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赤诚报国”热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曾出现“举国一致”、“赤诚报国”的战争狂热。日本民众与战争的关系，是抗日战争史研究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研究者或以论带史、泛泛而谈，或避重就轻、有意淡化，缺乏个案的考察和研究。在此，以卢沟桥事变到北平沦陷期间近一个月的《朝日新闻》专题报道为对象，还原日本民众对卢沟桥事变反映的实态，分析政府、媒体在煽动民众战争情绪、引导“赤诚报国”热中的责任，揭示日本民众与战争的关系，进而思考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持续八年的原因，从新的角度反思历史。

　　1930年代的日本，报纸、广播已经普及，是民众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渠道。19世纪中后期创刊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日新闻》，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报纸，拥有巨大的读者群，其中又以《朝日新闻》发行量最大。本文选取日本综合报刊中相对比较客观的《朝日新闻》(东京)为个案，通过该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北平沦陷期间的报道，分析席卷日本全国的“赤诚报国”狂潮，以管窥豹，从新的角度阐释民众与战争的关系，揭示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八年的深层原因。

　　《朝日新闻》是日本最重要的平面媒体之一，1879年1月25日在大阪创刊，报名意为“旭日升天、万象惟明”，字体取自欧阳询《宗圣观记》。1888年7月，《朝日新闻》在东京设立本社，发行《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大阪《朝日新闻》改名为《大阪朝日新闻》。1935年，《朝日新闻》又先后在九州和名古屋，设立西日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1940年9月1日，各地出版的报纸统一刊名为《朝日新闻》。1921年起发行晚报。《朝日新闻》自创刊以来，奉行“不偏不党”的办报宗旨，以客观、可读性强、有公信力著称，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深受日本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喜爱，影响力在综合报刊中首屈一指。然而，就是这样一份称得上“雅俗共赏”的报纸，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报道，却存在着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煽动战争情绪倾向，报社发起的“军用机捐款运动”，更是在精神和物资方面支持了侵略战争。

　　一、《朝日新闻》与日本国内的捐款热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翌日，日本各大报纸都抢在第一时间加印“号外”。《朝日新闻》“号外”以“日支两军交战，支那(原文如此，引者注)兵非法射击”为题对事变做了专门报道，称“8日凌晨零时，我驻屯部队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遭来自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零九团数十发子弹的不法射击”，现地交涉破裂，双方正处于交战中。此报道认定卢沟桥事变是因中国军队“不法射击”所致，隐含着对中国的指责。可以想见，这样倾向性明显的消息，对读者将产生何种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多次召集议员、财界、舆论界会议，“本着朝野一致应对事变之目的，召集言论机关代表、贵众两院议员、财界代表齐聚首相官邸，言明政府的方针，要求与政府合作。又召集产业界、农会、产组、思想关系等各方面代表会议”，《朝日新闻》等各主要媒体代表，纷纷表示支持政府决策，引导舆论。

　　卢沟桥事变后，《朝日新闻》每天的日刊、晚刊都在重要的版面刊登事变的动态，经常加印“号外”，所有报道都指责中国军队挑衅、肆意扩大战事，危害日本“特殊利益”。读者看到报道后，都谴责中国军队的“无理”挑衅，表示支持政府“膺惩”中国。有人主动到陆军省捐款，有人慰问出征士兵，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心。《朝日新闻》及时地开辟专栏，报道民众“国防献金”消息，每天刊载捐款人姓名、捐款数额、职业等，并配以煽动性报道。最早一则“国防献金”报道说：“在北支风云险恶之时，全国出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捐款、慰问出征官兵，表达一片赤诚之心。14日早晨到中午4个小时的时间里，送到陆军省的恤兵金就达到23110元33钱的巨额”。

　　《朝日新闻》注意选取不同阶层、年龄、职业的捐款典型个案为报道对象，增强影响力。如，企业家大川平三郎遗属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后，捐出了100万日元巨款，《朝日新闻》立即采访，刊登遗属愿望：“为使逝者在天之灵，请将捐款用于社会事业”，这里的“社会事业”就是指用于军队作战上。报道不谙世事的儿童、耄耋之年老人的“国防献金”，无疑更具有煽动性，“已故首相斋藤实的孙女百子(11岁)21日下午3点访问陆军省，将用纸包着的积攒的14元40钱作为“国防献金”捐给陆军省。小学2年级学生小岛幸男将2元零花钱捐给军队”。此后，不断有小学生捐出零用钱作为“国防献金”。诸如“99岁石�阿婆捐献了5元，在捐款者中年龄最长”等报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表示，连不谙世事的孩童、耄耋之年的老人都踊跃捐献、支持国防，自己更不能落后，连低收入者都表示：“我们也是日本人，将仅有的一点钱捐献出来，感动了工作人员”，民众捐款，从经济、精神上支持政府扩大战争，“陆相杉山元在一周一次的陆军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此时要举国一致突破难关”。民众的“爱国”热情，助长了扩大侵略的气焰。

　　中小学生还在学校统一组织下，走上街头，进行劝募活动。东京联合少年团制作了“募捐筒”。募捐筒模仿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的“肉弹三勇士”所用的爆破筒样式。这种“募捐筒”直径30厘米，长1米，“从21日中午到下午6点，63三位少年团健儿站在帝都街头。晚上将饱含市民热情的230个大竹筒拿到泰明小学礼堂，全体起立祈祷‘武运长久’后，陆军省新闻班的今村大佐、筑地署员等在砰、砰、砰劈竹筒是声中，银币、铜币散落一地。晚上9点半清点完毕，共2030元，10个少年抬着沉重的硬币去兑换成纸币，22日上午交到陆军省恤兵部”。

　　近代以来，日本确立了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1890年的《教育敕语》以“忠孝”为日本国体精华和教育之根本，要求国民平时在家作“孝子”，战时为天皇“尽忠”，“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教育敕语》是学校庆典时必须朗读的文件，还强制学生背诵。日本的中小学生从小就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以“忠于天皇”为最基本道德规范。处于成长期的中小学生还不具备判断事变的性质，区分“爱国”与侵略区别的能力，政府、学校就是利用学生纯真的天性，煽动他们参与到“国防献金”、“赤诚报国”的狂热中，形成“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中小学生不应对战争狂热负什么责任，日本政府、校方、新闻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朝日新闻》虽未公开放弃“不偏不党”的宗旨，但是，其报道无不以违背事实的内容、富于煽动性的语言，指责中国士兵“卑劣”，“非法”“挑衅”日本在华北的“合法”“驻兵权”，迫使日本不得不诉诸武力，维护“正当”利益，倾向性显而易见。

　　二、《朝日新闻》发起的“铳后”支援活动

　　《朝日新闻》不仅大量报道“国防献金”的典型案例，还直接倡议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军用机捐款运动”。该社认为，作战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日显突出，日本战机数量少，影响了前线军队的战斗力。以日本现有的经济实力，政府很难再拿出资金制造战机，这就需要国民挺身而出，为国分忧，踊跃捐献，实行“航空报国”，“现在时局处于关键时期，更需要举国一致。朝日新闻社坚信这个活动必定得到国民的热情支持”。

　　由《朝日新闻》社发起的“军用机捐款运动”，立即得到日本各界响应。翌日，就有读者将捐款送到报社，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甚至无暇用餐。“仅东京市内21日下午捐款突破15400元，学生、职员、工人、家庭妇女等，积极响应捐款运动，表达国民真实感情”。“军用机捐款运动”与之前的零星捐款不同，指向性明确，捐款数额大，出现了捐献巨款大户，如：“大日本电力社长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元，以公司名义捐款2万元，以帝国电力名义捐款5000元，合计捐款26000元。日产汽车5000名职工捐款2000元”，“东洋纺织会社捐款5万元，该社职员捐款3万元，兵库县阿部孝次郎捐款2万元。截止到今天4点，东西两社共收到捐款44万21341元65钱。大阪制钢株式会社又捐款1万元，松下电器株式会社社长松下幸之助个人捐款1万元，该社职员捐款5千元。这样的巨额捐款接连出现，截止下午6点，捐款数额突破50万元”。有日本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认为“担负起贡献社会的责任是经营事业的第一要件”，松下电器公司的巨额捐款，不是“贡献社会”，而是支持了侵略战争。

　　《朝日新闻》开辟了“军用机捐款活动”专栏，详细报道“防空报国”中的“典型”事件，引发更多人争相效仿。“妈妈带着5岁小孩儿立花良文，将从婴儿时候起积攒的零用钱200元捐献出来。美术馆捐款7000元。画家将在秋季展览结束后，贩卖作品，估计可以得到数千元款项，将这笔钱全部捐献出来”。《朝日新闻》每天公布捐款数额增加的状况，营造浓厚的“防空报国”氛围。自发起“军用机捐款运动”到31日北平沦陷，短短的十天时间里，全国“军用机捐款达290万6825元80钱”。截止29日，报社还收到“捐给在满、在支慰问金达71351元93钱”等其他用途捐款。

　　《朝日新闻》发起的“军用机捐款运动”，唤醒了更多人“铳后”支持战争的“灵感”，有人提出为出征中国东北、华北的士兵捐款。日本“人道会”还发起“为华北军马募捐的活动”。他们认为军队出征中国，不仅将士辛苦，军马也日夜奔波劳顿，需要更多的照顾和营养，应有专款来慰劳军马，使骑兵能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政府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民众给出征士兵写慰问信、制作慰问袋、到神社祈愿，慰问伤兵和出征士兵家属等，据《朝日新闻》报道，“从全国各地寄到陆军省的激励士兵的电报、慰问信、明信片如雪片飞来，在副官房长官桌子上堆积如山。当局深深感到铳后支援的厚意”。日本中小学统一安排写慰问信，作慰问袋，“品川府立第八女子高中学生们制作了2800个慰问袋。第一节课全体学生给北支士兵写慰问文，18日是星期天，全体4、5年级学生到校，制作了1900个慰问袋，准备19日分发给学生，将自己慰问文放入包含申请的慰问袋中”。“淀桥区府立第五女子高中1100多名学生，为表赤诚，做了1900个慰问袋。慰问袋里装了栗羊羹、水果蜜豆、铅笔、慰问文、慰问画等。每个慰问袋价值85钱”。《朝日新闻》的报道，使疯狂的“报国”热进一步升温。

　　在“举国一致”“赤诚报国”的狂潮中，在家“相夫教子”的妇女，也走上社会，以各种形式协助战争。日本爱国妇人会会长本野久子表示，“在重大时局时刻，爱国妇人会高兴地加入举国一致行列，举全体会员之力，为航空报国贡献力量”，各妇女团体组织家庭主妇参拜神社，为日本官兵祈福，“为祈愿北支及驻满士兵武运长久，爱国妇人会19日上午10点参拜明治神宫。在爱国妇人会本所邻保馆工作的220名女工作人员，在馆长带来下，一同祈愿武运长久”。“7月31日，《朝日新闻》报道了东京妇女走上街，缝制“千人针”。妇人会还到医院慰问伤员、看望出征士兵家属，免去士兵的后顾之忧。

　　还有人主动请缨入伍参军，“日本学生航空联盟关东、关西两支部操作部中取得二等操作员证书的14名学生，向陆军大臣提出‘北支事变从军申请’，要求成为我国第一批空中义勇军”。后备役军人则要求到前线。如：“三重县后备海军特务少尉50岁的名古长藏表示，现在正在电信科工作，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电信业务熟练，且无后顾之忧”，表示愿意为战争出力。

　　总之，自卢沟桥事变到北平沦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朝日新闻》利用其第一大报刊的地位和影响，迅速做出反应，报道事变及其发展。其间有大量歪曲事实、带有煽动性的报道，鼓动国民“铳后”“报国”。《朝日新闻》发起的“军用机捐款运动”，直接支持了战争，协助了日本政府扩大战争。

　　三、“赤诚报国”热引发的思考

　　1930年代，《朝日新闻》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平面媒体，在卢沟桥事变后，通过有选择和倾向性的报道，引导民众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为举国的战争狂热推波助澜。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赤诚报国”与媒体煽动、与近代以来的“神国”观念，“忠君爱国”等灌输有密切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走上了近代化道路，但是，“神国”、“忠君爱国”等封建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不断强化。日本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等，向国民灌输日本是“神国”、“国体优越”等观念。为天皇“尽忠”是武士道的最高境界，也是对普通国民最高之道德要求。“神道”、“武士道”构成日本国民道德的两大支柱。政府要求国民“效忠”天皇，践行“臣民之道”，受到军国主义的毒害。

　　诚然，在战争环境下，《朝日新闻》记者一时难以弄清真相在所难免。但是，媒体的价值就在于其报道的真实、客观，但是，《朝日新闻》的报道有明显的情绪性，煽动民众战争情绪，“北支事变爆发以来，国民爱国赤诚谱写了无数的军国美谈、恤兵佳话，陆军当局向陆军省新闻班和相关媒体发出倡议，收集本次事变中出现的义士、烈妇、笃志者的事迹，通过报纸、电台、杂志等广泛传播”。《朝日新闻》每天大量刊载中国“挑衅”日本“合法”的“特殊利益”的新闻，刊登各界以“国防捐款”、做慰问袋、神社祈愿、缝千人针等的消息，特别是关于中小学生、年迈老者捐款的报道，指向性显而易见。

　　《朝日新闻》在日本媒体中属于相对客观、公正的，连这样一份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报刊，都充斥着片面、歪曲和煽动性报道，其他媒体的倾向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政府及其控制的媒体是战争狂热的始作俑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日本民众被政府欺骗了。正因为如此，战后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发动侵略战争的是少是军国主义分子，中日关系要“向前看”、“你们已经陪过不是了。不能天天陪不是，是不是？”希望中日两国能够超越历史，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广的胸怀。

　　然而，中国人的大度不能成为日本政府不反省，民众不反思战争责任的理由。日本民众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是主动还是盲从，他们的所谓“报国”给侵华士兵以巨大精神支持，客观上助长了侵略战争。日本国民是战争受害者，同时，他们也曾协助过战争，虽不是主要责任者，也需要对战争进行反思。试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八年之久，没有国民的支持将如何持续下去？当然，随着战争长期化，造成日本国内物资紧缺，衣料、砂糖、火柴等基本生活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由于生活窘迫有人开始厌战，这与日军胜利时的“爱国”狂热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有浓厚的“被害”意识，缺少对“加害”责任的必要自省和反思。在日本，无论是战败纪念日的报刊还是电视专题节目，无不以强调日本人遭受的战争之苦，很少思考引发战争灾难的原因，以及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灾难，有意淡化或者回避战争性质。在战争问题上，必须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真正吸取历史教训。在战争问题上，日本政府必须深刻反省，普通国民也应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