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骆家辉的“美国梦”说起

　　“一百多年前，我的祖父在未满二十岁时从中国来到美国，靠给人家做佣人换取英文课程。他那时所在的地方距离华盛顿州长的官邸仅仅一英里。但是我的家族花费了一百年时间才走完这一英里。这是一段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发生的旅程。”

　　这是骆家辉担任华盛顿州长时说的一段话，最近因某些国人的追捧而在微博上流行来开。作为美国第一位华裔的驻华大使，骆家辉的人生履历注定使他成为华人世界的大名人。在许多人看来，骆家辉不仅是“美国梦”的杰出代表，更是华夏子孙的骄傲。在许多国内媒体的眼中，骆家辉的成功不应仅归功于他个人的奋斗，而更应归功于美国社会为其提供了成功的土壤——一个包容性、阶级流动性极强的民族大熔炉，并以此来批评中国社会各种不平等的 “官二代”、“富二代”现象。而骆家辉更是认为，这种流动性是美国独有的，也就是说，美国才有可能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上升机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 中西平等意识源流考

　　其实，中国的平等意识远走在西方的前列。早在秦代，秦始皇便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由此结束了中国封建统治的形态。封建制可谓是滋生不平等的社会土壤，其核心是分封制，即将土地分封给封臣，由此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世袭统治，其在政治上的体现为“公侯伯子男”一系列等级。在封建统治下，所有的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拥有世袭统治的土地贵族手中，没有土地的平民阶层几乎没有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可能。而对于君主来说，分封所带来的政治动乱，使得削弱贵族势力成为需要。因此，封建是君主和平民共同的敌人，与封建制相比，秦始皇所推进的中央集权制是促进社会平等的重大举措。通过建立以行政任命为形式的郡县制，君主掌握了直接任命地方官吏的权力，用官僚等级制取代血缘等级制，从而破除了贵族的世袭统治，给平民带来希望。

　　官僚等级制需要一个支柱，这就是基于才能而非基于血缘来实行国家的层层统治。到隋代，中国终于确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保证了社会流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国学者福山在他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把中国的这一历史性变革称之为向现代国家过度，认为中国是世界最早的现代国家。科举制打破了世族贵胄对权力的垄断，甚至突破了历来从封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中产生权力精英的界限。到了清代，只要是非倡优皂隶子弟，皆可取童生资格，经科举入仕途。科举制有极大的开放性，几乎把政治录用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据社会学家用清代资料所做的抽样调查可知，当时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布衣子弟在科举录取的总人数中，约占13.33%，父辈一代无功名的布衣子弟约占33.44%。这一社会流动的速率，同20世纪号称自由之邦的美国大体相当，而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高出三倍还多。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网罗选择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

　　反观西方，当中国早已在秦朝时废除封建制时，西方却经历了历时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封建统治，9世纪到15世纪是封建制度的鼎盛期，直到15世纪后，西方才进入王权时代，法国的波旁王朝和英国的都铎王朝，都是具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是“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政治权力不能向上衍生，也不能向下垂范，“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一中世纪谚语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王权面对封建势力的无力。国王尚且如此，更何况底层的平民，由于贵族的一系列土地兼并，平民的基本生存都难以得到保证，更谈何上升机会？

　　至于科举制，它更是被近代西方奉为典范的制度。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16世纪。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科举制也最为关心，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达70多种。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他们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由此平民才可以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

　　二、 建国以来的社会流动：以高等教育为参考

　　随着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延续千年以上的社会流动渠道由此中断。新学所教的东西当然比旧学更有利于富国强兵，但它始终解决不了一个社会流动问题。新学往往学费昂贵，普通家庭很难承担得起。但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新学教育无法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在兵荒马乱之中，贫寒子弟通常只能通过从军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但这是一条“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社会流动渠道。金字塔的阶梯上堆满了累累尸骨。

　　建国后，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得到了扭转。共产党大力推行基础教育，1949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不足20%，到1977年，即已达到了66%，到2007年，更是达到了90.9%。但在作为学校教育终端的高等教育领域，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社会流动。对于贫寒家庭子弟，如果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可以说掌握了向社会中上层流动的钥匙。根据李中清教授在《无声的革命》中作的调查显示，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书中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为样本，对1949年至2002年的两所学校的学籍卡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来源不仅具有城乡多样性的特点，而且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要弱。北大的农村学生在1980—1999年间至少保持在10%以上，苏大则基本保持在40%以上。在全国农村人口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两所学校的农村生比例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而北大工人与农民子女的总比例也达到学生总数的30%以上，苏大工人与农民子女比例在40%左右。尽管1990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来自具有经济或文化优势家庭的学生增多，精英大学名额的争夺更激烈，但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却依然相当稳定，两所大学的工农子弟总体比例保持在三分之一到四成之间，这无疑是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切实成果。

　　再来看看美国的高等教育录取情况。众所周知，美国大学的录取与中国的高考录取制度不一样，它不仅需要参考考试成绩，而且还要考察学生课外活动的表现，并且有好的推荐信，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然而，有趣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的精英大学只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因为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以这些精英大学的学生往往是纯白种的美国精英的后代。但在20世纪20年代后，犹太人不断渗入到哈佛等精英大学，这是这些大学所不愿见到的。在美国20世纪早期，政界、商界的精英多属于纯白种人，学校招这种出身的学生，这种学生日后在商界或政界有了不俗的成绩，就会对学校有丰厚的回报。这些学校希望限制没有深厚背景的犹太人入学，但他们又不想违背美国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哈佛大学想出了一个很“天才”的办法：打着全面考查学生素质的旗号，要求学生不但要提交考试成绩，还要在课外活动等方面表现出色，并得到值得信赖的人的推荐。这样，哈佛大学成功地遏制了犹太学生的增长势头。其他常春藤学校也因此争相效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它们“血脉”的纯净。后来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日益上升，这种方法就被转移到亚裔、非裔的学生身上。

　　由此造成了美国精英大学教育严重的“拼爹”现象。有调查显示，在全美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2004年，146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74%。哈佛大学2004年超过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只提供了6.8%的学生。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学生竟占到1/3强。草根阶级想要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可谓日趋艰难，所以体育等娱乐领域成为了他们更好的出路，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出了这么多来自贫民窟的体育明星的原因。

　　三、美国梦已经终结？

　　行文至此，让我们重新来审视骆家辉的美国梦。关于美国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曾这样解释“美国梦”：“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梦想，因此从骆家辉的自述中可以看出，骆家辉为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而自豪，更为自己能够生活在美国而自豪，是美国赋予了他实现梦的机会。可是，根据前面的论述，骆家辉之路并不是“只有在美国才可能发生”，至少在古今中国，符合所谓“美国梦”的例子是数不胜数，而且从世界各国看，比起美国，在丹麦和瑞典这类更平等的国家，以及在社会不平等水平居中的加拿大，孩子有着更广阔的前景，因此骆家辉对自己生在美国的自豪感更多只是自己的主观臆想。

　　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今的美国，实现“美国梦”之路还有多宽？抑或说，它对于底层的民众还有多大的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经谈到美国高等教育的阶级固化问题。下面再来看一组数据。在《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中，美国两位资深媒体人唐纳德•巴利特和詹姆斯•斯蒂尔通过对美国人过去20来年实际生活的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早已成了“美国噩梦”。过去这些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减少了，资产贬值了。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为基数来计算，到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有89.4，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十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税金从1980年开始日益减少，从平均收入的47.9%降到2007年的19.8%。从2000年到2011年，1%的少数人收入增加了18%，占有社会财富的40%。当1%的人占有社会99%的财富时，实现“美国梦”也许就只能靠“占领华尔街”的行动了。

　　更为危险的是，顶层阶级对美国梦的虚幻承诺，反而削弱了人们对于提升底层阶级境遇的公共政策的关注。富人阶级面对道德指责和内心的不安，可以轻而易举地运用慈善手段得以解脱。慈善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慈善终归只是补救措施，而非根本措施，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更需要依靠结构性的调整。对于底层大众来说，“美国梦”已经变成上层阶级的迷药，底层大众满怀希望，艰苦奋斗，到头来却是两手空空，而他们的孩子比起他们自己更容易陷入穷困的境地，这一代际困境除了依靠公共政策和结构调整，别无他法。

　　四、结语：阶级固化是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阶级分化都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可能一样的成功，社会中总是会出现分化。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国家的崛起总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国家的梦从来都不是与个人的梦相分离的，因此，为每个人提供更平等的机会，不仅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国家的需要。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永远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机会的天平也不可能绝对的水平，但是如果成功的核心秘诀已经变成事业有成的父母，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当我们窥探美国100多年来走过的路时，我们更多的不应是幸灾乐祸，而应该是自省，尤其是当我们极力提倡“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应警惕愈演愈烈的阶级固化的趋势。我们应该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高等教育领域内农村学生正大量减少；我们应该看到，许多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正因为难以占有资源和政策优势而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能力；我们应该看到，先富起来的一些人正穷尽一切手段让自己的孩子高人一等……一个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最后倘若只变成阶级压迫，这是历史倒退、文明的衰落。

　　为梦想插上翅膀，更要为梦想营造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