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楼下发生的枪战引发的特工保卫案

在就任总统之前，亚伯拉罕·林肯就已经是绑架和暗杀的重点对象。

在南北战争漫长的四年中，他收到无数的像雪片一样的恐吓信。然而，这位勇敢的总统像许多位为美利坚合众国服务过的总统一样，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林肯先生拒绝他忠实的伙伴对他特别的保护措施，也拒绝动用联邦警察和军队实施个人安保。到了内战的尾声阶段，他终于同意由四位华盛顿警官担任他的保镖，负责他日常安全的保卫工作。

1865年4月14日，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一个狂热的南部联盟支持者得到消息：林肯将出席观看那一晚在福德剧院上演的一出戏剧。

那天当班的保镖是华盛顿警署的约翰·艾弗·帕克警官。他本来应该全程守在总统的包厢门口，结果他居然溜溜达达去看了看表演，然后跑到附近的一间酒吧喝酒去了！

由于帕克的玩忽职守，林肯，就如同一个平民一样，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就在晚上十点多，布斯找到了林肯所在的包厢，遛了进去，一枪射进了正坐着看戏的总统的后脑。第二天早晨，林肯去世了。

经过这场血的教训，总统的安保情况依然不尽如人意。在内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陆军部派出了士兵保护白宫。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华盛顿警署也会派出警力帮忙维护秩序和疏散人群。但是在这一时期，被派到总统身边执行保卫任务的警官由林肯在位时期的四个减少到三个。这些警官的唯一使命就是保卫白宫，可是，他们并没有为此受过任何的专门训练。

于是，1881年7月2日，清晨的华盛顿，在巴尔的摩和波多马克河火车站，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就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走进了一间候车室。查尔斯·杰·古提奥从人群中冲出来，先是射中了总统的手臂，而后又在总统的背后留下了致命的一击。被捕后，古提奥表示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对总统拒绝了他提出的出任美国驻欧洲领事的提案一事怀恨在心，所以才伺机报复。

电话的发明者，著名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尝试运用他发明的一种仪器，感应电子探测仪，来找到总统背部的子弹。但是由于这个仪器还在试验阶段，尝试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其他的探测方法也都没能成功。在1881年9月19日，加菲总统因伤重不治身亡。

就在这场震惊全国的暗杀发生之后，对于接任总统切斯特·亚瑟的保护措施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对于加强总统的安保力度还是存在阻力。这都是由于一个问题存在，它持续了多年，依旧困扰着人们：如何在全面保护国家领导人安全的同时又能保证他们还能够亲近大众呢？

事实上，在加菲暗杀事件后，《纽约论坛报》发表了一篇声明，就是关于反对增强总统安保力度的。这篇报道称，美国不希望他的总统成为“办公室的奴隶，规章和束缚的囚徒”。

这股存在于政治公开化和领袖安全度之间的张力让人们想起当初对“白宫”的构想。就像皮埃尔·朗方最初提出并已得到乔治·华盛顿总统批准的那样，就是要让白宫成为一个“总统专属之地”。这个设想中的白宫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宫要大五倍。以托马斯·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指斥联邦党的这项提案背离了民主。批评家们谴责这种朝臣和卫兵簇拥着总统的做法是英国君主制的表现。

为打破僵局，杰弗逊向华盛顿总统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总统府的建造方案。华盛顿赞成这个建议，并最终采用了建筑设詹姆斯·霍本的设计。总统府于1792年10月13日奠基，并于1797年被粉刷为白色，人们从此便称之为“白宫”。

鉴于开放性与安全性之间的突出矛盾，特勤局只是在后来才想到要把保护总统纳入其职责范围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1865年7月15日，刚成立的特勤局是财政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其职责是追捕假币制造者。当时的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货币，分别由一千六百个银行印制。流通中的货币有三分之一都是伪造的。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林肯生前最后一次职权行为就是批准了成立特勤局的法案。第一任处长是美西战争的老兵威廉·P.伍德，他是当时的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的朋友，同时也是老国会监狱的典狱长。

特勤局的第一个追捕目标是威廉·E.布罗克韦。他伪造的千元面值国库券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连财政部都赎买了他的七十五张假券。伍德亲自出马，一直追踪到布罗克韦化名隐居的纽约，并把这位“假币之王”送进了监狱。

到1867年，特勤局基本上已经成功地把假币猖獗的势头打下去了，同时他们也收获了了来自媒体的赞誉。

“那些职业罪犯对特工们真是闻风丧胆，”《费城通讯报》写道：“特工的追捕行动是无情的，他们真正做到了活要抓人，死要见尸。”

由于特勤局的突出成绩，国会开始给特工组织的高层下达命令，委派他们执行更多的案件调查工作，比如针对政府的欺诈活动。在1894年，特勤局调查了一起企图暗杀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阴谋，活动的一伙策划者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被称作“西部赌徒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尽管没有接到任何指令，特勤局特派了两名调查此案的特工去保护克利夫兰总统。有时候，这两名特工会架着一辆轻便马车跟在总统的大马车后面。不过一些政敌借此抨击了总统，结果克利夫兰要求撤掉特工们的保护。

可是接下来，写给总统的恐吓信数量不断增加，克利夫兰夫人出于安全考虑最终说服了他在白宫增加警备。负责安保的特工从三名增至二十七名。1894年，特勤局开始非正式地为总统提供保护，包括负责总统出行时的保卫工作。

可是这种改善并没能对下一位总统威廉·麦金利的不幸经历产生实质性影响。当然，虽然和林肯、加菲尔德一样经历了暗杀，被里昂·F·佐古兹射杀时，麦金利总统身边毕竟还是有护卫的。这天是1901年的9月6日，麦金利出席了设在纽约州水牛城音乐厅的泛美博览会的招待宴会。数不清的市民像潮水般涌来，站在长长的联邦警察和军人排起的人墙后面，试图同总统握手。当二十八岁的无政府主义者佐古兹混进人群中靠近总统，并用那把藏在手帕里的手枪向麦金利连发两枪时，两名特工就站在离总统不到三英尺远的地方。凶手射中了麦金利的胸膛和胃。八天后，总统因败血症去世。

然而，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02年，特勤局才正式开始承担保护总统的职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特勤局在执行保卫职责时也缺乏联邦法律的授权。从1906年开始，国会才开始为特勤局的总统保卫职责提供专项财政拨款，在此之前它的支出都被算作杂项支出的一部分。

随着保卫措施的进一步加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给亨利·卡波特·洛奇议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是这样评价特勤局的：“扎在肉上的一个小刺，当然，这是为我抵挡攻击和危险的一个重要方式。可是，我就不信这些所谓的攻击能把我给怎么样。就算这些攻击真的很危险，就像林肯说过的一样， 总统要住在笼子里才能安全，可在那个地方没法工作啊 。”

在美利坚合众国，也有许多针对总统的暗杀行动被及时制止，比如1835年1月30日针对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暗杀；1912年10月14日针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暗杀；1933年2月15日针对还没有宣誓就职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暗杀。即便国会提出了关于将暗杀总统作为联邦犯罪的审议法案，可是立法部门却迟迟没有行动。老百姓大白天里还是可以在白宫周围闲庭漫步。事实上，在白宫刚刚开始对公众开放时，就有一个发狂的男人在里面游荡并且声称要杀死当时的总统约翰·亚当斯。而亚当斯的解决方式是：把这位先生请进他的办公室聊了聊，不费一兵一卒地平息了这愤怒的火苗。

终于，在特勤局的坚持下，二战时期白宫第一次取消了向公众的开放。一般人要想进入白宫需要提前申请。那时，国会正式通过了组建白宫警察的决议。这些警察的职责就是巡查白宫周围的建筑群和场地。到1930年，白宫警察队成为了特勤局的一部分。这个警察组织现在被称为“制服特工队”。正如它的名字表达的，这个队伍里的警官们工作时都是穿着制服的。

和制服特工队不同，特勤局的特工们穿的是西装。他们的职责是保卫总统和副总统两家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他们周围环境的安全。同样，他们也要负责保护卸任的前总统，总统候选人和来访的各国元首。当然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场合，比如总统的就职典礼，奥运会和总统提名大会上，人们也会发现他们的身影。

在二战结束后，保护总统的特工人数增加到了三十七名。这种提高警戒性的行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0年11月1日下午两点二十分，两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试图冲进布莱尔宾馆（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651-1653号，位于白宫斜对面，是美国的国宾馆，每名候任总统，都会于就职前一周入住布莱尔宾馆。在杜鲁门担任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白宫进行大修，这里成为了实际上的总统住所。 译者注）行刺住在那里的哈利·杜鲁门总统。两名未遂的行刺者：二十五岁的杰斯里奥··特里索拉和三十七岁的奥斯卡·柯拉索希望以行刺的方式来表达波多黎各岛民族独立的决心。

这两位波多黎各爱国人士买了几把德国手枪，搭火车从纽约到了华盛顿。据斯蒂芬·亨特和小约翰·班布里奇所著的《美国枪战》一书记载，他们坐了辆出租车到了白宫，可是发现白宫正在整修，所以他们的目标并不在那。当时白宫的房屋状况已经差到杜鲁门夫人玛格丽特的钢琴开始从第二层往下掉了。在和出租车司机的聊天中他们获得了一个消息：在白宫整修期间，代号“监督”的杜鲁门住在白宫斜对面的布莱尔宾馆。于是他们决定在那里完成他们的使命，杀出一条血路来！

下了出租车，特里索拉从西面靠近布莱尔宾馆，柯拉索则选择了东面。他们计划同时到达大楼的门口并且开始连续射击，拿下保安并找到总统。特里索拉是一个善于远射的神枪手，柯拉索也为这次行动受过专业训练。可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成事在人，谋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

特勤局特工弗洛伊德·伯苓和白宫警察队的约瑟夫·戴维森负责东面安保，西面安保的负责人是白宫警察队警官莱斯利·科菲特。白宫警察队警官唐纳德·伯泽尔正站在大楼门口顶篷下的台阶上，背对街道和正朝大楼走来的柯拉索。

柯拉索扣动了扳机！可是什么也没发生。听到响动的伯泽尔转过身，看到了正对着他的枪口和持枪人。

转眼间，柯拉索又一次扣动了扳机！子弹击中了伯泽尔的右膝。

伯苓和戴维森从东保安亭冲过来，向柯拉索开火。在宾馆内守卫的特勤局特工斯图尔特·斯托特听到了枪响，从枪柜抓起一把汤普森冲锋枪。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的岗位于大厅走廊，目的是为了守护好通往二楼的楼梯和电梯，总统正在房间里小睡。杜鲁门夫人贝丝，代号“恩光”，向往常一样出城去了，因为她不喜欢华盛顿。

走到西保安亭前，特里索拉掏出了他的鲁格尔半自动手枪冲着科菲特警官的腹部就是几枪，菲特应声倒地。特里索拉查探了一下西保安亭，发现了另一个目标：身着便衣的白宫警察队警官约瑟夫·当斯。特里索拉给了他三枪，分别在臀部、肩膀和脖子左侧。

然后，特里索拉跳过篱笆直奔大门。在那，中了枪的伯泽尔正瞄准柯拉索准备反击。可是看到特里索拉后，伯泽尔迅速改变了目标，向特里索拉进行了连番攻击，但是都没有命中。特里索拉回击，子弹击中了伯泽尔的左膝。

这时，科菲特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他跳起来反靠在安保亭上。用他的左轮手枪指着特里索拉的头。“砰”的一声，子弹横穿了特里索拉脑袋，这个总统杀手应声倒地，当场暴毙。

其他的警官和保镖包围了柯拉索，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他也被击倒了，特勤局保镖文森特·莫兹在宾馆二层击中了他。

特勤局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枪战就在四十秒内结束了。一场枪战，打了二十七发子弹。

成功击毙暴徒特里索拉的特工科菲特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他的死亡时间就在枪战发生四小时后。他的名字被刻在了特勤局大厅里的纪念墙上，以供人们缅怀。柯拉索和另外两名白宫警察经过救治最终康复了。杜鲁门总统毫发无伤。当时，要是那些暴徒真的冲进了大楼，斯托特和他的战友们一定会拼全力把他们撂倒。

弗洛伊德·伯苓特工回首那段时光时说：“那天天气很好，大概二十六度。那天科菲特戴了一副新眼镜，我还嘲笑他，说他配新眼镜是为了执勤时看大街上的漂亮姑娘。”

枪战停止了以后，伯苓到楼上去看总统的状况。据伯苓的回忆，总统是这么说的：“见鬼的，楼下出什么事了？”

第二天，“杜鲁门想要出门散步，”贴身保镖查尔斯（查克）·泰勒说，“我们告诉他这不是个好主意，那伙暴徒可能在附近还有同党呢。”

第二年，国会终于通过了一条法案，将保卫总统、总统家人，候任总统和副总统的职责永久授予特勤局。当然，是否对副总统进行保护首先取决于他是否提出这一申请。

1951年6月16号，杜鲁门签署这项法案时还开了句玩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保护我的工作合法化了，真是令人高兴！”

但是究竟接受多大程度的保护，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总统手中。职责所需，也是天性使然，总统们需要一定的曝光度，然而特勤局的保镖们需要确保总统更安全。就像肯尼迪总统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尔所说的，“在总统看来，他的职责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接近大众，必要的时候他要去普通百姓家登门拜访，让人民能时不时看到他本人。有可能的话，他愿意坐下来听听民众们眼里的世界，民众眼里的美国和美国存在的问题。”

可是，现实和理想间总是存在差距，现实的愿望和疯狂的臆想之间也往往只有一线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