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是不是个仁义的人？宋襄公为何要尊礼义之兵？如果宋襄公不举仁义大旗会怎样？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第二十任国君，宋襄公是历史上颇富争议的一个人物，赞美者认为他仁义有信，具有贵族精神;批评者认为他虚伪残暴，是假道学的典型。泓水惨败让后人对宋襄公贻笑千年，但是他的仁义，道德还是值得赞颂的。

宋国的襄公志存高远，一心想接手齐桓公留下的霸权。毕竟商汤是宋国人的祖先，再说当时诸侯爵位也分高低贵贱，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宋国公爵的地位也算高不可攀，更何况宋襄公还帮齐国平叛，只因齐国人对新君无亏非常不满，不到三个月就将他杀斩，随后经过宋襄公的前后串联，帮助无亏的哥哥姜昭回到齐国宫殿，齐国从此由这位齐孝公掌管。

宋襄公自认为帮助齐国渡过难关，兼之自己出身高贵的血缘，所以继承齐桓公的霸业理所当然，然而宋襄公忘了称霸的关键，就是自己的国家要有兵有钱，可宋国的实力非常有限，还以为自己可以和齐楚比肩，竟然大模大样地效仿齐桓，邀请诸侯各国会盟商谈，秦晋两国不可能抽出时间，大国中只剩下楚国肯来赏脸，但楚成王的目的是要宋襄公丢人现眼。

会盟要求不许私带刀剑，宋襄公坚守着诚信仁义的理念，没做任何防范，最后却被楚成王欺骗，耻辱地做了楚国的囚犯，历尽千难万险，才被楚国释放返还，受此大辱当然难以心甘，时刻准备着要和楚国彻底清算，想等到这样的机会并不难，即使宋国不主动找楚国麻烦，楚国也有北进中原的心愿，最终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

结果是宋国输得很惨，原因也是宋襄公对仁义的固执己见，其实宋兵早已枕戈待旦，却眼看着楚兵匆忙渡河上岸，如果楚国军队在水中走到一半，宋兵趁机下水偷袭一番，一出以弱胜强的好戏有机会上演，但宋襄公认为会有损君子尊严，最后按照当时作战的习惯，等着楚国准备完善，弱小的宋国才将攻势开展，一场惨败不可避免，宋襄公还受到重伤导致命丧黄泉。

宋襄公在阵前大讲规矩。什么不能再次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头发花白的老兵、不能将敌人阻于险隘中取胜、不能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而且还一口一个“君子”如何如何。结果战败，落了国人的埋怨，他自己也受重伤而死。后人更是以“宋襄之仁”这个成语嘲笑了他两千多年。这个宋襄公所坚持的“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是真的在讲“仁义”呢，还是他为自己的“蠢猪”行为找理由？

宋襄公是不是个“仁义”的人？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子，但非长子。王位本来非他莫属，他居然要让贤给庶出的哥哥目夷。王位这种东西从来都是被争的你死我活，主动谦让者实在是世间罕有。所以哥哥太感动了，认为宋襄公比自己更“仁义”，更适合做宋国国君，这下宋襄公才勉强答应。在巨大的权力面前宋襄公都能放弃，说明他的“仁义”修炼真是到位。也有人说这是他在做秀，借着仁义的幌子表演，明知父王不会让哥哥继位。那么，“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托孤宋襄公又是为何呢？目光如炬的齐桓公难道会看走眼？

宋襄公的翩翩君子之风深受齐桓公的赏识。齐桓公晚年，诸公子争位闹得不可开交。桓公将公子昭托付宋襄公，希望待齐国内乱平定后，襄公能帮助昭继位。襄公果然不负重托。这件事使宋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为宋襄公进入“春秋五霸”排名奠定了基础。

宋襄公为什么要尊“礼义之兵”？

春秋时期有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叫《司马法》，传说出自于姜太公之手。《司马法》是专讲作战事宜的，中心思想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所以宋襄公在战争中讲求“仁义”是有一定时代背景的，并不单单出于自己一厢情愿的“仁义”。

宋国讲礼仪，但楚国属于蛮夷之邦，要的是千方百计取胜。两国的作战思想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宋襄公所提到的等敌方摆好了阵势才开打，正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左传》中曾记载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是典型的循“礼”之战。当双方战车在约定地点相遇，华豹向公子城射箭，结果没射中，他准备再补射一箭。这时公子城大喊：“华豹，说好的一人一箭，你赖皮，现在该我射你了！”华豹立马乖乖放下弓箭，老老实实给人家当靶子，结果被射死。《左传》成书于春秋末年，对这类以生命捍卫武士尊严的故事予以褒扬。所以宋襄公遵守军礼古训，在当时并无不妥，反倒是楚国蛮夷破坏规矩。

到了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问世，开张名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诡诈奇谋”的作战方式推到了至高地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从此没有了“温情脉脉”而是极端冷酷无情。

泓水之战宋国的战败不仅完结了宋襄公的生命，也标志着自商、周以来提倡的“礼义之兵”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果宋襄公不举“仁义”大旗，这场战争会怎样？

面对强楚，齐、晋等大国与它交手都未讨到便宜，何况宋这样一个小国？所以在泓水之战中，即使宋襄公采纳了目夷的建议，趁敌人渡河一半时出击、趁敌人阵势未摆好时出击，取胜的可能性也不大。这一战是宋襄公出于维护面子而进行的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指导他行为的是根深蒂固的“贵族精神”。

宋国乃殷商后裔之封地，受周天子赐予的“公爵”之位。别看他地盘不大，国力不强，但实属前朝正宗血统，三个“公爵国”之一。那些比他强大的国家，如齐国是“伯爵”，而楚国是“子爵”，爵位比宋国低得多。所以，宋国国君从骨子到行为，都体现着“贵族精神”。

尼采曾经说过，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种“自尊”是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所以在立身处世中要讲原则、重规矩，时时处处符合“礼”。尤其是在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贵族们尊“礼”行事。边界甚至可以不驻军，贵族们放心在居所内饮酒享乐。如有战事发生，自然敌方会通报，双方约定时间地点，不会不宣之战搞突然来袭。即使在战场上，也有“战争礼”可循。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既然无法战胜敌人，不如维护作为贵族的尊严，合乎礼义，顺乎我心。这就是宋襄公说的，如果靠不仁取得了胜利，那就不叫胜利了。只是宋襄公幼稚了，他的思想不够与时俱进。他身处的春秋中期已经被孔子视为“礼崩乐坏”，孟子也曾说：“春秋无义战”，单靠个人的修为想取得战争的胜利绝无可能。

随着历史的发展，“兵者，诡道也”这种思想成为战争的基本思维。所以隔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我们笑他的迂腐、笑他的教条主义，实质上是我们没有弄懂这个殷商后人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抹贵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