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问题中韩国的位置

　　韩国在亚洲历史中的位置尽管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制度密切相关，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和日本颇有差别，前现代时期韩国对中国统治秩序的认同比日本维持得更久，而且具有更为密切的依赖关系。在中国明朝的统治下，朝鲜王朝是模范纳贡国，封建国家或族裔根据对中国文化源头的接受度与密切度，在宇宙中依序排列，接受天子的统治，甚至有一种说法：韩国人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化。正是因为在众纳贡国中享有特殊的礼遇，韩国人能够享有实际上的自主。文人官员们也展现了极大的国族自尊，因为他们相信除中国外没有比他们更能善用儒家法则的国家了。(赵惠净：“建构与解构九十年代南韩的‘韩国性’”，《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1999年3月，页81－82。)

　　更为有趣的是，当明朝为满人推翻，清朝确立其统治地位以后，儒者文人官员及他们的后裔认为清朝是未开化的蛮族，因此拒绝向清朝纳贡，继续使用明历，最终导致与清朝的冲突。其实正是出于对清朝“非正统”地位的反抗，才使朝鲜更为坚定和自尊地保留了儒学的延续性和规范性。这可以从韩国和日本对朱子学的不同态度中感觉出来。正如丸山真男所言，朱子学在日本经过了一个从“自然”到“制作”的过程，也就是说，朱子学本身的原意在这个转变中已变得十分次要，其解释已完全服从于幕府改革的需要，与朱子学的原生态基本脱离了关系。而朝鲜却以新儒学(基本上是朱子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达五百年之久。透过该意识形态的成功运用，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各种举措才得以正当化，朝鲜的儒家精英甚至比中国人更加严格地恪遵朱熹的新儒学传统。当中国学者将朱熹学说改革至如阳明学派的较实际的版本，韩国学者仍固守朱熹教诲，极为强调仪式的举行。(赵惠净：“建构与解构九十年代南韩的‘韩国性’”，《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1999年3月，页71)

　　这种情况的发生甚至与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中国本土在明代以后，由于王阳明哲学注重对内心世界的体验和“知行合一”哲学的提倡，比较强调内心世界的修炼对外在事务的统领作用，由此引发出形形色色个性解放的思潮，但却相对忽略了对儒家礼仪的严格强调。因此，在明清时期，对儒家礼仪的遵循总体而言越来越趋向于没落。当然，这种没落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比如和清朝刻意提倡满族的民族认同，从而使汉族的文化认同边缘化的策略有关。(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年第四期。)

　　我个人以为，韩国对朱子学所倡导之规范礼仪的强调与持守恰恰可以成为构筑“东亚”文化认同的一个精神支点和制度基础，所谓有“礼失求诸野”的意味在里边，因为中国本身经国民革命之后推翻皇帝，又经过历次残酷政治运动的洗礼，使儒学的复兴特别是礼仪的重建彻底失去了制度基础，日本则是以功利的态度肆意裁剪儒学，使之变成“脱亚”的思想资源，韩国则基本沿袭了儒学礼仪的内涵，从而基本没有中断“制度”与“精神”层面的衔接点和结合面，因此也最有可能在儒学的现代转型方面作出贡献。

　　在“东亚”的政治地理学范围内，韩国具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东亚三国中颇为突出的“殖民地”经历，而且这种殖民地经历不是面对西方造成的扩张后果，而是经历了一种在近代“东亚”地缘政治中“内部殖民化”的特殊过程，即被日本殖民的过程。在“东亚”的范围内，只有台湾地区的经历可以与之相比。在这个历史框架中，日本没有被殖民的经验，中国则仅有被“双重半殖民”的经验，即西方列强和近邻日本对之进行部分殖民的经历，这种“殖民经验”的差异性会相当严重地影响到对“东亚”构成的认识。

　　比如对中国而言，虽然与日本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争，以及拥有“南京大屠杀”的血腥记忆及“伪满洲国”的殖民经历可以作为反思的资源，但无论是源于西方还是东亚内部的殖民压迫体验，都会迅速被转化为一个内部的“社会革命”问题。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民族自决和解放的主题在半殖民的状态下很容易被置换为内部的社会改造运动，这种社会改造运动直接依赖于对殖民经历进行反思的程度可能是十分有限的，外来侵略只是扮演了内部变革的动力来源的角色。而韩国有长达三十六年被邻国日本殖民的历史，同时这个历史又是以解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作为出发点的，因此，很容易直接承继着一些日本的殖民遗产。正如赵惠净所说，对于韩国人来说，日本带走了“古代政权”，干涉了韩国的主权与独立、本土的初期现代化等应该独立完成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它的国族尊严长期笼罩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韩国人被迫在学校只能说日语，取日本名字，并且对在韩国新盖的日本神社表示虔敬，甚至改变了人口结构，约三分之一的韩人被迫迁徙至日本及东北九省，由于存活在一种多重殖民的“危急状态”中，恢复朝鲜人的民族文化自尊在构筑韩国的现代性过程中就难免变成了一个持续的主题，并深刻影响到其心理的构成方式，很易发展为一种防御性国族主义的极端形式。(赵惠净：“建构与解构九十年代南韩的‘韩国性’”，《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1999年3月，页83－84。又见马场公彦：“日本的殖民、脱殖民与战后东亚的民族主义”，贺照田主编：《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这可以和台湾地区的被殖民经验形成比较，台湾有被日本殖民的更长历史，长达五十多年，但台湾作为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具有进行国族想象的空间，由于视台湾为日本的一个省，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往往被视为是现代化的开拓者和殖民者相互纠缠混杂的形象，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曾对台湾的抗日武装进行残酷镇压，但为时与长达五十年的统治相比较短，而殖民建设的工作却深深浸透进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着支配性影响(参见姚人多：“认识台湾：知识、权力与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尤其是与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国民党相比，日本虽以侵略者的面目进入，却在台湾民众和知识人的心目中构成了相对正面的历史形象，甚至成为一些台湾学者和政客解构“中国性”的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