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胖子的美好时代

欧洲史上首先实践运动瘦身的法国王后卡特琳娜·美第奇

“他沉迷享乐，从不担心自己的肥胖体型，他毫无节制的大吃大喝，终于在盛年中风而亡。”这是15世纪关于英王爱德华四世死亡原因的民间传言。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维加莱罗在《脂肪变形记：一部肥胖的历史》中指出，这是欧洲人对肥胖身材最早的负面评价之一。这本书汇集了文学、雕塑、绘画、医学报告、广告等多种史料，向我们讲述了从中世纪到现当代西欧人如何了解、认知和评价肥胖身材的社会文化史。

乔治·维加莱罗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法国国家图书馆学术委员会主席，他是欧洲著名的社会文化史专家。1978年他的国家博士学位论文《被矫正的身体：教育权力史》出版后，维加莱罗一直潜心研究有关人类身体的社会文化史，常有佳作问世。其中，《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一个神话的诞生》和《身体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已经引进国内。2010年维加莱罗推出《脂肪变形记：一部肥胖的历史》（Les métamorphoses du gras : Histoire de l’obésité du Moyen Age au XXe siècle），不仅受到欧美史学界的好评，在普通读者中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中世纪：胖子的美好时代

今天的欧洲和中国一样，减肥广告随处可见，脂肪是人人皆欲除之而后快的累赘。但在中世纪，肥胖却意味着健康、富有和权力。频繁的饥荒和灾难导致大部分人的胃无法稳定地得到满足，只有非常富裕的人才能“毫无节制地饮食”，所以，丰满甚至肥胖的身材被认为是一项特权，是上等阶层最直观的标志。在这一时期，减肥不是问题，如何变得更丰满，更胖才是问题。

13世纪的医生锡耶纳的阿尔德布兰丁认为，肉类最有营养，肉食能提供更多的力量，还能让食用者长肉。所以，好身材要靠吃才能获得，尤其要多吃肉食。而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中，暴饮暴食甚至被认为是勇武的象征。比如，莫尼亚日?雷诺阿一顿扫光“五个大饼、五只阉鸡外加一塞梯尔葡萄酒”；而丹麦英雄奥吉尔的食量相当于三个农民，一小会儿就能吃掉四分之一头大牛。维加莱罗认为，体力是骑士阶层统治力量的体现，暴饮暴食和膀大腰圆意味着强大的体力，是统治者最直观的外在标志。

即使在中世纪，对肥胖的赞赏也有一个限度，例如骑士至少不能胖到无法骑马作战。天主教会认为暴饮暴食是贪婪的体现，有节制的饮食能有效控制贪欲。中世纪的医生则提出，饮食过量是有害的，人们不应“在饭后感到胃部膨胀”。最后，宫廷社交的兴起要求贵族注意体型，最晚从13世纪末开始，“合理的腹部”成为法国审美的一个标准。

总体而言，中世纪是胖子的黄金时代，胖人美于瘦子。只有少数“过胖”的人才会得到负面评价。

近代早期：胖瘦平分秋色

15世纪时，肥胖的美好形象开始发生动摇。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越来越精细地描绘人体，身材成为表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一个要素——下层民众肥胖而粗鲁，上层人物轻盈而匀称。尽管此时丰满的身材仍然象征着权力和富有，但由于近代社会重视工作效率，肥胖开始和“迟缓”、“懒惰”、“愚笨”等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文章开头提及的人们对爱德华四世死因的评价恰恰反映了这一变化。

伴随着肥胖形象的负面化，作为应对之道的减肥在欧洲应时而生。此时减肥的主要目标是矫正难看的身材，遮掩赘余的脂肪，和身体健康并无太大关系。因此，减肥方法以节制饮食和束缚身型为主。欧洲人开始调整饮食结构，计算食品重量，发明形形色色的减肥食谱，当时醋和柠檬被普遍奉为减肥圣品。为了雕塑出完美的体型，紧身胸衣流行起来。紧身胸衣虽然勾勒出了女性的身体曲线，却被称作“钢铁刑具”，因为它不仅令穿戴者感到不适，还有折断肋骨，损害内脏的风险。然而，为了身材的美丽，欧洲贵族女性还是趋之若鹜。

国内论著多把紧身胸衣的发明归功于16世纪的法国王后卡特琳娜·美第奇。其实，最早的紧身胸衣出现在西班牙。而美第奇王后实际上采用了一种在当时被视为另类的减肥方法——运动。有外国驻法大使这样描述她的生活：“她迷失在混乱的生活方式中，她吃很多，但是饭后她就想办法通过体力运动来弥补。她步行，她爬山，她从来不待在一处。最奇怪的是她还去打猎。”这可能是欧洲有关运动减肥的最早记载，但是大使惊讶的语气说明，运动减肥是多么稀奇。

虽然胖不再意味着美和好的社会评价，瘦却仍然可能是脾气差、有气无力和性格忧郁的外在象征。可以说，近代早期是一个胖瘦形象平分秋色的时代。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理性要革肥胖的命？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主张宗教宽容，却对肥胖格外严苛。比如，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太子妃帕拉丁夫人在私人通信中哀怨，她的失宠、愚蠢和堕落都是因为身材“从轻盈到肥胖”，这使她“沦落到丑陋之人的行列”。肥胖不是小瑕疵，而是大灾祸。

同时，人们还通过量化的方式深化对身体的认识，体重成了评估健康状况的一个标准。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首次建立了身材和体重之间的关系。胖和瘦不再是模糊的印象，而是一套建立在体重数字基础上的标准。布丰认为，对一位身高1.81米左右的男子，体重以80至90公斤左右为宜，如果100公斤左右，就“已经算胖了”，115公斤左右就是“非常胖”，125公斤以上就是“非常笨拙”。

有了标准身材，肥胖就被看作一种疾病了。1751年出版的法国《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业的理性词典》中第一次出现“肥胖症”条目，即“身体过度丰满”，是一种与“消瘦相反的疾病”。这时的肥胖症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一种社会观念中的“病”，这种病特别偏爱女性和穷人。肥胖的男人较少被认为是肥胖症患者，而肥胖的女人常常受指责；穷人的肥胖是“病”，而银行家和富商的大腹便便反而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的肥胖身材也成为革命者的攻击对象，这位国王在革命讽刺画中往往被画成浑身肥膘的猪。臃肿的身材被视为路易十六治国无能的标志。传统史学家将这个现象解读为对传统权威的去神圣化行动，而维加莱罗则洞察到了社会舆论对肥胖前所未有的偏见。

19世纪：科学与偏见的交锋

19世纪，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发福的农民和工人越来越多，肥胖在西方不再是上等阶层的专利。科学的进步让欧洲人认识到，能量消耗不充分会导致肥胖，要么吃得过多，要么运动过少。这一认识促成了欧洲饮食文化的变革，传统的丰盛大餐被精细健康的中产阶级美食所代替。布里亚?萨瓦兰在其名著《味觉生理学》一书中指出，美食是一门理性的学问，美食的前提是控制体重和保持体型。暴饮暴食从此被视为美食的对立面，饕餮之徒开始受到鄙夷和指责。

与此同时，好身材的标准不断变“瘦”。1866年的法语词典中，“丰满”一词的解释还是“身体状态良好”，到了1884年版就变成了“一个胖子”。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欧洲中上层人士采用节食、按摩、泡温泉、爬山等多种方法，不惜一切代价瘦身。为了了解瘦身成效，称量体重成为欧洲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莫泊桑在小说中提到，法国的交际女郎把称体重看成每日清晨必修功课。作家左拉更是将他4天减肥4公斤，3个月减肥近24公斤视为“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当时欧洲科学界还揭示了肥胖有可能源于人体的内分泌障碍，与饮食和锻炼都没有关系，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但是，人们对此似乎视而不见，并不关心一个人是因为疾病而肥胖还是因为贪吃而肥胖，而是将所有特别肥胖的人视为“不可接触的怪兽”。可见，科学知识不一定改变社会观念，因为人们更倾向于在社会观念的驱使下选择性地接受科学知识。

20世纪：肥胖意味着不负责任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社会带来的生活节奏加快和现代娱乐的兴起，西方人对身材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此前人们保持身材主要是为了形象的美观，那么从20世纪开始，身材则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含义。最为明显的是，瘦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经典美术作品中瘦是死亡或者病痛的象征，但到20世纪，瘦意味着精致，象征着力量和自由，是个人自主的象征。精力充沛的面孔、没有多余脂肪的肌肉、苗条的身材成了新时代的女性美的理想典范。

为了追求完美的身材，减肥成了终生事业。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的身材，时常处于紧张的状态。20世纪20年代末，身材苗条的好莱坞女演员马尔莱娜?迪特里希经常哀叹：“我太胖了，我要吃泻药，喝咖啡。我抽烟的时候再也不同时吃别的了。”

得益于更加宽容的社会氛围，西方肥胖人士遭受的直接羞辱开始减少。但是，肥胖却不再仅是私人问题，逐步成为重大公共健康议题。维加莱罗认为，这种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商业竞争的加剧，体力劳动的减少以及零食的增加等因素，使食品变得很便宜，进而导致卡路里的过量摄入，引发肥胖问题。

据统计，20世纪末，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和三分之一的法国人都被与肥胖有关的健康问题困扰。同时，肥胖产生的医疗开支在西方各国公共健康开支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吊诡的是，饮食结构的缺陷导致肥胖问题在穷人中更为突出，富人的平均身材反而更加苗条。身材胖瘦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

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瘦身需求，另一方面是从个人形象和公共健康两方面对肥胖的否定。社会观念和健康考量相互作用，好身材不仅被视为美丽和健康不可缺少的要素，还被当作评价个人自控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标准。肥胖者被认为不知自我控制和自我纠正，缺乏责任感。

肥胖问题在20世纪上升到道德品质的高度，身材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评价标准。有广告甚至声称：“别让体重压垮你的身体和你的社会关系”，没有好身材就意味着没有信誉和朋友。

从中世纪晚期的“贪吃”恶名，到近代的“愚笨”形象，再到现代“无自控能力”的社会标签，乔治·维加莱罗讲述了肥胖身材在近现代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被“污名化”的历史，从全新的角度揭露了西方社会内部阶层的不平等和性别的不平等蔓延到对个人身体的评价和约束上。“在当代西方社会，一个人身体条件的重要性已经被极端地放大了，一个人的身份前所未有地由其身体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