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勇敢面对锐意进取 开明民主渴望伟大 努力做一个好皇帝 却无奈带着遗憾离开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第六位皇帝，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故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赴京，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北宋的第6位皇帝是神宗赵顼。他继位时正好20岁，风华少年，血气方刚，锐意求治。登极之初，就下求言诏，广泛听取建议，决心真正有所作为，做一个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明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扭转真宗、仁宗以来政纲松弛不振的局面。

因为求治心切，所以神宗非常好学，经常向大臣们征询意见，大胆启用改革人才。他一上台时就打算起用王安石。王时任工部郎中、知制诰，丁忧已满，但他还拿架子，称病不赴。神宗觉察到有猫腻，对辅臣说：“王安石曾在先帝朝任职，多次召用不就，或以为不恭，现在朝廷召他又不至，是果真有病，还是有所要求？”后来，直到被提拔为江宁知府，由副部级转为正部级，王安石才就坡下驴，颠颠地上任去了。

又过了数月，神宗召王安石入京，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个差事，相当于国策顾问，还兼着皇帝的老师。神宗有什么事，也经常向王征求意见。

神宗注意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大臣们也敢在他面前说实话，说真话，有时当着他的面争得面红耳赤，神宗也不以为忤。在用人的问题上，神宗更是思想重视，听取不同观点。副相韩琦放外任时，向神宗辞行，神宗还就韩的接班人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卿去后，谁人可以任国事？”韩琦此时心里有怨气，说：“皇上圣明，自有识别。”神宗道：“王安石如何？”韩琦回答：“安石为翰林学士，学问有余。如进位宰辅，恐器量不足。”神宗听了，默不作声。后来的事实证明，韩琦的预言是准确的。

神宗任用王安石搞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神宗有些动摇。王安石觉察后，很生气。他又装病在家，不上班了。接着上章要求解除其相位。神宗心里明白，此时如果允许王安石撂挑子，新法很快就会像他爷爷时的“庆历新政”一样，半途而废。于是，只得挽留王安石继续任职。他让翰林学士司马光拟旨批答。

司马光反对改革，就乘机在诏书中以神宗的口吻教训王安石：“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王安石见诏大怒，立即抗章自辩。神宗一看司马光把事办糟了，遂亲书手札安慰他：“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看看，皇帝倒先自我批评，向臣下做起检讨来了。王安石又赌了几天气，才不情愿地重新执政。

司马光虽然给神宗制造了点小麻烦，但他并不计较，很欣赏司马光的直率和学识，打算任命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却极力推辞：“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都与臣言相反。”你与皇帝不保持一致倒也罢了，反而当面批评起皇帝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神宗非但不发火，反而问他：“你说说有什么事相反？”司马光说：“臣言条例司不应当设置，又言不宜多派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不是相反？”神宗说：法都是好法，是下面执行的出现了偏差。

岂料司马光仍然不依不饶，激动地说：“以臣看来，法不是好法。”到了这个份上，司马光被杀头的可能都有。然而神宗仍然向他心平气和地解释，最后反而让司马光说的没了脾气。神宗曾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最为典型的,是王安石与苏轼二人在改革的争论中，宋神宗所持的态度。神宗起用王安石搞改革，遭到了包括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这些重臣和老臣的反对，也包括官位不显的苏轼。苏轼时任直史馆、判官告院，他利用自己会写文章的优势，多次上书神宗，反对改革。

神宗看了苏轼的奏疏，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召见苏轼，问他当前的政令得失在哪里，让他不必忌讳，直言指陈。苏轼逮住这个机会，岂有不说之理？他一字一顿地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三个方面，矛头直指王安石。神宗悚然，表示要好好想一想。

这次接见被王安石知道后，他不知好歹地当面质问神宗：“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神宗赶忙解释，说我看他上书说的主张都与别人不一样，所以就召见了。王安石竟然直接来了一句：“陛下如此错矣。”当神宗告诉他还想给苏轼另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时。王安石一听又急了，说：“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一个皇帝，竟然让宰相把自己提拔的人给踹了。

神宗的改革最终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既得利益者与官僚权贵们反感和对抗的力量过于强大，加之用人不当所致。王安石虽然有才能，但正如韩琦所言，确有“器量不足”的毛病。人道“宰相肚里能撑船”，但就宋神宗与王安石而言，反倒是皇帝很大度包容，宰相有点小鸡肚肠。

王安石最大的错误，就是自视才高学富，固执不受人言，排除异己，不明事理，也不把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当回事。所任用的改革者，以小人居多。而那些德高望重的大臣，如韩琦、富弼、吕诲、司马光等，都与他不能相处。连他的弟弟王安国，也不赞成变法。

最后，神宗干脆罢免了王安石，自己亲自指挥操作起来。然而终因积重难返，加之宋军在与西夏国的交战中大败，损失士民及民夫二十多万。从此，神宗彻底丧失了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只好仍旧维持原来与西夏的和议，每年向其交纳财物。同时，神宗的精神上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一病不起，直到元丰八年去世，终年38岁。

宋神宗是一个有作为、有主见的皇帝。他虽然不能改变封建的专制制度，但在“朕即国家”的体制之下，不搞一手遮天，孤行己见，而能发扬民主，开门纳言，博采众议，内省自己，可谓器量宏大。虽说还够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但这种民主作风就是放在今天，我们各个部门大大小小的“一把手”，能够做到神宗的程度，也是不大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