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文学：拉美的“贫苦文学邻居”？

　　最初是由若热·亚马多，开启了中国读者了解巴西文学的漫漫长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等拉美作家，携“文学爆炸”之浩大声势，一路摧枯拉朽，把“魔幻现实主义”烧到了中国。很长时间里，他是最为世界熟识的巴西作家，他的作品也满足了大多数国外读者对于巴西的期待：热情漂亮的混血女郎、乐天懒散的城镇居民、狂欢节、桑巴舞、非洲宗教、巴西战舞、甘蔗烧酒、各色美食，当然还有足球。但亚马多的作品，写的只是现实，而并不魔幻。这位曾参与巴西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被当局多次逮捕入狱并流亡国外的作家，写的是“传统文学”。他极为关注社会现实，认为“写东西是要改造社会，是要革命”。而事实上，葡语浸润的巴西文学，几乎没有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与拉美西语国家的作家多集中于对广阔的社会变迁的外在聚焦不同，巴西作家更具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他们普遍更喜欢探讨个人的身份问题，更善于聚焦于个人内心的复杂性。显然，巴西文学很难被放置到拉美文学的框架中来整合，也因为此，它甚少被外部世界了解，甚至被拉美其他国家武断地称为“一个贫苦的文学邻居”。

　　然而如果你要了解被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认为是“明日的世界”的巴西；了解为结构主义哲学巨匠、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孕育了诗意而深刻的思想著作“忧郁的热带”，且被社会学大师吉尔伯托·弗菜里称为神秘莫测的“热带中国”的巴西，你就不能不了解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国度的文学，也唯有通过对巴西文学“腹地”的了解，你才能了解这个因2014世界杯再度引起世人关注的国家的纵深，它的光荣与悲伤，它的失落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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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刻地了解巴西，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作家，这位“巴西的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巴西文学。他发表于1881年的《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是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小说主人公布拉斯·库巴斯死后，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生前的故事，他生性懦弱、犹豫不决，却正好印证了十九世纪末巴西社会各种思想的对立。

　　那时的巴西一边受到英法影响，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另一个欧洲；一边又要面对国内种种困境，对奴隶制度甚至热带气候束手无策。这种来自欧洲与本土、文明与传统的对立一直深深地印刻在巴西社会中。而在马查多的作品里，这些矛盾以一种独属于巴西的原创性方式展现出来，完全摆脱了只能凭借原始风光来表明民族性的创作方式。此后，马查多又创作了《金卡斯·博尔巴》、《沉默先生》等重要作品。他既描绘了十九世纪末的里约社会，又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反映社会现实。当时的文学评论大家若泽·维利希莫不禁赞叹道：“读完马查多的书我才明白，即使不谈论印第安人、村野田地，也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巴西作家”。

　　虽然如此，马查多的创作却是脱胎于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他创作的9部长篇小说里，《复活》等前四部作品都还没有摆脱浪漫派小说的套路，内容多为带有感伤色彩的传奇爱情故事。对他的创作影响至深的，就是巴西文学史上第一位集大成的作家若泽·德·阿伦卡尔(1829-1877)。在以小说成名之前，阿伦卡尔便因对巴西诗人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斯的史诗作品《塔莫尤人联盟》的批评而为世人熟知。在致马加良斯的公开信中，他强调应当摒弃欧洲文学传统的束缚，以对印第安传统与自然风景的描绘为基础，创造真正的民族文学。

　　1857年，也就是发表公开信的第二年，他出版了小说《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并将这部作品看作是他文学理念的范本。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展示本土元素与对模仿借鉴之间的张力，阿伦卡尔还有意识地写了《女神》、《露西奥拉》等作品，其中《露西奥拉》明显受到了小仲马《茶花女》的影响，为了突出两者的不同，阿伦卡尔特意安排女主人公阅读《茶花女》，并对这部法国小说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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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学元素之所以会在巴西文学中得到强调，源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一个新大陆的移民国家，1822年9月7日，宣布完全脱离葡萄牙而独立前，巴西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殖民历史。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巴西知识分子开始重视本土创作，试图在欧洲文学传统之外展现属于巴西的热带风情。

　　1846年，“民族诗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出版《诗歌初集》，强调了巴西特色的“棕榈树”“鸫鸟”等意象，推动了巴西文学中对自然风光与印第安文化的表现热潮，正是在这种对国家民族的探索中，产生了巴西最初的地域主义文学，并在此后的浪漫主义文学中发扬光大。然而在以阿伦卡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笔下，正如翻译家樊星指出的那样，区域只是作品展开的舞台背景，其中的故事与人物却并不依赖于这个背景，也缺少真正的地域特色。

　　马查多的创作，创造了真正属于巴西自己的文学样式，他追求一种扎根于巴西社会、追求平等独立的深切表达，表现了那种“自然的、人种的独特历史进程中包含的非巴西不可替代的、纯巴西的东西。”但他只是展现了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展现了巴西发达的沿海地区的风貌，而实际的情况是，这个人口和面积均居世界第五的国家，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各种文明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因此每个地区都有其主导的文明形态，文学作品也各具特色。尤其是内陆地区，直到由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9)撰写的史诗巨著《腹地》于1902年出版后才被了解。

　　作为“巴西的伊利亚特”或“巴西民族主义的圣经”，《腹地》由库尼亚对卡努杜斯农民战争的报道发展而来。在这本书里，记者出身的库尼亚第一次用文字记录了之前不为人知的腹地与腹地人。全书分“土地”、“人民”和“斗争”三部分，分别对巴西的地质环境、人种构成、战争情况做了详尽的描绘，并对巴西的社会问题与民族心理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浪漫主义时期对内陆地区的想象不同，《腹地》迫使巴西精英阶层直面偏远地区贫穷落后的问题。这本书也从各个角度扩展了巴西文学的疆域，进而对整个拉美大陆的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秘鲁作家略萨正是以《腹地》为基础，创作出广为人知的《世界末日之战》。

　　受到《腹地》的震动，20世纪初期的一些巴西作家尝试书写这一区域，却将地域主义引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将异域风情从单纯的故事背景延伸到人物的话语与动作，他们牺牲了人性的普遍问题，将人物变成风景的一部分，反而显得不够真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推动，1922年，圣保罗知识分子发起“现代主义文学周”运动，批判辞藻华丽空洞无物的文学形式，号召发展新的现代主义文学。他们要求摒弃对欧洲葡萄牙语语法结构的严格遵从，使文学语言接近于巴西日常口语；在理念上，提出吸收利用西方文明，但要用巴西自己的方式加以转化。简言之，就是要脱离欧洲精英主义的影响，正视巴西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社会问题，从多个侧面展示巴西。

　　随后，就出现了如马里奥·德·安德拉德(1893-1945)的小说《玛库纳伊玛》，曼努埃尔·班德拉(1886～1968)的诗集《时间的灰烬》等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很快，现代主义运动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由对美学形式的改革过渡到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文学作品的区域分化也日益明显，而文学创作也由少数精英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层面。出生于巴西东北部的亚马多，正是在这一阶段脱颖而出。

　　亚马多习惯以现实主义笔法展示时代变迁。在他前期的作品里，由《可可》、《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三部长篇组合而成的“可可三部曲”是公认的杰作。而他最负盛名的小说，则是发表于1958年的《加布里埃拉》。虽然名为一部爱情小说，爱情却只是其中的副线，主线则是来自里约的革新派与阻挡进步的地方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革新派最终赢得了胜利。亚马多由此为读者全面而又细致地展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西，他描绘了一幅新兴城市的社会风俗画卷。

　　在此后声名鹊起的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吉马良斯·罗萨。他的作品立足于巴西中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吸收了当地的许多故事与传说，通过对方言俗语的艺术加工，在文学语言上也做出巨大创新。在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萨迦拉纳》中，他运用庄园、决斗、迷信、巫术等要素，将真实的地点场景与想象传说融合起来，每一篇小说都像是一则地域寓言。而在他那部最有代表性的围绕腹地打手里奥巴尔多而展开的长篇小说《广阔腹地：条条小路》里，罗萨实现了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展现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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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由于巴西文学所展现出的区域多样性，巴西的“民族特色”更显五彩斑斓，甚至连巴西批评界的泰斗安东尼奥·坎迪杜也坦承，巴西文学理论要根据不同地域而灵活变通。因为随着时间的迁移，即使同一地区的文学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种文学上的多样性其实也正是社会多元化的直接体现。

　　过去50年间，巴西经历了和中国相似的城市化进程，巴西文学也因此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发展态势。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占巴西文学主流的，是比较自然性的巴西文学，主要体现和捍卫巴西本身的文化元素和特征以及文学价值。现在，马查多开创的城市化的文学开始回归，且蓬勃发展。来自现代都市的作家，寻求更加普世的观念，更加希望融入世界，也更偏向于中产阶级、大都市的文化、思潮，他们的作品里也体现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理念。

　　生于1952年的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见证了巴西城市化的过程。50年前，他住在巴西农村的大房子里，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七岁时父亲的离世带来了生活的巨变，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搬到了城里的公寓，日子变得艰难。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时值美苏冷战，巴西开始了20年的军政时期。他见证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巴西人的生活逐渐变得富裕，巴西社会开始更多接受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

　　泰扎出版于2007年的长篇小说《永远的菲利普》，看似写关于一个年轻的父亲和他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实际上映射出了巴西一个时代的缩影。小说里的父亲为儿子取了一个骑士般的名字，菲利普。他们引导孩子经历艰难的成长，在这过程中，父亲展开了对自己动荡的早年生活的追怀，尤其涉及到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历深刻变动的历史。

　　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巴西当代作家去本土化，并融入世界的努力。而巴西“混血文化”的特性，也推动这种努力得以结出文学硕果。巴西历史上经历了印第安文明、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的融合，在上世纪，又接纳了大批意大利移民、日本移民以及二战中遭受迫害的犹太移民，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让很多外来移民得以更快地融入主流社会，因此不难理解巴西为何出现，那么多出生于异乡却在巴西取得至高成就的作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1920年12月10日，李斯佩克朵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家庭，出生不久即随父母移居巴西。李斯佩克朵在1944年出版她的处女作《濒于狂野的心》，在巴西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她陆续出版了小说《光》、《围困之城》，同时还完成了《黑暗中的苹果》与短篇集《家庭纽带》。1960年代以降，她的写作获得公众承认，1977年12月9日，李斯佩克朵去世，也是在这一年，已有中文版引进的《星辰时刻》发表。虽然她的创作始终非常小众，但她却在巴西获得了“卡夫卡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作家”、“巴西的乔伊斯”等诸多美誉。

　　而“唯一能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比肩，拥有最多读者的拉美作家”保罗·科埃略，则可谓巴西文学的大众版。这位出生于1947年的作家，直到40岁才逐渐为人所知，从1987年的《朝圣》开始，他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18部作品以68种文字出版、655个版本全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销售总量超过1亿册，获国际大奖无数。他是除《圣经》之外最畅销的巴西作家，2007年被联合国聘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堪为巴西多元文化成功的生动注解。

　　时光倒退回1940年，茨威格偶然驻足巴西，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并写下了《巴西：未来之国》。他相信，这个能把那么多种族的人们融合成一个和谐的团体的国家，这个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独立，连曾经不可一世的君主也自愿流放的国家，因其彻底的宽容和人道主义精神，一定会为全人类指明美好的明日图景。然而，巴西给他带来的希望，最终没能抵挡他的“精神故乡”欧洲因法西斯势力猖獗而沉沦给他带来的无比绝望。1942年2月22日，他同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绿蒂在里约热内卢近郊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

　　似乎是一种呼应，多年后，吉萨写下了短小说经典《河的第三条岸》。小说里的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家，走进了一种漂流的生活状态。直到终老，他都未曾离开那条“用含羞草特制”的船。虽然他的生命，只是在“孤独——漂泊——孤独”的轮回中延续，但“河的第三条岸”这一充满理想光环却又遥不可及的意象，依然令人心向神往。而一个有着对“第三条岸”的向往和追求的国度，可以预期它的文学也会有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