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边民打伤清兵 国王被康熙皇帝罚银两万两

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 

    康熙24年(1685)三道沟事件

    三道沟事件是指康熙24年，朝鲜咸镜道、平安道边民数十人结伙持械越境采参时，在鸭绿江三道沟一带，同奉皇命画舆图的清朝官兵发生冲突，清朝驻防协领勒楚数人中弹受伤，朝鲜人1名中箭而死，数名受伤的事件。这起事件是清朝对朝鲜人越境问题严重交涉的典型事例，一方面体现了清朝在这一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另一方面在清朝的压力之下，朝鲜被迫采取一系列江边防禁措施，以此事件为契机，两国在越境事件处理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

    当清廷接到事发通报后，先由礼部移咨朝鲜，要求速将犯人缉拿归案以待审讯。紧接着，皇帝下发敕书，通告将派查使同国王一道审问犯人及该管地方官。敕书中特别提到要追究国王平日疏忽之罪，令查官察议国王。这使朝鲜深感不安，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从前因边民越境惹事，礼部咨文也提过“察议”国王，但大多是礼部提议皇帝下令免议，这一次却在敕书中提到“察议”国王，似乎难免其责。

    朝鲜为了赶在查使到来之前捉拿犯人，任命两名文官为按核使前往西北两道，同当地监、兵使一同搜查犯人。同时，发布告示对捕告者予以重赏，规定公私贱、官奴婢免贱并免兵役，良人升为堂上，出身升堂上后授以实职。由于朝鲜在西北两道大肆搜捕犯人，对沿江一带造成非常大的骚动。据咸镜监司状启，“以犯越人事辞连逮捕者前后相续，边氓惊扰，鸟窜鱼骇，不可不开谕安集”。前后因这起事件被捕入狱的达数百人，被押送到汉城的近百人。除此之外，犯人越江处地方官和原籍地方官，如三水郡守、仁次外兵房军官、甲山府使，以及惠山、云宠、同仁等各镇堡的万户、佥使、权管等，均被押送到汉城。另有咸兴判官、熙川郡守、宁边府使、江界府使，加上咸镜、平安两道监、兵使等，令其到汉城受审。也有些地方官畏罪自杀，如默认数十人越江采参的厚州军官、土兵及佥使先后自杀。

    前述敕书中有关察议国王的内容使朝鲜惶恐不安。为了使国王在清使面前免受污辱，朝鲜派大臣前往查使停留的驿所，称国王患病要求免除郊迎之礼，几经说服终于得请。清使到达汉城后又派人到其留宿的馆所，称国王因病无法同查使共审犯人。最后一天审查时由于清使力请，国王才不得不同参勘罪。

    在勘罪过程中，国王极力主张要严惩犯人，提议施放鸟枪的6名主犯处斩、妻子为奴；其他越境者19名因同参越境亦处死；地方官分别处以革职流二千里、降等二级或五级。勘罪过程结束后，清使要求国王拟定一份谢罪书。此时，朝鲜三公到楹外自请受罚，主张让国王以文字书写如同供答于事体不安。最后，清使不得以让国王用言语表示谢罪，国王道：“边民犯法潜越放鸟枪伤害官人”，“非敢有一毫漫忽之心，而事至于此，莫非禁令不严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至此，共审犯人的程序全部结束。

    事情至此几无大碍，朝鲜朝臣也大多认为万幸，因为国王没有受到太大污辱。但是紧接着却一波三折。朝鲜派出以右议政郑载嵩为首的三使臣组成陈奏使前往北京时，从回还冬至使那里打听到国王被罚银二万两的消息，三使臣愤愤然，当即决定呈文礼部为国王辩护。他们引经据典，列举历代朝鲜人得罪清朝时处罚止于本人而未及国王的事例，指出罚银国王“有乖于大朝前后体恤之盛典”。

    接到三使臣的呈文后，清朝廷内有人主张立即捉拿三使臣，也有人主张将其押送回国严惩。但皇帝的态度却较为宽容，当礼部提议下发敕书时，皇帝指出“此非大事，不必特降谕旨，但照所撰敕语，令该部缮本具奏，俟启奏时，止票依议耳。”皇帝考虑事发当初已经下敕书令察议国王，如果再发敕书问罪三使臣，未免使事体变得过于严重。于是，皇帝令礼部奏闻时写上问罪三使臣的内容，他本人只表“依议”，以保大体。

    第二年闰4月的清礼部咨文可谓是礼部与皇帝的合作品。首先，列举最近朝鲜的种种“罪状”，如清使到汉城时国王没有遵守郊迎之礼；朝鲜使臣在北京违禁购买野史，并提出辨诬要求；以日本为借口请求军援，后来却没有任何消息；三藩之乱时用浮词探虚实等。其次，列举清朝历代罚银朝鲜国王，以及礼部提议后被皇帝免议的事例，斥责“以从前之姑宽者为例，反谓无可罚之情，何其谬欤？”并斥责“卑职不告其君，而轻弄笔端横开祸始，皆由其国主弱臣强”。最后，礼部提议将郑载嵩等三使臣抓捕并押送朝鲜重处。对此，皇帝谕令“免其严拿，其余依议”。

    上述礼部咨文给朝鲜朝廷以巨大冲击。罚银国王早在预料之中，但是，礼部列举朝鲜的种种“罪状”，特别是斥责朝鲜“主弱臣强”，这被认为是对朝鲜君臣的莫大羞辱。国王指出这是丙子乱以来从未有过的污辱。

    朝鲜急于寻求善后策，首先，派出以左议政南九万为首的谢恩使，对清朝没有拿问三使臣表示谢恩，并提议将三使臣革职、定配。其次，国王下令迅速制定防止边民越境的条例，即所谓“南北参商沿边犯越禁断事目”，包括禁止南北参商贸易、禁止西北边采参、禁止沿边地区犯越等内容。其中，有关犯越者的处罚，规定西北边犯越者不论采参还是狩猎，也不论是首倡还是随从，一律在境上枭示。为了防止边民潜入废四郡地区采参，在废四郡1000余里地方加设把守100处。还将这次事件的越江处厚州郡，从行政建置中抹掉，将军民人等全部撤出。此事目颁布后，朝鲜实行近二十年的禁参政策，导致包括废四郡在内的西北沿边开发迟缓的严重后果。

    最终对犯人及地方官的处罚，虽说比朝鲜最初提议的减轻了许多，但是，施放鸟枪的主犯6人仍被处斩，其他越境者流配边地，国王被罚银二万两，郑载嵩等三使臣降等四级仍可调用。另外，朝鲜四起谢罪、谢恩方物照样发回，充做来年冬至方物，并规定不准再送谢罪方物。

    清朝对这起事件的处理，总的来说体现了严中有宽，严宽并用的原则，但其主调仍是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