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曾坚信日本是神国 天皇被神化为太阳神后裔

　　天皇无力左右武士阶层，武士阶层却可以左右天皇，天皇只有安心为“神”放弃权力才能保自身安全。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即使在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学者们眼中，只要天皇失去为君之德，武士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天皇的权力。宫廷权力斗争中的“德”总会偏向强势的一方，幕府大权在握，一旦天皇威胁了幕府权力，激怒了幕府，幕府便可以以“天皇失德”为借口，废黜天皇。

　　日本人对太阳的热爱毋庸置疑，太阳神天照大神从来是日本人最敬仰的神之一，早在镰仓时代，生死难测的武士们就在随身携带的折扇上画上太阳的图案，一如中国的文人墨客在自己心爱的扇子上写诗作画。

　　而天皇，恰恰被认为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神裔，直到二战战败前，日本的学校都会认真地告诉学生，天皇的祖先是太阳神。天皇对日本人来说，就如上帝对西方人那般重要，明治维新让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西学也在日本广为传播，这些都没有丝毫削弱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尽管在日本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皇都没有掌握实权，像落于人间的神仙那般，不问人间纷繁世事。日本的历史是动荡的，充满了野心勃勃的惨烈战争，让外国人最为惊奇的是，天皇家族却从未因此中断过，虽然也不是没有被臣子废弃、谋害的天皇，可中国历史上那种“今天李姓人当皇，明天朱家人称皇”的情况却始终未曾出现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坚信日本是神国，天皇是人与神的结合体，是日本人的祖先。受神道教影响颇深的日本，格外尊崇祖先，天皇对人们的统治是神圣的，为神庇佑治理的日本自然要肩负起统治世界的使命。在二战中，最能鼓舞日本士兵士气的口号莫过于“对天皇效忠”。为了天皇，这些士兵从不顾及自身生死，远离家乡的他们，时常会对着日本皇宫所在的方向叩拜，仿佛天皇就在眼前，他们以这样的礼节表达对天皇效忠的决心。而在绝大多数日本士兵眼里，由神圣的天皇宣布发起的战争，毫无疑问也是神圣正义的，不容怀疑。

　　直到二战后，对天皇的种种质疑之声才渐渐浮现出来，历史学家安丸良夫也曾经是一名坚定的军国主义者，日本的战败以及战败后社会的凋敝让他心痛不已，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笃信不疑的天皇，并写下了《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他用确凿的史实向人们指出，天皇对日本的统治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日本历史上，天皇并不时时都握有大权，18世纪后天皇制的成熟概念才逐渐形成，而今天的天皇制也同古代的天皇制有本质的不同。公元7世纪之前的日本，根本没有天皇这种说法，在律令制改革后，人们用“大王”来称呼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一词起初不过是一种宗教术语，是道教对宇宙的统领者的尊称，众所周知，道教并非日本的本土宗教，而是由中国传入的。

　　虽然“大王”们后来也曾自称“天皇”，用来表示自己身份的高贵神圣，可与此同时，“天皇”也绝非对最高统治者们唯一的称呼，在中世纪到近代这漫长的岁月里，帝、院、朝廷、天子、主上都曾是统治者们惯用的称呼，甚至推翻幕府统治、重新掌握国家大权的明治天皇也是在反复思量后才决定采用“天皇”这一称谓的，而在其统治之初，诸如“皇帝”、“天子”这样的称呼也不绝于耳。

　　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始于18世纪，尤其是关于天皇制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至于“天皇制”一词，出现得就更晚了，直到1928年才被日本共产党明确提出，且不过是作为日本国家权力的代称。

　　公元7世纪，推古女皇曾派遣使臣到中国进行考察，并逐渐仿照中国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日本的封建制度，大化革新后，天皇的统治地位得到确立。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天皇掌权的制度并没有存在太久。随着地方领主势力的不断加强，天皇的权力日益衰微，朝廷中的一些贵族逐渐控制了国家政事，如果新登基的天皇年幼或身为女性，由贵族担任的关白等摄政大臣甚至可以代替天皇，天皇逐渐沦为国家的傀儡。在这一时期，被幕府流放的、杀害的、任意废立的天皇并不少见，显然，在那时的幕府及国家实权派眼中，天皇并非神圣不可欺，天皇无疑是国家权力斗争中弱势的一方。

　　镰仓幕府建立后，国家大权更是掌握在武士们手中，他们为国家制法，还将朝内的敌对大臣驱逐出去，他们拥有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权。

　　17世纪，定“武士道”之名的山鹿素行也认为，武士因为天皇“失德”剥夺了天皇的权力，不能算篡权。从战国时代开始，直到江户时代，将军都是日本实际权力的象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天皇根本没有政治权力。

　　本居宣长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说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说法，也由他正式提出。本居宣长不满中国的朱子学在日本大行其道，希望重新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他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古代传说表明，日本有完全不受佛教和儒教浸染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真心”，作为神裔的天皇的存在，让日本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天皇是神圣的，日本也是神圣的，在整个世界上，只有日本才有资格承担起统治世界的责任。

　　治学之人必要严谨客观，和本居宣长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比如上田秋成、津田左右吉等都先后指出了本居学说中的漏洞，认为本居宣长不应该把《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的神话传说当作历史事实，将现实和神话混淆一体。对这两部史书研究多年的津田左右吉还认为，神武天皇，即日本第一代天皇由神变人的故事根本就是后人杜撰。近代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再次指出本居宣长学说中的这一谬误，并认为本居宣长的这种神秘化天皇的学说，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本居宣长这种漏洞颇多的学说在后来却赢得了大部分日本人的认同，幕府末期，“万世一系”的概念又被推崇王权的人士利用，直接影响了近代天皇制概念的产生，而在明治政府的几经努力下，“天皇神圣”、“日本国是神圣之国”的观点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内心，成为明治政府巩固统治的思想教化手段中的重要内容。

　　从表面上看，日本天皇确实是“万世一系”，菊花王朝堪称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王朝，从建立至今，拥有着125位天皇，虽经过不少坎坷，却从没有被其他王朝取代过，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万世一系”不过徒有其表罢了，天皇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日本战败后，关于天皇家族是否“万世一系”的争论从未停止。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天皇制在日本历史上时断时续，近现代的天皇制和古代天皇制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本质上看，菊花王朝根本称不上“万世一系”，今天日本人眼中的天皇制的历史并不长久，19世纪后半期的“王政复古”就是它的源头，让它确立下来的就是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中也有和井上清类似的观点。但安丸良夫个人的境遇却更能反映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艰辛。曾几何时，安丸良夫本人也像千千万万个日本人一样对天皇“万世一系”的说法深信不疑，并相信由天皇宣布、支持的战争是“圣战”，是绝对正义公道的，当天皇宣布投降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安丸良夫还按捺不住失落的心情，流下了眼泪。

　　全盘否定自己曾经的思想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极其痛苦，需要极大的勇气，更何况以思想著称的学者。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敢正视自己的失败，日本在战败后也依然有不少学者名流，固执地坚持天皇是神的说法，并继续对天皇顶礼膜拜。但安丸良夫不同，战后的种种现实让他逐渐意识到神化天皇的危害，他悉心研究分析了大量历史材料，终于大胆地提出，为日本人敬若神明的近代天皇制不过是幕府末期出于政治权力斗争需要伪造出来的学说。

　　安丸良夫认为，日本近代的内忧外患是近代天皇制产生的重要原因。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内有层出不穷的起义，外有不怀好意的西方列强，幕府的统治愈发软弱无力，人们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逐渐沦落的国家拯救回来，重整国家秩序。当时的每个人都对未来焦虑不安，水户学派宣扬的天皇是不可超越的神裔，并进而树立起天皇对国家的绝对权威，而只要对他们这一时期的学说多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浓浓的危机意识。

　　安丸良夫感慨道，现代的日本人一方面强调追求个人自由，一方面又在伪造的天皇说中寻找心理的依托，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而天皇制就是日本人的“屈辱纪念碑”。

　　但一些保守派人士依然不能接受安丸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天皇制在日本从来都是连续性的，天皇不参加国家大事不过是在遵循一种传统，且天皇一直承担着整个国家的祭祀事务。但即便是在坚持天皇制是连续性的人士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长久以来，他眼中的“连续性”也只是天皇制形式上的延续，并不表现为天皇掌权的连续性。

　　天皇可以被罢免或放逐是已然发生、不容更改的历史，也是最坚定的保守派人士都不能回避的事实。天皇的统治权被权臣中断是古代日本屡见不鲜的现象，若天皇的统治当真延续的话，就不会有镰仓幕府、德川幕府的大权在握，也不会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掌握重权的枭雄人物了。

　　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皇权专制，近代的天皇制极其独特，这种独特为19世纪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其实，从18世纪开始，偏居一隅的日本就不再安全，日本近海间或出现的外国船只，甚至那些悄悄登陆的外国航船都让幕府寝食难安。1804年俄国人的船开到长崎，并提出了与日本通商的要求，1808年英国人来了，1837年美国人也来了，他们都提出了和俄国类似的要求——通商。习惯了闭门自守的日本政府不出预料地回绝了他们，可不安的感觉却与日俱增。为日本一度仰慕的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的溃败，沦为了西方人的半殖民地，这让幕府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论国土，日本没有中国大；论士兵，日本没有中国多。日本社会是由一个个藩镇连缀起来的，等级森严，一旦西方人把侵略的视线移到日本，像日本这样结构松散的国家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幸运的是，国家的危难重新唤醒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大敌当前，危机关头，日本人迅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国家统一了，力量才能凝聚起来，只有力量凝聚起来，才有可能抵制住外敌。

　　然而，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又是弊端丛生的幕府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的，德川幕府的统治已持续了200多年，幕府中人早已习惯了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奢靡生活，除了为一己私利勾心斗角外一无所长。天灾总是借人祸之机肆虐，饥荒、地震加上数目不菲且日日增加的国防费用，幕府的财政混乱不堪。

　　农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国难天灾纠结一起，直接落在了他们羸弱的肩上，就在美国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的前一年，全国性的大饥荒爆发了，连连上涨的米价让农村饿殍遍野，也让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

　　此时德川幕府建立时的魄力和横扫天下的气概已荡然无存，民心的流失已成必然，旧有的体制就如病入膏肓之人，已回天乏术。一些日本人在历史中寻找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对策，后期的水户学者突然发现古代大和朝廷的美妙之处，于是他们竭尽所能地美化天皇，将天皇渲染成完美无缺的理想统治者，他们希望这被神化了的天皇能团结日本民众，唤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水户派中的藤田幽谷写作的《正名论》和会泽正志斋的《新论》都对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影响颇大。《正名论》中说：“先有天地，后有君臣，有君臣而后有上下。”日本人向来注重等级秩序，藤田幽谷便将天皇放在了等级的顶端，他认为日本人应遵奉神道教，采取“祭政合一”的国体。具体来说，幕府首先要尊敬天皇，这样诸侯就会尊敬幕府，诸侯如果尊敬幕府，卿大夫也随之尊敬幕府，如此整个国家就可以和谐团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会泽正志斋在《新论》中将日本说成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万物之气发端的地方。因为作为天照大神之裔的天皇居住在日本，所以日本的神圣性不会因日本土地的狭小有丝毫损失。会泽正志斋将世界比喻成一个“人”，认为日本是世界之首，依此类推，那些狂妄的西方国家实是这个“人”的下半身，美国就刚好是世界的腹部，这些位置的国民愚昧野蛮，只有日本能担当起执掌世界，赋予这混乱世界以新秩序的使命，日本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支配者，日本是为神庇佑的国家，日本是不会失败的神国。

　　会泽正志斋是“国体”一词的首创者，而他所谓“日本是神国”依据竟也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危机中的人总会将希望寄托在一些深不可测的事物上，以此安慰自己焦躁的内心，希望宇宙间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突然降临，拯救自己于水火。今天的人在阅读《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地指出其中的哪些故事是神话传说，哪些是历史记录，而当时那些终日笼罩在国家很有可能被外敌吞噬的阴影下的日本人，在现实中难见一丝希望，他们宁愿相信那些充满着迷幻色彩的传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日本人在近代对天皇的顶礼膜拜正出自这样一种心理，本居宣长、会泽正志斋以及数不清的日本民众都是如此。

　　神话是人创造出来的，而创造神话的人绝不只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很快建立起来，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天皇就是独一无二的核心。1858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同意就和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此事成了“尊王攘夷”的导火索，而“尊王攘夷”又逐渐引发了倒幕运动。在举国上下都轰轰烈烈的倒幕尊王时，水户派也不失时机地将“国体”和“大义名分”等理论散播开来。

　　认为天皇制是连续性的富永健一曾将日本的近代化和欧洲的近代化做对比，欧洲国家在走向近代化之时，不是像法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皇权，便是如英国那般架空皇权建立起君主立宪制。而唯独日本的天皇，不仅没有随着近代化的来临退出历史舞台，其权力反倒更加集中了，日本的天皇在经历了封建时代后又顺利地成为近代国民国家的统治者。富永健一因此认为，明治维新是在恢复古代天皇制的基础上展开的。

　　这样看来，日本天皇似乎真的站在时代前端，引领着日本人进步。可即便在“天皇是神”的主张格外高涨的当时，天皇也并没有显出多少“神性”。1844年即位，身为天皇20多年的孝仁天皇就没对时代的发展表现出多少前瞻性，民间倒幕之声愈演愈烈，他却迟迟不能下定倒幕决心，他从没想过维新改革，相反，却希望闭关锁国的政策能继续推进下去。就连最为日本人称道的明治天皇，在即位之初，也会为一两声炮响胆战心惊，一点没显现出其应有的“神性”。

　　归根结底，是历史让天皇重掌大权，亦是历史让天皇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国力凋敝之时，人们都需要一个力量强大的绝对权威领导时政，安抚大家焦虑的心情，要打击外敌，切忌自家阵脚大乱，而结合日本实际，天皇则是这一绝对权威的最好人选。天皇的神性有古老的史书为据，天皇在历史上也曾执掌政权，把天皇推上神圣至高的地位，既有利于凝聚天下民心，又不妨碍对西方文化的学习。

　　随着近代天皇制的建立，日本国民的自卑情绪逐渐淡漠，既然日本是神居住的国家，日本人当然自认为是神的子民。明治维新后的强大，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对天皇的权威更加坚信。

　　幕府在日本的统治有数百年之久，在这期间，绝大多数天皇都小心谨慎地扮演着“神”的角色，远离世俗百姓。因此，近代的天皇制的民众基础虽不能说绝对没有，却也是十分薄弱。而其之所以可以如此迅速地建立，并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日本民族，除了要归因于水户派等日本学者在理论上的大肆宣传，也和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在登基谕书中，就已经开始大力渲染天皇的神性。各地发布的谕书都称天皇为神，是日本理所当然的主人，只是在此前的数百年间，日本纷乱不断，北条、足利之辈趁乱作恶，夺取了理应属于天皇的地方。而天皇在经历了数不清的坎坷后，到今天依然保存着血脉。

　　尽管谕书巧妙地向日本人解释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天皇都“默默无闻”，但当时的日本人还是对突然强调自己是“日本主人”，是“神的后裔”的天皇感到陌生，即便是身在皇宫所在地京都的百姓，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感受过什么天皇的神恩。他们的生活辛苦而艰难，并没有因为和天皇住所不远得到什么好处。

　　然而，谕告只是对百姓进行皇权教育的开始，只是让百姓对天皇的神性有个模糊的印象，明治天皇上台后不久，日本就开始了系统化的大规模的皇权教育。

　　大力兴办教育是明治政府最为后来的日本人称道的维新内容之一，明治政府从很早就意识到要教化国民，让天皇是神的观念深入每一个日本人内心，没有比教育更好的手段。当时教育的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传播西学，一个就是皇权教育。

　　教育的普及程度越高，皇权教育的效果就越明显，1871年明治政府在日本设立了文部省，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在全国大设学校，并逐步施行义务教育。

　　当时的每个小学，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位置是否偏僻，都有一套由政府制定颁发的《节日祭祀仪式规章》，都要认认真真地组织学生们学习对天皇的礼仪。每个小学生在看到天皇像时都懂得停下来进行跪拜。每逢升国旗之时，也要高喊天皇万岁。虽然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将这种做法放在心上，但久而久之，这些硬性规定的礼仪便也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天皇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逐渐高大起来。

　　人在幼年时接触的理念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爱国被等同于爱天皇，皇权教育见缝插针，一些专为天皇而设的节日出现了，每到过节之日，老师们就会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要崇拜天皇，信奉神道教，并相当肯定地告诉孩子们天皇是神裔，是不可侵犯的。19世纪80年代，明治政府还颁发了不少教育令，强化对学生的皇权教育，譬如1880年颁布的教育令中就规定，皇室应是历史教育的重点，学校在培养学生对天皇的忠诚和爱国情怀上必须下大功夫。而根据当时的日本法律，若想成为一名教师，无论教授什么科目都必须精通皇室历史。

　　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爱国教育就完全被皇室教育取代，按照皇室教育的要求，身为日本国民，为源远流长的皇运效力，是与生俱来的职责，也是人的基本道德。明治政府试图用大力强化皇权神性的办法保护日本的国体。

　　为此，明治天皇还破天荒地从舒适的皇宫中走了出来，到全国各地看望他的子民，一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二来考察皇权教育的效果，而在明治天皇之前，根本没有哪任天皇这样做过。明治天皇在位45年，外出体察民情便有90多次，平均一年出行两次。

　　一边跪拜天皇，口口声声信仰神道教，一边又虔诚膜拜外来神佛，是对天皇不敬的一种表现。为了进一步强化国民对天皇的崇拜之情，日本政府开始规范国民的日常习俗，佛教的盂兰盆节，来自中国的乞巧节和端午节都先后被国家禁止，同时，和天皇相关的纪元节和天长节又被上升至相当重要的位置。

　　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正是通过这些皇权教育手段，在近代才逐步形成的，可见天皇制的历史并不悠久。

　　从19世纪后半期才兴起的皇权教育，到了20世纪便将全体国民都卷入了对天皇崇拜的狂热情绪中，日本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在无形中坚定了人们对天皇是神的这一说法的信心。对那时的日本人来说，若天皇不是神，日本怎么可以一下子成了亚洲最强的国家？怎么可以迅速地挣脱出被列强欺负的阴影，并一举赢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时事的变化成了皇权教育的印证，日本人逐渐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天皇联系得如此紧密。

　　和天皇共命运的感觉随着对外战争的升级一起强化，像安丸良夫那样在听到战败消息后痛哭流涕的日本人大大有之。虽然作为战争的发动者，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天皇理应被当作战犯接受审判；虽然从道理上说，滋养了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天皇制理应被废除，但考虑到天皇制已成为日本价值体系的核心，一旦被废除，必然在日本掀起新一轮的动荡。麦克阿瑟就曾经感慨道，天皇的力量比20个机械化师还要强。就这样，日本的天皇制被保留下来，日本人对天皇的感情依然诚挚。

　　1946年，新的日本宪法公布了，裕仁天皇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人，不是神，民主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日本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国力的增强，让日本人重新恢复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将天皇比作璀璨的阳光，一些日本人也开始不满当年在美国人主导下制定的日本宪法，一些日本人认为天皇制的存在让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发生了改变，战后的民主主义即将衰落，民众对天皇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裕仁天皇病重时，全日本都笼罩在哀伤的气氛之中，人人抢购日本国旗，不少人自发地到神庙中为天皇祈祷，到皇宫前为天皇祈福的人成千上万，各大报纸都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对天皇的病况做追踪报道。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日本国内很快便开始了对天皇以及天皇制的评价工作，为了了解日本国民对天皇的真实想法，读卖新闻社特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调查将“昭和”，也就是裕仁天皇在位的年代，以战争的结束为界，划分成“昭和初年到战败”和“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两个年代，结果有13%的人认为“昭和初年到战败”是日本的“辉煌时代”，认为其是“晦暗年代”的占74%。同时，有89%的人认为“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一时期是“辉煌的时代”，也只有9%的人认为战后的日本是晦暗的。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战后的昭和时代表示认可，也并没有认同举国狂热的战争时代。调查又发现，大部分对战败前作出高评价的多是一些老人，而年轻人绝少有对那个时代作出“辉煌”评价的，另有20%的年轻人干脆表示自己对战败前的状况很不了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认为战前是“晦暗时代”。而从来都在政事上各抒己见的各个党派，在对战前战后的看法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大部分都认为战前的日本是晦暗的，认为战前“非常晦暗”的自民党人占总数的33%，社会党人占了41%，共产党则占了60%。

　　几乎没有哪个阶层认为战后的日本不“辉煌”，无论人们年龄大小，学历高低，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大家都普遍认为战后是“辉煌时代”，亲身经历了残酷战争，并耳濡目染战争狂热气氛的70岁老人为83%，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为86%。

　　有26%的人认为昭和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战争”，持这种观点的人多经历过战争，那些战争年间的孩童，也就是如今50岁左右的日本人为35%，战争时已具备了独立思想能力的今天六七十岁的老人有43%，而只有17%20岁上下的年轻人，提起“昭和”就会想到战争。

　　战后日本的高速发展也同样让人们印象深刻，共有22%的人对昭和印象最深的是“和平、自由”或“经济迅猛发展”，其中的大部分都为20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年龄在50到70岁的人则很少这样认为。而在日本的所有党派中，支持共产党的人只有5%认为昭和的“和平、自由”让自己的印象最为深刻，而支持自民党中的人则有18%这样认为。

　　9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日本是“优秀的国家”，认为日本是“糟糕的国家”的人只有6%，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了积极的评价，任何年龄阶段都是如此。在支持自民党、公明党、社会党的有9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是“优秀的国家”，而只有69%的支持日本共产党的人士支持这种观点。同时，有24%的支持共产党的人认为为日本是“糟糕的国家”，持同样观点的自民党支持者仅为4%，民社党的支持者为2%。

　　尽管新宪法实行了几十年，日本早已成为现代繁荣的国家，可传统文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读卖新闻社在调查中发现，有64%的人都希望日本尽量使用古老的元号，而支持使用西方历法的只有28%。即便是在高度现代化的大城市中，也依旧有58%的人更倾向使用元号记年。虽然调查显示城市越大要求使用西历的人就越多，但在大城市中，只有32%的人愿意使用西历。就连最讲究时髦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都对透着浓浓历史气息的元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支持使用元号的几乎占了一半，比愿意用西历的多出7个百分点。

　　已故裕仁天皇的生日是4月29日，新登基的明仁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日，在被调查者中，有82%的日本人都希望能将这两天作为节日，而反对把天皇生日当成国家节日的只有2.9%，令人惊讶的是，越是年轻人越希望定这两天为节日，在20岁的被调查者中有91%的人都赞成把这两天当成节日，这些从没有受过皇权教育的年轻人，对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天皇和皇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天皇不管是人是神，都是日本的象征。战后初期，国势衰微，日本人开始剥去了天皇神圣的外衣，对天皇制进行深刻地反思，正如他们对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一样。而随着国力的恢复，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被唤醒，埋藏于他们心底多年的天皇情结也一齐苏醒。战后初年颓废抑郁的日本人根本想不到在几十年后，90%的日本人都坚信日本是“优秀的国家”。明治初年，政府还要为树立天皇权威制定节日，而战后的日本人则根本无须国家号召，就对将天皇生日作为全民节日充满期待。日本文化因为天皇的存在格外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