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受益者

　　被基辛格称为一场“外交革命”的中美和解及其关系正常化，是冷战时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同美国的盟友所感受到的震动一样，中国昔日的“兄弟”也受到强烈刺激。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向中国当时仅存的三个盟友进行了通报和解释。

　　7月13日，周恩来前往越南河内进行通报，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北京，会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紧接着，他赶往朝鲜平壤，在7月15日的两次会晤中，向金日成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通报。

　　消息一出，越南领导人对中方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从此逐渐倒向苏联。阿尔巴尼亚党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勾结”，指责中国这一做法是“机会主义”。而朝鲜不仅是冷战格局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屏障，也是在中苏对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帮手，所以，同样是美国直接敌人的朝鲜的感受，就成为中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考量。

　　“中国人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

　　实际上，还在与基辛格第一次会见时，周恩来就主动提出了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问题。对此，基辛格做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韩国军队回国之后，我认为完全可以想象在尼克松总统的下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大多数美国军队——即使不是全部，就会撤离韩国。”

　　在7月15日向金日成的通报中，周恩来强调，中国原来的主张没有改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国寄希望于美国人民。金日成当即表示赞同，但还是流露出吃惊和不安。他说，尼克松访华，对朝鲜是个新问题，朝鲜劳动党将对人民进行解释。

　　然而，朝鲜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中美关系缓和可能是他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按照自己的方式统一朝鲜半岛的一个契机。

　　7月30日，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访华，与周恩来进行了深入会谈。金一表示，朝鲜劳动党充分理解中美会谈的举动，认为这对推动世界革命极为有利，并坚信中国党的反帝立场不会改变。周恩来则答应在基辛格再次访华时，向美方转达朝方的八点主张。

　　八点主张即“八点方案”，是1971年4月12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提出的和平统一新纲领。核心内容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立即停止向南朝鲜提供核武器、导弹及其他各种类型武器；解散美韩联军；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朝鲜代表应无条件参加。

　　8月18日至9月7日，由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一行26人应邀再次访华。中朝双方先后举行了两次总会谈，还就海军、空军、军械车辆、装甲、通信、外经、外贸等方面的问题举行了分组会谈。9月6日，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在北京签字。随后，朝鲜另一个29人的军事考察团来华，分组参观考察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军工厂。

　　中朝签署无偿军事援助协定，这还是第一次。《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做了公开报道。这表明，中国政府不仅要让美国明白自己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同时希望平壤放心。正如基辛格后来对尼克松所说：“毫无疑问，中国人已经做好了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以便促使金日成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变得温和一些。”

　　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各自表述”

　　中国的保证无疑增强了朝鲜的信心，没等中美正式接触，金日成便抢先采取了行动。

　　9月12日，朝鲜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在议程中列入两项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内容，即美军撤出南朝鲜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因为这是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重要先决条件”。

　　从“八点方案”，到“两项要求”，朝鲜的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加具体了，这实际上也是直接向美国传递的信息。对此，《人民日报》立即发表评论员文章给予坚决支持。可惜，时机尚未成熟。9月25日联大做出决议：朝鲜问题推迟一年再行讨论。

　　联合国的大门没有敲开，中美谈判对解决朝鲜问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9月25日、10月8日，金日成同日本《朝日新闻》和共同社记者谈话，公开表明朝鲜对中美关系的态度。他表达了四层意思：朝鲜采取的是自主的对外政策，不会受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朝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尼克松访华“不是胜利者的挺进，而是失败者的跋涉”，是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困境的表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是敌对的矛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能进行妥协；如果中美对话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一件好事，朝鲜并不打算推行背道而驰的政策，但要警惕美国的两手策略。

　　金日成赶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之前发表这些谈话，既是向美国表明立场——希望美国也能同朝鲜直接对话，也是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防中国把朝鲜的利益当作筹码。

　　1971年10月20-26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与周恩来会晤10次，共23小时40分钟，主要是讨论和确定尼克松访华时中美联合公报的文字。

　　回国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报告，其中谈到：周恩来多次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在事关自己直接利益的问题上等待，但是关乎中国小盟友的问题，如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是最要紧的。在对待盟友的利益方面，中国是不会慷他人之慨的。周恩来强调，中国对给予南北朝鲜平等地位的问题感兴趣，至于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可留到未来解决。

　　基辛格刚一离开中国，金日成立即于11月1-3日秘密访问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不过，朝鲜外交人员否认存在这样一次会谈，苏联外交人员则持肯定看法，甚至认为，不能排除朝鲜代表与尼克松代表团成员在北京举行了会晤的可能性。

　　关于这次会谈的档案材料目前尚未解密，不过金日成回国后的讲话或许反映了他的感受。在12月2日对党内干部的演说中，金日成除了重复他此前关于“失败者的访问”的说法，又特别指出：对于即将到来的尼克松访华，“没有任何理由神经过敏或责难中国”。“长期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因尼克松去访问而抛弃革命或做出违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事情”。看来，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似乎给金日成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和尼克松也讨论了朝鲜问题。尼克松在抱怨“南北朝鲜人都极端感情用事”后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分别对南北双方施加压力，以防他们发生冲突，把大国拖进去。

　　在2月27日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对朝鲜半岛问题进行了各自表述。中方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美方声明：美国将保持与韩国的密切联系，支持韩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

　　中国在声明中单独列出取消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一项，很可能是在谈判后认为，与要求美国撤军相比，实现这一目标更有把握。

　　在中方向平壤进行通报前，3月4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承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件好事”，但谴责了美国在声明中闭口不谈撤出美军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大量发表朝鲜的报刊文章，却唯独没有转载这篇社论。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可能看出来，朝鲜对中美《联合公报》没有提美军撤出南朝鲜一事感到不满意。

　　3月7日，周恩来再次专程去平壤，向金日成介绍中美《联合公报》的商谈经过。金日成对中国在中美会谈中对朝鲜问题给予特别关心，再次表示感谢。

　　朝鲜问题未能列入二十七届联大

　　1972年1月，金日成向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提议“把朝鲜停战协定换成南北之间的和平协定”。他还乐观地提到：世界舆论都说1972年是“朝鲜年”。

　　2月，一位苏联驻平壤的外交官就推断，朝鲜反对美国只是因为美军停留在南朝鲜，假如这方面的情况有所变化，平壤对美国的立场也会随之改变。事实上，朝鲜的确有意借中美关系解冻的春风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5月26日，金日成会见《纽约时报》记者时提出，美国政府不应只是同大国改善关系，也应同小国改善关系。

　　6月22日，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他建议，推迟在联合国大会讨论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因为中美在公开场合的争论会影响目前南北朝鲜刚刚启动的十分脆弱的对话进程。但周恩来明确告诉他，中国会努力将这一问题包括在秋季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中。

　　对这次会谈，基辛格的理解是，周恩来关于朝鲜问题的观点有所变化。尽管中方在原则上仍坚持美国应该撤军，但也表示，美军应在朝鲜留一阵子，以防日本军队进入。

　　对周恩来“观点有所变化”的表述，实际上还可以这样理解：马上让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是不现实的，但是又不能迟迟不讨论朝鲜问题。为了防止平壤产生急躁情绪，可以而且也只能先把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

　　相比之下，金日成却显得志在必得。由平壤促成的南北高层秘密协商进展神速，并导致了惊人的结果。7月4日，南北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了民族统一的三项原则，承诺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伟大民族统一。这一举动无疑旨在促进联合国将朝鲜问题列入议程，而选择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日来公布这个声明，本身就是朝鲜向美国示好的一种姿态。

　　中国当然也希望推进朝鲜问题的解决。7月1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中国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等十三国的提案(将朝鲜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七届联大议程)，并决定参加为该议题提案国。黄华还要求将这个信件作为大会文件散发。

　　美国立即做出了反应。7月26日，基辛格在纽约向黄华表示，美方希望联合国大会在1972年不讨论朝鲜问题，以避免中美两国因为朝鲜问题而在联合国发生正面冲突。他提出，如果能避免在联合国的争论，美国将运用其影响力来实际推动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

　　7月31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议题列入本年联合国大会议程。对此，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坚决支持。8月4日黄华主动会见基辛格，要求美国改变在联合国延期讨论朝鲜问题的策略。基辛格以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为由推脱，并保证，如果有关朝鲜问题的争论能够延期，明年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可能的。

　　美国的僵硬态度令中国很为难，感到有必要给朝鲜人泼点凉水。8月22-25日，金日成再次秘密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进行了会谈。在8月24日与金日成的谈话中，周恩来没讲具体问题，只是反复向金日成解释：与美国开展高层外交，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但“要有必要的灵活性”。为了让朝鲜放心，周恩来甚至告诉金日成：“我们跟美国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在南朝鲜不走，要挑衅，我们对朝鲜有义务，打起仗来我们还参加。”

　　关于这次访问的中文资料十分有限，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最后这句话，笔者在目前的美国解密档案中尚未找到印证。

　　最终，第二十七届联大通过了推迟讨论朝鲜问题的决议。

　　二十八届联大激辩朝鲜问题

　　此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取代苏联，成为了朝鲜在联合国的代言人。

　　韩国外交部观察到：“中国在进入联合国前后，广泛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朝鲜借此东风也大力开展对外建交的活动。特别是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朝鲜紧跟在中国的后面，扩大了其外交空间。”

　　到1973年4月，已有10个国家正式与朝鲜建交。朝鲜与日本的关系也开始改善，朝日民间往来日益增多。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大门正在向朝鲜敞开：1973年4月28日，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同意朝鲜加入议会联盟，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接纳朝鲜成为正式成员，6月4日朝鲜宣布将在日内瓦设立常驻国际机构代表处。

　　朝鲜问题列入第二十八届联大议程已无悬念，但存在三个争论的焦点：是否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部队何时撤军(前提是撤销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以及南北双方以何种方式加入联合国。

　　其中，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是焦点之焦点。美国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防止韩国挑起战端、维护停战协定以及对朝鲜构成心理威慑等方面还有其作用。于是，6月19日基辛格通知黄华，美国准备在联大会议之后再讨论并解决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

　　但此时，朝鲜半岛又出现了新问题。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声明：不反对同北朝鲜一道进入联合国，作为其正式成员国。同一天，金日成发表讲话，主张“实行单一国号下的南北联邦制”——高丽联邦共和国。不难看出，金日成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想要抢在朝鲜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之前，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9月26日，黄华再次与新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面。基辛格表示，美国已同意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但希望将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这件事至少搁置一年，以便有时间一起探求保证安全的新的合法机制。黄华建议美国人劝南朝鲜放弃关于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基辛格拒绝对此表态。

　　现在有两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摆在联大面前。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议案，要求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军撤出南朝鲜；美、英、日等国提出的议案，不反对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但主张在南朝鲜保持联合国军司令部，保留美国军队，以及朝鲜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

　　11月14日，联合国政治和安全委员会开始正式辩论朝鲜问题，50多个国家代表相继发言，争论十分激烈。第一次受邀参加辩论的朝鲜代表团的到来，更增加了会场的热烈气氛。

　　中国领导人在大会辩论之前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多次与美、朝两国协商。很可能经过这些协商，朝鲜人接受了中方的看法：本届联大会议未必能够解决美军撤出问题。

　　当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对朝鲜的安全提供保障。匈牙利驻朝使馆1973年11月22日给匈牙利外交部的报告称，据越南驻平壤外交官透露，最近秘密访问朝鲜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做出承诺：保证向朝鲜提供其前所未有的军事装备。

　　鉴于两个议案针锋相对，中国提出了一个能够保全双方面子的折衷方案，即两个决议草案均不在联大交付表决，而由联大通过一个经过双方协商的《一致意见》。经黄华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斯卡利磋商，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11月21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一项声明，决定立即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希望朝鲜南北两方本着1972年7月4日联合声明中三项原则的精神继续对话，同时宣布关于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草案将不在本届联大提付表决。

　　事后，中朝两国分别发表社论和声明，对这一结果均表示满意。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说，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寿终正寝，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九届联大最终通过美国提案

　　联合国大会以后，中国领导人继续为实现美军撤出南朝鲜的目标努力，但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由于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和重大分歧，朝鲜南北对话在1973年夏季陷入僵局；解决问题的主观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各自国内政治的影响而陷入困境。

　　在中国，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到挫折，他本人也在1973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基辛格发现，乔冠华在随后的中美会谈中，采取了“极为对抗”的立场。在美国，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在此后的国会选举中，美国舆论“对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大幅下降”。1974年11月第七次访华时，基辛格刻意回避了朝鲜问题。

　　没有了中国做缓冲器和桥梁，美国与朝鲜之间达成妥协的机会就更加微乎其微了。1974年12月17日，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结果以61票赞成、43票反对、31票弃权，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

　　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中国政府所作的努力最终未能取得圆满结果。不过，中朝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1970年代，双方在经济、技术、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得到全面发展，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了5个贷款协定、9个《科技合作议定书》及一系列其他协定。

　　尽管朝鲜对中国并不满意，但是又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朝鲜对中美和解的支持是中国的一项“重大外交成就”，而中美关系解冻的附带结果是“朝鲜成为毛主义时代中国最亲密的国际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