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普通人通过努力，通过正常的上升途径获得高位，那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个社会还算是公平的。但在苏联，随着特权阶层的兴起，固化和自我封闭，普通人升迁之路几乎被堵死了，使民众从此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裙带关系：苏联特权阶级的产生

　　在斯大林时代，党对干部的要求总体上是严格的，并没有形成特权阶层。但由于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领导人的亲属和那些能接近领导人的人，往往就成了大权在握、作威作福的人。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航空学院，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20岁的上尉，但是到了4年后战争结束时，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将。尽管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可是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后，立即就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不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警卫长之类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权。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谈到，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任人唯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的女儿加琳娜生性风流，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换一任丈夫，她最后一任丈夫邱尔巴诺夫不学无术，可当他进入勃列日涅夫家后，就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从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而平步青云，当上了被人们称为“肥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

　　其他高层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进人特权阶层，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成为苏联驻华盛顿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就连倾向于改革的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获得巨大的特权，只要和领导干部有了亲密的关系就能获得极大的好处。酷爱打猎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猎手将军军衔和新设立的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自我封闭：社会流动的丧失

　　为了遏制这种腐败，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领导由于任期届满而被更换，更换率高达60%。但是，这一政策触及了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利益。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反制。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逐渐形成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得上层阶级有机会互相庇护，互相提携，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这一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但出身于普通人的只是少数，通过文、体等领域进人特权阶层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大多数是通过特权阶层的自身繁殖产生，到了1970-1980年代，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了。

　　从70年代开始，特权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在停滞年代，特权阶层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学校，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具体来说，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特权地位轻易地进人好的大学，如进人外交官摇篮的国际关系学院，然后被公派出国，回国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无量的位置，为进人特权阶层铺好阶梯，一段时间后他们便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比如，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列•勃列日涅夫于1961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毕业后，曾在苏联外贸部工作了两年，后调入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局。1990年升任苏联外贸部对外经济联系局副局长。

　　任人唯亲：送礼之风愈演愈烈

　　既然通过辛勤的工作和杰出的才能已经无法获得升迁，那么各级干部们就开始依靠给领导送礼、讨好上级，谋得更高的官位，获得更大的权力。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方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许多干部养成了行贿送礼、阿谀奉承的坏习惯。许多地方和部门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来选拔任用干部，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这些靠着溜须拍马、行贿上来的官员，毫无政治理想，他们当官完全是为了私利，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反对任何涉及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博尔金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他说：“外国使团知道总书记的嗜好，纷纷向他赠送厚礼。地方领导人也不甘落后。无须把他们赠送的字画、手表、各种纪念杯、高档电器等礼品一一列举出来，我也不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着重讲了其中的一件礼品——雅库特人赠送的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据说，在礼品展览时没有见过这只杯子，勃列日涅夫把它拿回家去了。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苏联航空航天研究中心1973年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个精致的烟盒作为生日礼物，盒盖上刻有几枚核弹头。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专门存放丈夫在各类场合中收受的礼物。闲暇时，她最大的爱好便是到那里欣赏琳琅满目的收藏，顺便带过去新的礼品。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外国，当外国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他们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德国的梅塞德斯牌、英国的罗尔斯一罗伊斯牌、法国的雪铁龙牌、美国的林肯牌等等。

　　1963年7月苏联和英国签署了一项禁止在空中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文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送给赫鲁晓夫一个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的水晶花瓶。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没当上总统之前，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把刀鞘上镀着一层黄金，上面还镶嵌着宝石的军刀。

　　就连以能言善辩、思维敏捷、能力出众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巴结领导得到升迁的，当初，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利用各种机会讨好他们，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这种风气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外国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锐意改革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戈尔巴乔夫收下了很多东西，并沾沾自喜。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个人户头上已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给他的。

　　固步自封：自我纠错能力彻底丧失

　　由于领导干部终身制和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已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思想僵化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他们之间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到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至此，苏共内部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彻底丧失了。

　　到了这个时候，特权阶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本阶层、本人的利益，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搪塞推诿，“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所追求的，用他的行话来说，就是尽快把问题推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诉人像皮球一样踢走。”

　　有一个典型的事例，1972年8月初，莫斯科东部60英里一带燃起大火，烟雾甚至笼罩了莫斯科市区，而特权者则出于自己的需要封锁信息，不准报纸对此报道和解释。而对灾害性事件不加报道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粉饰太平。

　　从腐败到自杀，苏联败亡之因

　　如果说腐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苏共的败亡和腐败究竟有何关联？诚如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写道：苏共中央向大会所做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正是由于苏联建国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苏共背离了这些支持他政权存在的原则时，便比其他任何政权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当人民看到官场上贿赂公行，官员们生活腐化，而新闻里却天天大谈一些毫无实际的陈词滥调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使得普通百姓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无情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使那些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封闭必然造成近亲繁殖，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进入权力核心，他们从能力上根本不能胜任那些重要的岗位，因此，苏共上层成为一个在体力和智力上逐渐衰落的阶层，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则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通过裙带关系获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思想僵化、官僚作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这些人发现有更好办法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时，竟然抛弃了自己的政权，改弦易辙，彻底的放弃了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公然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