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朝鲜自由市场：为何朝鲜管不住“市场经济”

　　少量朝鲜人会从中国带回iPad，但只有极少数精英人士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品”。图为在三八线非军事区(DMZ)，一名朝鲜女子拿起摄影师的iPad给自己拍照。(EricLafforgue/图)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3月23日刊作者：秦轩师小涵原题为：金日成铜像下的自由市场：被逼出来的朝鲜“市场经济”

　　两米多高黑色砖砌的围墙，大片相连的铁皮棚顶，走进去是各种的摊位：大大小小的盆里装着各式海鲜，水泥墩上放着童装，挂在架子上的水管、五金，更多的地方则摆着烟酒粮油……人挤着人，熙熙攘攘，花半天都很难转完。

　　仿佛今天中国城乡接合部常见的农贸市场，但这其实是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大同江的东南侧，距离市中心万寿台大约10公里的一处所在。广场上，23米高的金日成铜像遥遥俯瞰着平壤最大的合法“自由市场”——“统一市场”。

　　“中国有的商品，里面全有。”平壤市民金丰飞(化名)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平壤每个区都有一两个类似的市场，面积(比“统一市场”)要小一些，通常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来自韩国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者俞忠植透露，像这样的市场，在全朝鲜已经超过300个。

　　从泡菜到商品房皆可购买

　　表面上，朝鲜依然保持着前苏联式的国家配给体系，一如数十年前的中国。但近二十多年来，普通朝鲜人常常拿着粮本赶到国家供销商店也难领到充足的口粮，拿着布票也买不到袜子。

　　一切可以依靠国家分发配给，不必花大价钱进行商品买卖的时代早已结束了。今天，每天去市场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已成为大部分朝鲜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这些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则是由供需决定。

　　经常在平壤与丹东往来的贸易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那些市场只是一些摊位，近两年市场普遍升级，装上了铁皮的屋顶。“虽然一般一个摊位不到1米大小，摊位上也见不到类似‘金记泡菜’、‘朴记打糕’这样的招牌，只是把货物摆放在水泥台子上。有的则连摊位都没有，只是地摊”，但屋顶之下，各种商品齐全，而且分区域经营。

　　卖货的是一水的女性。朝鲜政府曾规定只有40岁以上的妇女可以摆摊做买卖，但摊主们早已经突破了年龄限制。在市场里，她们多数穿着便装，而并非国家商场里，外国友人参观时看到的那种统一的蓝色民族服装。

　　摊主一般会在摊位上立个价签，很多时候只是个纸板，上面标着产品名称和价格。无论什么时候，市场内总是人满为患。除了讨价还价买卖商品，也传递小道消息。

　　即便在平壤，市场也偶尔要关门，比如领导人的诞辰或者国庆这样的节日。因为这样的日子，无论是卖主还是买主，都要穿着节日服装去金日成广场跳舞。

　　自2002年农贸市场合法化以来，朝鲜政府曾规定，市场上的交易必须以朝鲜官方发行的货币来结算。英国驻朝鲜前大使埃弗拉德就清楚地记得，在2009年以前，货物结算统一用朝元。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介绍说：“听说现在有些货物也可用外国货币结算。”

　　人民币和美元迄今在市场上私下流通了多年。“人民币用得更多，美元面值太大，没法找零。”熟悉朝鲜的丹东商人朴基柄(化名)说。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市场”在朝鲜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但可以肯定的是，被官方承认的综合市场只是朝鲜“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在平壤，甚至被禁止买卖的住房也存在私下的市场。

　　根据朝鲜法律规定，朝鲜城市居民的住房由国家所有，按照规定由国家配给。但民间因工作单位调动等因素，多年前就存在秘密交易的行为。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平壤部分地区，“商品房”的存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000元人民币。

　　被迫“全民皆商”

　　朝鲜市场上的消费者收入来源成谜。按官方发放的薪水，他们根本无力在市场上进行日常消费。

　　以大米为例，目前的朝鲜市场上，1公斤大米的价格超过3000元朝币，按黑市汇率折合人民币约4-5元，和中国的米价差不多。朝鲜名牌大学教授的月收入一般为4000-5000元朝币，只够买1.5公斤的大米，也许还能再来2瓶啤酒。

　　2011年12月，俄罗斯学者安德烈·兰考夫在《亚洲时报》发表文章称，在过去10到15年里，一般家庭的大多数收入都来自黑市交易。同时期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路边摊与黑市在朝鲜繁荣》中，亦有学者指出，75%的朝鲜人口不靠国有经济体系养活，他们只能从民间市场寻找食品。

　　这种很不“社会主义”的市场起源于朝鲜的农产品市场，最初是应“填饱肚子”的现实需要而生。在1990年以前，合法的市场只限于农民买卖自家自留地的余粮和蔬菜，但地下交易很快蔓延开来，农产品以外的日常生活用品开始被人们大量交易。它们不限于合法的农产品市场，遍布各地。外界称之为“黑市”。

　　各种各样的黑市在朝鲜屡禁不止，其中最著名的名称叫“青蛙市场”，或“蚂蚱市场”，或“蝴蝶部队”。这三个绰号有一个共性，形容的是，当稽查人员出现时，卖货的商人逃跑的速度很快。而“蝴蝶部队”则多了一层关于朝鲜的隐喻，暗示相当部分黑市老板是穿着朝鲜传统服装的女性。

　　黑市交易简单易行，有时在居民区的胡同里，也可能在某个家庭，甚至就是路边的某一个人。女性卖主把产品放在自己裙子下，坐在路边。当买主过去询问时，她会从裙下迅速掏出一包香烟或一瓶啤酒，或者某种在官方市场无法看到的违禁品。

　　韩国学者俞忠植介绍，朝鲜市场的形成首先源于国家配给制度下的物资长期短缺，“和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一样，朝鲜人对长期的物资短缺感到厌倦。他们只能通过私下交易弥补配给无法满足的需求。”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让朝鲜经济受到重挫。在1990年前夕，朝苏双边贸易占到朝鲜外贸的50%以上。但仅1991年一年，朝苏双边贸易缩水八成。朝鲜坐享廉价石油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大量援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缺少苏联的输血，朝鲜经济的自身造血机制很快出现连锁反应。没有足够的石油，电力能源和原材料无法保证供应，工厂开工不足，农业生产没有化肥，农产品供应不足。此后持续发生的洪涝灾害更让朝鲜雪上加霜。

　　1990年代中期，连续的洪灾使得整个朝鲜农业大幅减产，政府的食物配给制度趋于崩溃。即使是国际社会最保守的数字估计，这场洪灾的死亡人数也在50万以上。

　　韩国银行的数据记录下朝鲜从1990年至1998年连续9年GDP负增长，而此后朝鲜GDP增长率也长期徘徊在3%以下。到2009年，朝鲜水利、电力、天然气的生产仅仅恢复到1989年水平的83.5%，缺乏能源的工厂开工水平只有1980年代晚期的一半。

　　黑市商品的价格于是更高了，朝鲜人靠工资根本无法承受黑市商品的价格，因为工资与近乎福利的国家配给物品价格挂钩。在1990年代，黑市上一公斤大米要卖到25元朝币，而在国家供销社大米的价格仅为1毛钱。

　　于是，在被逼到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朝鲜人，又被逼着想方设法找东西到市场卖，赚取外快。二十多年下来，在朝鲜的平民家庭，做私营贸易获取收入维持家用已经成为惯例。丹东商人朴基柄介绍，“丈夫在大学教书，老婆则去市场摆地摊，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

　　“朝鲜全民皆兵，但也全民皆商。”朴基柄说。

　　激活，管制，还是关停?

　　朝鲜政府对市场的最新一轮打压出现在2012年1月。金正日去世不久，朝鲜政府发指示，“为贯彻遗训，如若使用美元及人民币等外币将会受到比贩毒还要严重的处罚”。但据韩国媒体报道，美元与人民币短暂消失后，很快又冒了出来，连巡查的人也见怪不怪。

　　根据朝鲜主体思想，市场经济因其个人主义色彩浓厚，注重私利，对集体主义精神构成破坏。因此直到1990年代，朝鲜官方并不承认市场的合法性，对与中国邻近地区出现的大规模市场也采取打压态度。

　　但国家经济整体倒退，使得领导人无法保证给所有朝鲜人送上大米和袜子，更别提“让民众人人喝上肉汤”。朝鲜人只能自谋出路。延吉的商人金永通(化名)至今记得在1990年代的平壤，在胡同里看到过三五人围在一起交易尼龙袜，当他们看到外国人出现时，转眼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2002年，朝鲜政策有所调整。当年7月，朝鲜宣布实施“七一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一度被外界视为朝鲜“改革”迹象的重要信号。

　　“七一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度提高粮食购销价格，全面调整物价与工资，更提出企业要最大限度争取效益等。半年后的2003年3月，朝鲜首次以官方的名义将农民市场改编为综合市场，允许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默认双重价格制。

　　朝鲜长期以来“偷偷摸摸”做生意的个体户随即多了起来。只要得到政府许可，朝鲜人可以开小商店、餐馆。在大桥下摆地摊一般也不会被轰走。在朝鲜，一个人可以腋下夹着只鸡站在路边卖，也可能是在面前摆一箱24瓶的啤酒。

　　俞忠植认为，“七一措施”是激活市场的关键时刻。“之后，在朝鲜市场上的活动合法化了。”吉林大学学者徐文吉也指出，农民市场的改名意味着朝鲜政府“显然承认了市场中的工业产品交易行为”。

　　然而，自由市场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根据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一书的介绍，朝鲜政府在2002年以后曾多次反复，朝鲜政府从没完全放弃把市场重新纳入国家配给体系的努力。除了限定市场卖主必须是40岁以上妇女外，年轻女性和所有男人要向其工作单位报到，对于买卖货品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政府同时派出专门的稽查人员在市场巡视，查没非法商品。

　　2005年10月，作为“战略物资”的大米在朝鲜全国禁止买卖，平壤的粮食市场被暂时关闭。官方几乎限制了绝大多数市场的活动，只有国营的商店可以出售食物、日用品和进口产品。朝鲜政府要求工人回到国营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将重新通过国家配给体系提供供应。直到三年后的2008年11月，朝鲜《劳动新闻》的社论还称改革开放是“帝国主义的圈套”。

　　2009年，朝鲜政府实施货币改革，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混乱。不仅让普通的朝鲜民众一夜间失去积蓄，随即更引发新一轮通胀和粮食供应的短缺。

　　俞忠植表示，要探讨朝鲜市场的主要特点，就必须要注意朝鲜政府一边激活市场，一边强力管制市场，比如干预卖方或干脆关停。“市场被政府牢牢掌握，以弥补计划经济制度的缺陷。”

　　市场催生朝鲜新阶层

　　2011年12月19日，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当天。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的朝鲜商人高价购买白色的百合花，找来黑布条缠在手臂上，配戴上印有领袖半身像的胸章，穿越跨江大桥返回朝鲜。

　　因为购买数量骤增，百合花由平时的几元人民币涨到40-50元一枝。这一价格几乎相当于平壤市民每月工资的10倍，而人们买得起。

　　哀悼期结束后，这些人迅速回到丹东，继续从事边贸。他们采购大包小包的货物，从矿泉水、泸州老窖到货车装箱的自行车，运往对岸的新义州，再从新义州转运到朝鲜各地，尤其是首都平壤。

　　这群做跨国贸易的朝鲜商人，在2011年美国国会关于朝鲜经济的报告中被定义为朝鲜的新兴阶层。

　　报告称，新的经济格局已经让朝鲜催生出5个阶层。最上层的权力精英是劳动党的党政军干部，他们有国家分配住房，享受高档进口商品，也专注于维系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

　　第二个阶层是新兴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在此之下，第三阶层是掌控市场和公共商业活动的暴利团伙，第四阶层是城市平民，最底层则是农民，他们不得不把自留地里的收成拿到市场上销售，才能换取日用品并维持生计。

　　在20年前的朝鲜社会结构中，出身以及与劳动党、军队的关系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基本条件。经过多年变革，朝鲜社会已经发生改变。俄罗斯学者安德烈则在《朝鲜新的阶级构成》一文中引用脱北者的话，“朝鲜人看待家庭出身重要，但赚钱的能力已经比社会背景更重要。”

　　朝鲜的新兴商人阶层尽管在各方面均无法与党政军精英相比拟，但他们独有一项最重要的特权：穿越鸭绿江，到中国去。

　　绵延流淌的鸭绿江如同一座漂浮的柏林墙，将中朝两国边境隔开。“凡是能(合法)离开朝鲜到丹东的都是朝鲜的精英。”丹东商人朴基柄说。

　　朝鲜市场上大多是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在市场上大约1/3的产品是朝鲜货，2/3以上的商品是外国进口的，进口品中90%以上来自中国。”曾在平壤留学的吉林大学学者徐文吉向记者介绍。出关费用、交通成本和申请许可的费用都必须计入成本，于是，朝鲜市场里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通常和中国市场上差不多，甚至更贵。

　　与中国丹东隔江相望的是新义州，这里是中朝贸易的中转枢纽。从鸭绿江上望去，新义州口岸出现了数个巨型的仓库，它们都是这两年新建的。

　　在1990年以后，中韩成为朝鲜最主要的输血管道，中国和韩国为朝鲜提供了近60%的进口和超过一半的出口。据统计显示，2010年中朝贸易额34.72亿美元，较前年增长29.6%;2011年中朝贸易额为56.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随着中朝贸易额的提升和新兴商人阶层的壮大，朝鲜新一代领导人也在对这一阶层做出新的微妙表态。据《东京新闻》报道，2012年1月，金正恩讲话时曾强调，对获取外汇、运营工厂企业的优秀人物，不管是谁都要不分你我地吸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这多少意味着，只要商人可以以获取外汇的形式向朝鲜政府表示忠诚，他们的经济模式将可以得到继续。

　　同时，新兴阶层也蕴藏着推动朝鲜经济在计划体制之外成长的力量。“朝鲜的市场经济意识比我们改革初期要强，”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如果朝鲜改革开放，会比我们改革初期转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