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社会中男性性权利的放纵

　　清代社会中，对女性的贞节要求发展到极致，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对男性性权利的极度放纵。

　　有一种观念认为：“晚清时代中国娼妓业的繁盛，是当时妇女走出家庭束缚，自主谋生的一种现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很多人提出，如果禁娼的同时又不能为女性找到新的生存方式，则不如不禁，那些不考虑从业者出路只顾唱禁娼高调的人，不过是一种假道学罢了。”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存在偏差的，因为历史上中国娼妓久盛不衰，并非近代才有的现象，而把娼妓业作为养活穷人的办法，也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

　　事实上，中国娼妓业的繁盛，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女地位及婚姻观念，及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定居农业使第一次社会分工在两性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妇女从一开始就在分工上被排斥到辅助性的劳动中去了。从社会结构上就决定了妇女是从属的和次一等的地位了。在父系家长制的规范中，建立了一整套性文化的原则，包括：婚姻主要是维护家长制血缘沌洁和保证人口繁衍的制度，婚姻的目的是生育。古代婚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上事宗庙，下继后世”，亦即俗语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注重子嗣的思维定势，必然轻视或忽视家庭生活中的情感，仅把妇女看做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其次，婚姻的权力操之于家长，初而为礼，进而为俗，渐收渐紧，以致为法，婚姻的当事人双方完全丧失了决定权。再者，再嫁等一切不贞的思想和行为，均为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所不容。即是程朱理学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在这样一种结构和观念下，中国传统社会在两性关系中，把对女性的限制和对男性的放纵巧妙地统一起来。男子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或者叫做一夫多妻制，保障了男性在性方面的权利。周秦以来，礼制就规定了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没有哪个时期有过真正的一夫一妻制，这就是说，中国的女子只能有一个丈夫，而中国的男子却能娶几个妻子，所谓“大丈夫三妻四妾”。当然，可能在名义上只有一个妻子，即只有一个“正室”，但其他姬妾却可以有许多，这实质上仍是多妻制。

　　如此，保证了男性的性权利，从上到下，那怕是一个平民，有个两三年的好收成，也会想到要纳个妾来。而且，在多子多福，“广子嗣”幌子下，男性在制度和理论上都有较大的自由空间，而女子对于丈夫纳妾，一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否则就是女子的问题了，须知，妒是女子的失德行为之一，在“七出”之列的。当然，在有些朝代，对于纳妾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是否已经有男性后裔、自身的年龄等，但总的来说，对男性是宽容的。

　　在儒家的原则下，对男性的性自由，限制条件很简单：男人的婚外性行为不得破坏他自己和别人的家庭。只要有条件，他完全可以在家里拥有一个正妻和多个妾以及丫环，但他却不可以与有夫之妇发生纠葛，因为那会破坏另一个家庭。进一步，他与未婚女性的亲密关系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未婚女子的“失贞”会影响未来的某个家庭。即使是要纳妾，也得通过正常的媒妁的渠道。在儒家的理念中，“两情相悦”这类东西完全被忽略不计了。那么，恋爱之类东西到哪里去找呢？只有妓女那里有。为适应这种需要，妓女多半被培养成多才多艺、善解人意的“情种”，或者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被想象、描绘成这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娼妓不仅仅是男性渲泄肉欲的合法途径，也是寄托情感的一个去处。如此，历史上的名妓们才与中国诗词歌赋、与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深深的纠葛。

　　在此种社会关系结构和理论观念之下，娼妓制度长期保存并成为婚姻制度的补充，这就是中国娼妓制度久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不过，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这种妓女，有些类似于日本人所谓“艺妓”，其文化、文艺的内容较重，诗词互答，琴棋唱和，风雅自诩。自有中国诗词以来，著名的诗词大家都留下的大量的赠妓诗。

　　宋明理学发达以后，儒家理论中对于男人的此类行为也视品行不端的表现。大儒程颐认为娶一个失节再嫁的寡妇，对于男子来说也是一种失节。“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程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寡妇尚且不可娶，娼妓当然更不可娶了。这个言论是对经典儒家伦理的一个很大的修正。它把风流士子的行为衬托成为一种对儒家人格的背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清时期的正统观念中，禁娼才有了理论依据，禁娼者才成了正统的代表。而在明清鼎革的社会动荡时期，以及在清代文网严密、“文字狱”屡兴大案的背景下，娼楼妓馆也成为士大夫寄托情怀的地方。

　　明初的科举制度中，曾把士人嫖娼视为失德而取消其与试或录取资格。其时开科，文笔过了关的生员们还要通过地方绅士和舆论的推荐，保证其人品上没有大的问题。永乐时，秀才徐绍德就因为与娼妓共饮，被邻居们揭发，被取消了参考资格。(清•钱泳《履园丛话•科第》卷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第339页)自宋以来也有妓女影响人的品德的说法。但这类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很难贯彻，明初科举中的此类规定后来很快就流于形式了。但就总体观念来说，到清代，人们还是认为与青楼女子的来往，不过是风流韵事，与品德没有太大的影响。清代一个典型事例是魁伦的故事：

　　魁伦姓完颜，名将查弼讷的孙子，乾隆帝召见时，他口若悬河，讲述了自已和先世的战功，被授予福建驻防将军。魁伦性喜狎妓，在福州任上旧习不改，曾夜宿妓馆。事为总督伍拉纳发现，伍拉纳这人是个贪官，索贿受贿“动逾千百”，甚至把人抓起来逼钱。当时福建沿海海盗出没，伍还受“洋盗”贿，对海盗的劫掠听之任之。他听说魁伦宿娼的事，就想要上章弹劾。魁伦知道此事后，慨然道：“夫夜合之欲，情不自禁，乃过之小者。”我所犯的不过是些小事，而伍拉纳的举止与盗贼无异，就他这个德行还想弹劾我。于是，魁伦先发制人，上疏把伍给告了。乾隆听说了伍的行径，立即把伍法办了，而让魁伦坐上总督的交椅。这个故事本来是官场斗争，可置不论，而以夜合之欲为过之小者，为当时普遍观念，则无疑问。

　　乾嘉时礼亲王昭��在《啸亭杂录》中列举了宋代名儒、大臣们多有狎妓行为并留下了不少“赠妓之诗”的事实后说，象范仲淹、寇准、欧阳修这些“理学名臣”都免不了有这样的风流事，“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其实也是借古喻今，用名士风流来说明“青楼不妨名节”的社会观念。在这种观念下，袁枚这样的名士毫无顾忌地到处流连青楼，被人们视为不拘小节的风流才子，而少有谴责之声。袁枚每次到苏州，就与一个叫钱景开的书商一起“采芳拾翠”。钱景开能写一点诗，“尤好狭邪”之游，他把苏州城中有点模样的妓女都写进了诗中，品评其高下。袁枚每到苏州，“辄邀景开为密友”，称这个熟悉当地妓馆的朋友为“小姐班头”。而这样的冶游也入了友人间的诗，成为风流佳话：“把酒挑情日又斜，酒酣就卧美人家。年年只学梁间燕，飞来飞去护落花。”(清•钱泳《履园丛话•笑柄》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第560页)而不适应此种氛围的文士，则被社交场中视为“迂腐”。 王士�G《分甘余话》中说了这么个故事：一次他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席间自然少不了有妓女助兴，那女子敬酒到一位书生面前时，那书生忽然非常严肃地问那女孩：“你干这行业几年了？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喜欢这个行业才做的呢？”一桌人听了这话狂笑不已，而书生还不明白他们笑什么。大文豪王士�G也把这个书生称之为“腐儒”。乾嘉以降，挟妓饮酒成为一种风气，即使是贫寒士子，也多有参与。这些穷书生没有钱在宴席间挥霍，又常常被拉来参加宴会，时人称之为“镶边酒”。

　　挟妓饮酒虽是国家禁令所在，但不参与其间的官僚、士子往往被视为迂腐之人，不了解其间“行情”就是所谓“腐儒”，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挟妓与品行无关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观念。咸、同时人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这样评价此类事：“今人每以细事概人平生，一耽声伎，群相指为轻薄，论亦苛矣。古之君子，无故不废乐……。”与那些只知道“求田问舍”、广置家业的蝇营苟苟之徒相比，一个正人君子，有一点声色之好，实在算不得什么过错。他还举例说，清初大臣范承谟，当三藩之乱时，“日接僚属，夜理文檄，”镇静如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甚至夜间仍然“聚僮仆高弹清吹”，不能因此就说他品行有亏。一个人只要“先有其材，具有其志”，是不必去看他的这些小节问题的。道光时两江总督陶澍曾严厉禁娼，对属下冶游也曾严行管制。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名将胡林翼当时也在他的府中，他对胡的游乐挟妓行为却不加禁止，其他僚属也打着胡的旗号外出，他就严加责问。他自己的解释是，胡林翼这人是个大才，将来要为国家出大力的，那时就没有时间玩乐了，现在不禁止他出去玩，不过是预酬其劳。后来这个胡林翼果然为国事劳累至死。陶氏的说法，与福格如出一辙，对真正有才的大君子，一点声色之好，不过是小节，玩玩而已，算不得什么大事的。

　　在此种普遍的社会观念下，清政府的所谓禁娼根本不可能贯彻。自清初以来，士大夫的狎妓之风就未能制止。

　　江宁城外的秦淮河，为古来著名欢场，清军入关后南征中，这里曾化为一片瓦砾，到康熙以后，娼妓业渐次得以恢复。“雍、乾时，承平既久，风月撩人，裙屐笙歌，固依然繁艳也。”(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娼妓类》，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5171页)在天津城西三十里，就是著名的“扬柳青”，地近运河，人多临水而居，树木葱笼，当地的妓女也很有名，“始于顺、康，至光绪之初叶犹未衰。”京城以外，天津以下，则开封、奉天、郑州、兰州、山东各地、江苏各地、上海、浙、皖、湘、鄂、重庆、广州、江西无不娼妓繁盛、而以苏州、南京、上海为最。通都大邑，无不莺歌燕舞，一派升平。

　　官僚与文人士大夫风流自诩，常常借科举的一些名词来品评各地妓女。乾隆时状元，大学士钱��(音：启)等人在扬州饮酒品妓，以杨小宝为状元，顾霞娱为榜眼，杨高三为探花。传为风流佳话，有人写诗称赞为“无双才子无双女，并作人间胜事夸。”(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中华书局，1960年4月版，第212页)名妓们多才多艺，乾隆时期扬州就有小兴化、汤二官、钱三官、杨小宝、杨高二、杨高三、梁桂林等，各擅一技之长。为了迎合文人们的需要，妓馆要从小培养她们的技艺，有时成名的妓女也要外出学艺。如苏州合欣园的邬抡元善于弄笛，“名妓多访之”，他也因教妓女们词曲，被妓家称为“邬先生”。很多时候，妓女也因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借其诗词以成名。道光末，苏州有个叫赵梅卿的妓女，久未成名，一次偶遇一个著名文人，得到欣赏，此人借其名字中一个“梅”字题了一首小诗在她的扇子上，中有“人间多少繁华梦，比到梅花总不如”之句，一时广为传诵，赵梅卿也因此“声价十倍，车马盈门”。乾嘉时名士赵翼，在广州知府任上拒绝禁娼，嘉庆时应召重赴国家为科举考试举办的“鹿鸣宴”，途中留连于秦淮河上，恰逢名妓朱玉怀孕，题了一幅对联：“怜卿新种宜男草，愧我重看及第花。”被人们广为传播。名士们品题名妓，与之诗词互答，从来也没有被视为道德有亏，反而被作为风流佳话而广为传播。有时这种品评名妓的诗酒之会，规模也很大。嘉庆时，江苏清江、淮城一带的荻庄曾举行大规模的“群花会”， “临河观者数千人，皆以为神仙高会也。”(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37页)数十年后，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在此种风气下，科举考试大典也成为花会集中之时。江宁秦淮河每到举行“乡试”之时，热闹非凡。贡院就设在秦淮河一带，考官都赁居于此，“而楼以上，固皆衣香鬓影也，虽府道大员，亦皆藉以流连忘返者，殆近于销金窝矣。”(清•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页)道光二十七(1847年)年，浙江有一次举行府试时，甚至发生了考生们与知县争一妓女的“斗殴事件”。这年，各县考生聚齐于严州府城，州属分水县的县令也打着送考生到府城的旗号到府城游玩，县令的座船泊于河下的妓船边，县令也每天都到妓船上流连，甚至把祖传的“紫貂”皮衣也改成了女式送给了船上的妓女。此时到府城考试的童生们，也纷纷到船上游玩，妓家可能觉得一时人来得太多，没法应付，就请县令想办法。县令把衙门的签筒、笔架、刑杖安置船舱，并派差役等守住船头。这时有个考生说，这个时候哪里是一个小小县令摆威风的时候，邀集了一群考生硬闯上船去。县令此时正好在船上，还想拿官架子吓人，喊着叫衙役抓人。这下激怒了考生们，大家群起而攻，但见刑杖、笔架、签筒纷纷掷入水中。县令眼看着考生聚集越来越多，急忙从船后逃到另一条船上，上岸逃走。不久，被考生们发现，众人追到一座大宅，还误伤了县令的一个朋友。事后，县令把这事告到知府大人那里。知府本想好好惩治一下这帮士子们，一则府中六县考生群集于府城，难以查清是何人所为，二来这事的起因是为争一妓女，场面上有些说不过去。最后此事也只好不了了之。

　　不难看出，清代社会观念中，狎娼根本与人的道德品行没有太大关系。挟妓饮酒，品评名妓被看做是一种风雅之事。至于个人喜欢冶游，只不过是玩玩而已，最多也只是“过之小者”。那种仅以肉欲为内容的下等娼寮从来就存在，但一直都不是主流，近代以降，华洋娼妓云集各通都大邑，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其中肉欲的成分增加，风雅的内容下降，人们对此事的观念也开始有了某种转变。

　　上述情形，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性权利放纵的基本情况。它与对女性的限制结合并形成鲜明对照，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清代妇女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