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农庄助苏联农民摆脱剥削？全家乃至全村饿死

苏联农民

　　建国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缺地少地的农民。翻身农民喜滋滋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春华秋实，好不容易过上了几天舒心的日子。“辛勤愉快地耕种着政府分给的十多亩水田，秋收后交了两鸡公车公粮后，剩下的谷子装了几拌桶，新粮盖旧粮，年年吃不完。过年了，家中还杀年猪，全家都缝新衣、做新鞋。”这就是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写照。

　　然而，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不久就打破了。咱们可不能固步自封，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要“走俄国人的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搞农业集体化。

　　当时奉为圭臬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导我们说：“农业必须过渡到可以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可以将粮食生产的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生产。国家面临着两种可能：要么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这就意味着农民群众破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灭亡，富农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在农村失败；要么是另一条道路，即把小农户联合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这样做的结果怎么样呢？那本《教程》又说道：“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摆脱了富农盘剥。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集体农庄，在农庄中使用着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产工具，他们从前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如今在农庄里上升到中农的水平，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三年以前，每个劳动日只能分到一两公斤粮食，而现在，产粮区的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已能分到五至十二公斤粮食，许多人甚至能分到二十公斤，此外还能分到其他食品和现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怎能放着这样的金光大道不走呢？于是，咱们就亦步亦趋，搞农业合作化，不出几年，就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已经够神速了，还觉着不过瘾，又搞起了史无前例的人民公社，比老大哥还先进，眼看着就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先不说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种种恶果。且说那个苏联的先进经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当时对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人家的事情只有人家才有发言权。而最有发言权的，似乎并不是那个为斯大林树碑立传的所谓《简明教程》，而应该是农业集体化的亲历者。遗憾的是，这些亲历者大多已经作古，硕果仅存者也已到了耄耋之年。那么，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且听他们一一道来。

　　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潘克拉托夫（1907年出生）说道：

　　“父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全家老小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一提起集体化，他总是长吁短叹，说说停停，他认为集体化就是要搞掉真正的劳动者和自己土地的主人。村子里刚刚提起集体化的时候，许多人都不相信。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家业。村里什么人都有，有贫农、中农、富农。没有牲口的都算贫农。他们通常都是大家庭，孩子多。全靠打工，给富裕农民做活。这些贫农后来就把东家的产业给没收了。没收了财物、牲口、粮食、土地。谁也不在意东家还有五六个小孩。村里的人都可怜财产给没收的主儿，因为谁都知道，他们的这份家业，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劳动辛辛苦苦挣出来的。

　　父亲家的财产也给夺走了。他们还算走运，流放得不算很远，还在同一个区。后来又让他们回到村里，参加了集体农庄。说是搞错了。其他的富农就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是用运牲口的车厢拉走的。只准带一点吃的和身上穿的。全部家业都毁了。集体化之前村里的生活很平静：庄稼收割完毕，牲口有人照料，家家粮食满仓。乡亲们都相互信任，门也从不上锁，没有人会去拿别人的东西。亲如一家。可集体化一来，什么全乱套了：牲口和粮食全成了公有的。许多房子的门窗都钉死了。场院也是空空荡荡。加入农庄之前，许愿说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那些穷点的主儿立马就相信了，纷纷加入农庄。可富裕户不相信，惟恐失去自己用血汗挣来的家业。有人进行对抗，毒死牲口，烧掉粮食。后来就管他们叫‘人民公敌’，落得个流放甚至枪毙的下场。

　　集体农庄的活儿是从早干到晚。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粮食。这当然不够全家老小的吃食。所以大家就拿农庄的东西。认为这不算偷。是自己劳动得来的，那就拿吧。后来‘麦穗儿法’出来了。只要你往衣服口袋里装粮食，立马就是‘人民公敌’。罚你的款，还要吃官司！农庄不知怎么搞成什么都平均分配。可干活和干活不一样啊！懒汉就养成了坐享其成的习惯，不干活也照样分东西。这样一来，大家都情绪低落。经营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还有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都闹开了饥荒。那往往是全家饿死，甚至全村死绝。我们当然也可以离开农庄。可上哪儿去呢？什么地方好？再说我们也没有身份证。只有一个可以证明集体农庄庄员身份的劳动手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小就养成了种地的习惯。其他什么都不会干。”

　　叶莲娜·马洛费耶夫娜·赖因尼克（1904年出生）说道：

　　“我们家6个孩子：三男三女。我们从小就干活。给父母帮忙。我们知道是在替自己干活，所以没有人叫苦。我们是中等家庭，养了4头奶牛、5匹马，还有猪、羊、鸡。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父亲和哥哥不光忙自家的活，还要给比我们富的主儿打工。我们的房子大，而且结实。总之我们并不富裕，但是也不穷。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我也是从早干到晚，不是牵着马翻地或者播种，就是忙家务。粮食都是手工收割。晚上喂牲口，挤奶。

　　把父亲和哥哥抓去同德国人打仗。他们都牺牲了。我们当时多难啊！不过也挺过来了。后来我出嫁，到了另外一个村，叫叶洛夫卡。村里有个公社。名字我不记得了。不过我们日子过得挺好。我和丈夫甚至在公社里还盖了新房。公社有25户人。都是中等业主。富裕户都不入公社。我们村压根就没有穷人。我们把土地合到一起，还给富裕户打工挣粮食。公社里没有懒汉。我们公社甚至还买了两辆卡车，烧的是桦木劈柴（当时没有汽油）。（按：这里提到的“公社”，是苏维埃政权初期一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

　　我们的公社搞了五六年。后来布尔什维克把公社解散了。把我们往集体农庄里轰。他们说集体农庄是自愿参加，却挎着枪来把东西全没收了。四邻八方的穷人都到集体农庄来了。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集体农庄里干活立马就困难了。我们原来也没有偷过懒嘛！可这里什么都一塌糊涂，把马和牛也折磨死了。原来我们公社的汽车很快散架了，因为没有人维护。马车也坏了，因为那是木轮的，没有人修理，也不买新的。

　　我们的农庄主席是城里来的工人。他先前连土地都没有见过。独断专行，跟谁都不商量。一切都毁了。虽说我们夏天从早干到晚，冬天还派我们去伐木。伐木的活儿比死还难受。春天还得去放木排。

　　集体农庄成立以前，我们村当然有富农。只有一家，他们也没有趾高气扬，碰到我们都打招呼。他们也有我们那样的汽车。甚至还买了一台脱粒机。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新鲜。后来他们为全村人打小麦，收取一点费用。集体农庄一成立，就把他们家的财产夺走。还把他们弄到村子外面去枪毙了。然后把尸体扔到坑里，再填上土。当时说他们的家产都是暗地里靠我们的血汗积攒起来的。可我们知道，人家是拼命干活，所以才致富的。”

　　马克西莫夫娜·伊佐托娃（1909年出生）说道：

　　“我父母对农奴制记忆犹新。我出生时，他们替地主干活。我们经常饥肠辘辘。一场火灾烧毁了我们的家。我们就来到西伯利亚。我们是全村来的，有12户人家。在新西伯利亚近郊的伊万诺夫卡村落户。这里野物很多。到林子里去拣蛋，一拣一大堆。大家都盖起了用主墙一隔两间的平房。开始置起自己的家业。三年之后，每家都至少养了6头奶牛。牲口也不少。我们算不上很富，不过也称得上生活富裕。给孩子做的甜食五花八门：奶油甜面包，8字形小甜面包，抹上果酱的卷边烤饼。我们自己织布缝衣服，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还自己动手准备嫁妆。

　　30年代的饥荒到来时，我已经结婚成家。我和丈夫已经在集体农庄里干活。是强迫我们加入的。奶牛统统没收。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但凡是殷实农户，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没收。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统统没收。人们开始患上浮肿病，上面来人大肆搜刮，只留一点点种粮，口粮不给。自家的菜园成了救命稻草，可哪有工夫侍弄？起早贪黑，全在农庄里干活。每星期给我们发半拉大面包。穿的都是棉袄。像样的大衣商店里有的是，可农庄庄员哪有钱买？

　　成立集体农庄那会儿，瘟疫流行。死人无数。其中以婴儿、特别是吃奶的婴儿居多。因为产妇生下孩子，两星期后就得给农庄出工。我就死了9个吃奶的婴儿。是集体农庄把很多人害死了！我一个闺女已经两岁，患麻疹死了。我丈夫伊万在我们共同生活了10年后病死。他是天生的忧郁性精神病患者。我成了孤身一人。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当挤奶工，后来在叶雷卡耶沃改嫁，1945年生了个儿子。我早已退休。连我的儿子也退休了。我们在集体农庄就没有听说过退休金。只要还能动弹就一直干活。我们一天也没有歇过，也不知道什么叫休假。什么海滨、疗养院，只在电影里见过，出国就更别提了。”

　　从亲历者的描述中，我们得知，历史上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的。集体化前后，可谓冰火两重天，这也许是绝大多数口述者的共同感受。原本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的农村，转瞬之间成为啼饥号寒、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几乎每个人所讲述的都是一场悲剧。这不仅仅是某个家庭或者某个村庄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许多受访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没收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为什么集体农庄庄员一贫如洗？为什么要对他们实施暴力？

　　人们不得而知的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念念不忘砸烂旧世界。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他们终止新经济政策，不惜使用暴力，强制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将全体农民推入痛苦的深渊。集体化成了地地道道的针对农民的种族灭绝，而且受害者是农村的最优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创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农民。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这种人对自己的劳动毫无兴趣，像农奴一样从属于集体农庄。苏联农业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软肋，拖累了整个经济，给国家的发展埋下隐患。最后已经到了靠石油出口换粮食的地步。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狂跌不止，苏联遭遇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

　　上面的几篇口述史材料，均摘自2001年俄国出版的《国家灾难：农业集体化》一书。书的副题为：亲历者的回忆和档案材料。书中收录了93位亲历者的口述材料和有关档案材料。

　　该书作者列昂尼德·洛帕京和纳塔利娅·洛帕京娜撰文介绍了成书过程。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把农业集体化说成是农民通往物质富裕和精神完善的康庄大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些作者开始讲到集体化是人民的悲剧，也是苏联农业连年衰败的初始原因。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后苏联时期，历史学家都对集体化亲历者的讲述不感兴趣，并未将其当成研究集体化的文献资料。1996年，该书作者出版了《同时代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内容为库兹巴斯高校学生所记述的爷爷奶奶回忆片断。作者在对数十则这样的讲述进行分析时，发现20年代出生的人在谈到某个时期时，用语不够规范。例如，他们都不说“沙皇时代”，而是说“德战以前”。他们不大用“1941年战争以前”这样的说法，而用“集体农庄以前”代替。可见集体农庄对苏联人造成的心理冲击已经超过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作者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对克麦罗沃州的几个村落作专项社会调查，任务是对于尚能记得集体化的居民逐一进行口头采访。任务顺利完成，后将调查结果整理成书。

　　另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暮霭》一书（2005年出版）披露，集体化运动中，受到清洗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500余万人。运动中被定为富农的农民，分别被处以极刑、关进集中营、流放至偏远地区，最好的下场也是逐出集体农庄的地盘，另作安置。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

　　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

　　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早在1932年8月，斯大林就曾亲手拟定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甚至农民在老鼠洞里刨出粮食，也要判刑。

　　耐人寻味的是，集体化的真相，亲历者的口述，人们是在70年之后方才见到的。原来，苏联时期告密成风，大搞文字狱，钳制舆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普通苏联人来说，写回忆录，记日记，就所发生的事情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或者把意见记录下来，那都无异于玩火，后果不堪设想。重者成为“人民公敌”或者精神病院的“病人”，轻者仕途受挫或学术生涯大受影响。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口述历史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国家灾难：农业集体化》这本书的面世，就显得难能可贵。

　　苏联农业集体化发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后来的历史证明那绝对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失败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还要在20年后，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亦步亦趋、重蹈覆辙呢？盲目迷信苏联，迷信斯大林，囫囵吞枣，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最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宁可让百姓吃苦受难、也要一味富国强兵的指导思想在作怪。在农业问题上，不仅完全重复了斯大林的那一套，甚至还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诸如“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公共食堂、“亩产万斤”、大炼钢铁……等等，完全超出了人们的常识范围。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比苏联轻，甚至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感谢这些终于讲出真相的耄耋老者，也感谢口述史作者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不仅擦亮了俄国民众的眼睛，也擦亮了曾经“以俄为师”的中国人的眼睛。尽管迟到了几十年，总算为我们揭穿了隐秘多年的谜底。我国在各个阶段也有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因年代久远，亲历者要么已经作古，要么来日无多。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以俄为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