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华谋壮志：甲午前后的山县有朋

　　人物小传：山县有朋(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军事家，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后改小助、小辅。明治维新后由山县狂介改名山县有朋，号含雪。长洲藩士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首相)。

　　甲午事迹：第一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击败清军，攻占平壤，然后率军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连侵九连城、丹东。

　　(文/瞿亮 湘潭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

　　从奇兵队时代起就屡建军功的山县有朋，作为从幕末走到明治的草莽志士，不仅继承了其师长久扳玄瑞、高杉晋作的武备立国策略，更始终没有忘记他恩师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所述“占琉球、取台湾、图满洲、窥中华”的雄心大业。尽管在西南战争结束之际，山县奉政府之命让西乡隆盛自裁，但他内心却十分崇敬这位为征伐韩国而首当其冲的武士。虽然同为长州藩出身，但是山县很不认同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外交缓进策略，他认为新生的帝国最迫切地需要强兵拓殖。而当明治时代主旋律从文明开化、自由民权逐渐走向扩张国权时，山县认为自己实现久存夙愿的良机已经到来，他要竭尽全力实现帝国全民的武备化，并通过战胜强大的清国，来彻底实现太阁丰臣秀吉、先师吉田松阴的“雄飞大陆”夙愿，为帝国谋求更为优越的发展空间。因此，从帝国建立的第二十个年头开始，山县有朋便逐渐放弃同萨长同僚及朝廷公卿的争权夺利，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谋划征伐清帝国的事业之中。

　　制造威胁论 落实雄飞梦

　　早在1874年，羽翼尚未丰满的日本帝国出兵台湾之际，时任陆军中将兼陆军卿的山县有朋，就提出了《外争三策》，认为上策是从台湾撤兵，但是西乡从道等人固执而无法执行时，山县就提议明治朝廷与清国开战，并主动请兵出战，率兵三万以蹂躏江苏，上取直隶进而强逼清廷签下城下之盟。

　　1880年，时任参谋本部长的山县有朋，就特别重视派遣谍报人员赴中国对清帝国的兵制、军备、地理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令直属的参谋本部第二局编纂发行《邻邦兵备略》，该书透彻、细致地解析了清帝国的水文、地理、军备、风俗，为之后征伐清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初版刚刚印刷之后，山县便将它上呈明治天皇，以获得天皇和幕僚的赞同。在进献该书天皇的奏折中，山县还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加强军备的努力，编造出中国将在数年后“称霸于世界”的神话。该书在当时成为日本帝国研究清国的重要参考文献，很快便有了第二版，山县在第二版“叙”中，提到兵力强大乃是国富民强的基础，以这样的理由来为日本帝国的军备扩张争取国内一致的支持。在该书的第二版中，就专门对“南洋水师之一等军舰驭远号”进行了详细叙述，以求达到以管窥豹的效果，为之后有针对性地对付北洋水师打下了基础。

　　1882年山县有朋提出，目前日本不存在欧州国家入侵的可能性，而中国是主要威胁，是日本的“外患”，他指出

　　中国行将乘我之弊，从目前形势看，清帝国的威胁成为具体的了，坐待此种危局之到来，则我帝国将无人可以恃之以维持独立，无人可以与语富强。

　　其实，衷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山县，心里也很明白并不是那么回事，他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力主对华作战，就是确信有必胜的把握，之所以渲染中国威胁，只不过是找点借口，给扩军备战提供理由罢了。

　　1887年，在山县的主持下，参谋本部制订了《清国征讨方略》，继细致调查中国情报之后，进一步对征讨清帝国提出种种方略，分成“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三编，已经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进行细致地讨论。山县在该书中指出：

　　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其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应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

　　该文件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线路图发动甲午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预期目的。

　　1890年，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他辨明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关系，强调要通过保护并不属于其国土范围的“利益线”来实现捍卫主权的目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大陆政策理论。

　　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保卫主权线，第二为维护利益线。主权线是谓国家之疆域，利益线乃指与其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今处列国之间，能维持国家独立，仅只防守主权线决不可谓完备。必须保护利益线。

　　山县有朋不愧是大陆政策的集大成者，按他的理论，日本认为哪里与它的利益有关就可以出兵到哪里进行保卫。而为了达成目的，山县认为首先应该追随西方列强，充当征伐东亚的排头兵，取得列强信任与理解，进一步再谋求摆脱西洋独霸东亚。

　　1891年，山县作为当时的总理大臣在众议院发布《关于帝国国是之演说》，明确强调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为伍，他指出：

　　现在列国竞相扩展武备，眼光逐渐关注东洋诸国，这种形势我想已经为诸君所洞察。在宇内这种大势之下，扩张武备日盛一日，且与列国交际，必须加入其中与之为伍，不仅共同保全权利，也必须担负列国均一之任务。

　　山县如此的决断，实际上是让日本追随当时的西方列强，加入到侵华的阵营之中，并且逐渐从中谋求更多在东亚的控制权，进而摆脱西洋诸国，成为东亚的主宰者。

　　力求在议会中通过了大陆政策方的山县有朋，使日本帝国的扩军备战有了法律和制度依据，进而可以打着所谓“防护利益线”的“正当理由”用武力征伐东亚邻国。此举不仅让他先师吉田松阴的遗训和自身心愿得以实现，而且也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思想层面逐步落实到实践领域。

　　陆战作先锋 冒进遭撤回

　　1894年6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对与华开战尚且还持有谨慎态度的明治天皇于伊藤首相官邸召开御前会议，山县作为元老列席，在会上，他比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态度更为强硬，甚至在天皇面前主动要求亲率陆军“征讨恶邻”。大概是被身为元老功勋还如此积极请战的态度所打动，天皇和明治政府的幕僚们把率队亲征的任务授予了山县，让他作为第一军司令官带兵入侵朝鲜。山县深感蒙受君恩和国任，在出征朝鲜时就写下“平安道上秋将老，却想奉天城外霜”的诗句，以抒发自己打算带队征伐到中国辽东的“豪情”。1894年10月，山县所率领的第一军从义州强渡鸭绿江，占领九连城，实现了从朝鲜征伐到中国的志向，感到帝国军队武力势如破竹的他，又写下《取九连城有作》的诗句，表明要继续率军长驱直入的决心：

　　所向无前义气雄，欲衣粮敌敌还空。何时饮马长城窟，万里河山一路通。

　　占领朝鲜之后的山县，继而向朝廷上奏《朝鲜政策》，主张向朝鲜北部枢要之地移民，并将釜山至汉城的铁路延伸到鸭绿江边的义州，其文如下：

　　日本要想保全朝鲜的独立，只把清兵逐出朝鲜还不足以成事。至少在今后数年内要驻扎若干兵员，以防备突然事变。同时，还要掌握朝鲜交通运输之权力，一旦东洋有事，则可加以利用，不误时机，何况釜山至义州的铁路，也即通往东亚大陆之大道，将来可以成为横断支那，直达印度之大路，我邦欲称霸东洋，永远雄视于列国之间，亦须以此道为直通印度之大道，臣对此确信无疑。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在日本占领朝鲜之后，以其为跳板进入中国，并进一步将帝国的疆土和势力扩张到印度。山县的这种昭昭野心也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思想根源。而山县过于冒进的言论与行动，激起了稳妥行事、步步为营的首相伊藤博文等幕僚的不满，天皇也出面协调，要求山县所率领的军方顾全大局，与政府达成一致。

　　原本在争权夺利问题上就与伊藤等人有着矛盾的山县，看到缓慢进派伊藤倚靠天皇来压制自己谋划的军事行动，不服与冒进的情绪更为激涨。心存“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山县，想抛开伊藤主掌的政府独自行事，欲通过拿下辽东建立军功让天皇信任，让伊藤派羞愧。因此，在该年的12月，山县就公然置大本营暂停进攻、冬季宿营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所属的第三师团进攻辽东的要地海城，最终陷入清军重围，难以脱身。伊藤等阁僚见此情形，急忙上奏天皇遏制山县的肆意冒进，天皇最终以担心爱卿身体为由下诏召回山县。得知天皇召回消息的山县，不甘就这样离开中国战场，他上书天皇请求收回成命，但最终没有奏效。带着愤慨，山县为部下留下一首励志诗来表达壮志未酬的心境。

　　　马革裹尸元所期，出师未半岂容归。如何天子召急回，临别阵头泪满衣。

　　尽管被召回，但山县依然不肯就此退出他多年策划的征伐清国事业，回国之后，仍然请求天皇任命其为监军，依然参加大本营会议，从台前转入幕后来影响帝国对清的种种政策。

　　极力劝征清 积极谋盟主

　　被召回的山县，为没有见到自己的计划付诸实现而感到抱憾万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让自己的计划束之高阁。1894年12月12日山县作《关于征清作战的上奏》，在上奏中，山县主张乘胜前进追击将兵力推进到山海关附近，并且尽全攻陷清国的首都，让它同帝国签订城下之盟。为了力求让天皇和政府按照他的想法来进一步获得更多在中国的利益，他甚至表示不惜自身身家性命，也要“屠敌国之首都，速战速决”。最终，天皇也部分接受了山县的建议，对深入辽东主张表示默许，任命宫彰仁亲王摆出继续进攻的态势来向清庭勒取各种条件。

　　当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山县在实现了帝国长久以来的雄飞大陆计划后，并没有就此作罢，他从更加长远的立场，上书《扩充军备意见书》，强调不仅要击败清国逼其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取而代之成为东洋的新盟主。

　　我国经过此次战争，必将 获得海外新领地，果真如此，则必须扩张兵备以为守备之用。况且，乘连战连捷之势，欲成为东洋之盟主，亦必须扩张兵备…以往之兵备，专以维护主权线为本，为不使此次战胜效果空掷，并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 须准备经营利益线…

　　由此可以看出，山县的政策主张又有新的内容，他把日本帝国的“利益线”不再局限于朝鲜，而是扩大到海外新领地，将中国纳入到了帝国的利益范围内。而最终赢得战争胜利，逼迫请朝廷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山县也认为应该加强进一步对华侵略的步伐，坚决反对当时日本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所提出的“日清提携”论，他认为：

　　清国犹如犹太人，国灭而人种存…我国对此种前景，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扩充利益线…对清国有扩充我利益线之机会，务加注意，勿使机会逝去…与清国提携，图东洋之独立，乃最为拙劣之策。

　　随着三国干涉还辽及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新形势也迫使赢得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帝国用新的策略来扩大在华权益。通过甲午战争实现了自己侵华夙愿之后的山县，在其生涯的后期，也始终将侵吞中国作为日本帝国谋求利益的手段。而甲午战争时期山县的思想与行动，影响了整个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