总统的孩子受保护直到年满16 岁。2008 年9 月,国会通过了延长对副总统家庭保护时间的法案,规定副总统及配偶和他们未满16 岁的孩子将接受保护直到离职后的6 个月。
在克林顿离职后,“他到任何地方都会和人握手。他会特意地去和一个工人握手,”克林顿小组的一位前贴身保镖说,“在15 英尺外的柏油路上,你会看到他走向一架刨子和旁边的工人握手。或者他会穿过酒店的餐厅到后厨和人们握手、拍照。”
克林顿的办公室在哈莱姆区。在这里,街上的一位妇女对特工说:“亲爱的,你可以歇歇了。我们不会让那个人出任何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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