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是张献忠养子 也是大西军首领 最后还是投降满清 加速了南明的灭亡

孙可望是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张献忠他死后孙可望坚持抗清。后改投永历政权，以武力挟制永历朝廷。然而，孙可望最终却背叛了大西军，选择投靠清朝，使得本已脆弱的抗清势力遭受重创，最终被覆灭。

孙可望，这个名字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是他的养父却几乎家喻户晓，孙可望的养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大西政权的创立者张献忠。张献忠在明末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但是孙可望虽然名气不及其养父，但是他对明末清初历史的影响却不遑多让，甚至还要超过张献忠。

从孙可望的三重身份便可以看出他在明末清初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地位：大西政权时，孙可望是张献忠的养子、柱国、太师，仅次于张献忠的二号实权人物，甚至在张献忠出征时担任“监国”。南明永历时期，孙可望带领大西军余部联合永历政权抗清，是永历朝的秦王，自称“国主”，永历政权的实际主宰者。投降清朝后，又被封为“义王”，作为招降南明重臣的金字招牌，在降清之初受尽尊荣。孙可望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经历了三个朝代，还能在每个政权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出身农民，却成为张献忠养子、大西股肱之臣

看过孙可望的光鲜履历，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并没有半点背景，而是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孙可望，陕西延长县人，其父孙选是个农民，关于这一点孙可望曾经在日后给南明朝廷的奏疏中阐明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自称“臣关西布衣”、“累世力农”。但是他们家似乎又不是一般的贫苦农民，因为他小时候还读过书，这也为其日后成为治世能臣奠定了基础。

明朝末年，兵荒马乱，孙可望也不能在乱世之中独善其身，之后他便流落到了河南，恰好遇到了进入河南的张献忠，孙可望加入其中，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张献忠见而奇之，养为子，任以帷幄”，就这样孙可望从一个落魄的农民，与李定国、艾能奇和刘文秀三人一同成为张献忠的养子，并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成长为大西军的重要人物。

而孙可望之后的表现也证明了张献忠的眼光，崇祯十年，孙可望已经成长为张献忠部下的一员大将——在占领郧阳地区之后，张献忠修葺了一所关帝庙，在庙前立下了一块石碑，碑文上刻下了其麾下二十哨部将的绰号，孙可望的绰号“一垛墙”榜上有名。不仅如此，孙可望还救过张献忠一命。

1637年八月，张献忠诈降，明平贼将军左良玉召见张献忠，张心里有鬼，恐怕左良玉对其不利，便不敢前往，反而骑马逃走，“良玉追及，射之，中眉心，又贯其指于弓上，刀斫献忠而流血。其党一堵墙力救而免。”其中，“一堵墙”便是孙可望，由此可见孙可望具备相当的战斗力，而且与张献忠有着救命这样过硬的关系。

1645年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时，孙可望已经位居武将之首，任平东将军、柱国太师、兵部尚书。除了武功之外，孙可望在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之后还展现了其文治的才能。根据《纪事略》记载，孙可望建议张献忠“轻徭薄赋，以恩止杀；另颁新政，与民更始”。

此外，他还反对张献忠滥杀无辜，张献忠攻克成都之后准备屠杀一批士民，孙可望便劝谏道：“王转战三十年，所过屠戮，无尺寸之地以守，非将士相从意也。今出万死争此土，庶几为王霸业耳。若又屠其众，某等何用生为？请王手中剑刎颈先百姓死。”孙可望以死相谏，希望张献忠不要滥杀无辜，而是以成都为基地、以百姓为基础，建立王霸之业，由此可见其治世经略之才。

率大西军余部，联合永历朝，出兵抗清建奇功

1647年初，张献忠在四川凤凰山被清军偷袭，中箭而亡。张献忠虽然死了，但是留下了数十万的军队和家属，后有清军追兵，前有南明军队驻守，大西军余部何去何从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张献忠死后，孙可望当仁不让地接管了大西军的领导权，不过他并不是一家独大，他还需要其他几位兄弟——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的支持。

在接管了大西军的统治权之后，孙可望立即颁布了一条政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扭转了大西军残暴的形象，此后大西军在行军途中“秋毫无犯”、“所过居民皆安堵”。后来，大西军余部经由贵州前往云南，到达云南后，大西军建立了以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政权”，“立孙可望为盟主，一切诸务，皆听命焉”，而这个位置也使得其有了展现治世才能的舞台。

在云南期间，孙可望带领大西军余部削平云南境内土司沙定洲的叛乱，并与世代驻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合作，打出“共襄勤王，恢复明朝天下”的旗号团结了境内的原明朝官员，将云南全部置于其统治之下；此后，孙可望励精图治，制定出了合理的税收制度，“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这鼓励了民间耕种的积极性，连年丰收，孙可望还注意鼓励民间贸易，并“铸兴朝通宝”代替原本民间流行的贝币，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在军事方面，严肃军纪、加强训练，并利用恢复的民间经济为军队提供军需粮饷，军队战斗力大增。

然而孙可望并没有忘记全国的抗清大势，在休养生息了三年之后，他决定出滇抗清。为了号召更多的人来共同抗清，孙可望选择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在经历了一段“封秦”的闹剧之后，孙可望还是如愿被明朝封为“秦王”，位极人臣。

1652年大西军兵分三路进攻清军，南线由李定国率领，他消灭了桂林的靖南王孔有德和前来增援的敬谨亲王尼堪，取得了卓著的战果，北线由刘文秀率领进攻四川，出兵之初也取得了不俗的战果，打得吴三桂想要放弃四川、逃回陕西汉中，而孙可望本人则亲自率领大军从贵州进攻湖南。三路大军都取得了不俗的战果，扭转了之前永历政权对清军的颓势，改变了当时的战局，而这一切也使得孙可望逐渐膨胀，导致了最终不可挽回的局面。

欲篡夺南明皇位，与李定国内讧后降清

随着大西军余部在抗清战场之上不断取得胜利，孙可望的野心也开始逐渐膨胀。当时大西军控制的区域中存在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昆明，这是“四将军政权”时期的政治中心，而另一个则是贵州贵阳，这是大西军出滇抗清后孙可望常驻之地，他在贵阳自称“国主”，发号施令，甚至还建立了直接听命于他的中央六部，俨然一派“皇帝”的做派。

而对于真正的南明永历皇帝，孙可望既没有将他安置在昆明，也没有安置在贵阳，因为他害怕永历帝在昆明被李定国等人控制，进而会影响他在南明的地位，而孙可望也不想将永历帝安排在贵阳，因为如此一来自己就要对永历帝朝见称臣，而且在一些重大国策方面不得不走一下请示的流程，对自己的实际统治不利。所以，孙可望将永历帝安排在一个叫安隆的地方，这原本是明朝的一个千户所，居民不过百家，孙可望将永历帝安置在此处，以来可以将永历帝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另一方面又不会对自己的统治形成掣肘，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享受到了权力快感的孙可望并不满足于实际的统治，他还想要正式的名分。孙可望在昆明为自己“营造王府，用黄瓦……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此外在贵阳他也“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

而永历帝所居住的行宫则是由千户所公署改造而成，其简陋可想而知，对永历帝的供给也十分有限，每年银八千两，米六百石，孙可望还任命心腹为安隆知府，以监视永历帝，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而永历帝对自己的危险处境也有所察觉，于是便秘密联络晋王李定国，因为他甚至李定国忠君爱国、一心想要恢复大明天下，是值得信赖的助力。

1656年，李定国率大军抵达安隆，并与永历帝商定了入滇大计，孙可望虽然派部下前去阻拦，但是依然阻挡不来李定国奉永历帝而去，至此大西军正式分裂，形成了贵州的孙可望和昆明李定国、刘文秀拥戴的永历帝对峙的局面。最终，双方刀兵相见，1657年八月，孙可望率十四万大军进攻云南，但是孙可望的部下都不愿意同室操戈，主将白文选、马进忠等人抛弃了孙可望，选择投降了李定国。

大军阵前倒戈，导致孙可望大败。而孙可望打算回到贵阳，却被守将冯双礼拒之门外，不可一世的孙可望如丧家之犬，于是他便选择了投降清朝，“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1657年十一月，孙可望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湖南宝庆，正式投降了清朝。

因孙可望在南明永历朝的崇高地位，而且对南明防务极其了解，所以清朝对于孙可望的投降十分重视，顺治帝特旨封其为“义王”，在孙可望到京之后亲自接见，赐宴多达三次之多，孙可望一时之间成了清朝的红人。而清廷之所以如此重视孙可望，无非是想利用他征服云南，另外一方面也是想以孙可望为榜样招降其他南明重臣。

而孙可望也没有让顺治皇帝失望，他在刚刚投降之时便上疏“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他为清廷献上了“滇黔地图”，还为清军进攻云南提供了一批向导，最终在孙可望的帮助下，清朝渐渐占据了上风，南明永历政权每况愈下。1658年永历帝被迫逃到缅甸，而李定国也只能率残部辗转于边境抗清，而这一切都拜孙可望所赐。

随着永历政权的式微，孙可望对于清朝已经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不久孙可望便因“私用驿站戡合”与“放债取利”等事接连遭到弹劾，此后孙可望便郁郁寡欢，行事谨小慎微。1661年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去世，康熙十一年义王爵位不再世袭，后世“减等降封”，到乾隆年间，“孙可望子孙世职自后不必承袭”，孙可望家族至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孙可望，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明末乱世之中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成长为其麾下得力干将，其能力不容置疑，而之后大西军余部在云南的统治更是表明了孙可望是一个治世之能臣。可惜他利欲熏心，想取永历帝而代之，最终走上了内讧、降清的汉奸之路。大西、南明和清朝，孙可望在三个朝代走出了三种不同的人生，他的降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末历史的走势，而最终也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