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不合乎中国：以袁世凯为例

　　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人物。当中国处在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时期，袁世凯确实一度起到过桥梁、纽带作用，与其他领袖一起引领中国平稳过渡，既有效避免了欧洲政治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腥与残酷，避免了战争与混乱，相对平和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本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政治家，本可以成为他曾期待成为的“中国华盛顿”，然而由于一念之差，由于传统帝王观念、威权主义、英雄主义深刻影响，由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竟然与世界潮流逆行，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他原本可以辉煌灿烂的一生顿然失色，原本可以名垂青史的美谥立马变为遗臭万年。这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的重大遗憾。

　　武昌起义爆发后，赋闲三年的袁世凯重出江湖，南北议和，清廷退位，民国建立，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现代化出现重大转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排除了清廷这个政治上的保守势力，一定会大踏步前进。

　　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年，他对民主共和的理解当然相当有限，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说，他此时只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他并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那样，将民主共和作为一种原则，他虽然具有一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但他毕竟来自传统营垒，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不过，也正像孙中山1912年很多时候推崇袁世凯所说，正是袁世凯这种新旧杂拌特征，使袁世凯具有他人所不具有的优势：有肩膀有担当，头脑亦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思想很新，做事又能有旧手腕，新旧并用，故而在当时最合乎中国政治需要，因为那时的中国全新全旧，均不合时宜。

　　新旧杂拌的袁世凯合乎当时中国需要，新旧两派都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给予相当支持。在民国元年、二年，孙中山不止一次劝说革命党人，以为政治上的革命已经结束，此后中国应集中精力于社会革命、经济发展。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信任是真诚的，但由于还有许多人对袁世凯可能会溢出民主轨道心怀疑虑，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在结束前还是通过了一个《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人事任免案等，都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方才生效，希望从制度层面约束袁世凯的行动，防止袁世凯脱离民主共和轨道，走向个人独裁。

　　《临时约法》对于革命党人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来说，具有非常浓厚的象征意义，因为尽管这个法律可能还有种种不完善，但革命党人依然将之视为中华民国存在的象征。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孙中山既然对《临时约法》有点不满，却又在后来起而拥护的根本原因。

　　对于孙中山、革命党人这个心态，袁世凯似乎有所觉察有所同情，特别是南方革命党人在建都问题上作出根本让步后，更使袁世凯觉得必须承诺遵守《临时约法》，否则就有点儿太对不住革命党人的信任了。

　　如果不带后来的偏见，或者说从善意去解读的话，应该承认袁世凯在接任后基本上遵守了自己的政治承诺，他的言行虽然并不一定能使南方革命党人全部满意，但毕竟还说得过去，他确实在信守自己的诺言，即或《临时约法》的规定有什么不便，袁世凯依然期望在民主共和框架内解决，因为他知道这个《临时约法》毕竟只是个“临时”约法，按照规定在十个月内就要召集国会制定正式宪法，届时可以根据实践一并解决。所以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年，尽管出现一些风波，但南方革命党人对他并没有多少怨言，孙中山甚至还一再为袁世凯开脱，以为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于民国的意思，劝告国民万不可对袁世凯心存猜疑，妄肆攻讦(《与某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13页)。

　　袁世凯的难为之处主要就是《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权限的规定。根据这个约法，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负责内外，但由于孙中山动议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成为一种荣誉性虚职。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内阁能与总统保持一致，国会也尽量与政府达成共识，问题或许不大。然而，由于民主共和制度初行于中国，经验不足，因此在民国元年所发生的总统府与内阁的冲突、政府与国会的冲突，在很多时候都不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是一种政党偏见、私人成见，是一种典型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影响了政府效率，于是从政府效能立场上，激进的主张取消国会、内阁，由大总统便宜行事。特别是鉴于列强觊觎中国，瓜分危机再次降临。许多有识之士建议重构国家权力系统，化解危机。章太炎呼吁，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议院与政府一再扯皮，已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益，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此民族危机紧要关头，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关，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远庸遗著》第二册第72页。)这种主张虽然不免有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的嫌疑，不过这个建议确实描绘了民国初年中国政治上的混乱、尴尬。

　　从国家整体利益说，《临时约法》确实束缚了大总统手脚，使政府政策往往难以有效贯彻。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当然自有大总统袁世凯知道，但在约法依然还是约法时，袁世凯并没有想着越过这个约法另起炉灶，溢出民主共和框架便宜行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册第49页。)

　　袁世凯的苦闷得到了很多同情，好在《临时约法》毕竟是临时的，规定一年左右召集正式国会，一切都有修正的机会。于是当正式国会召集不久，国会便修改先制宪后选总统的既定程序，实行先选总统后制宪的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国会的这个修正就是对袁世凯大总统第一年苦闷、烦恼的善意回应。既使袁世凯有了正式大总统名义对内对外，又为袁世凯拥有公布宪法、法律的特别权力。按理说，袁世凯对国会的善意回应应该满足，政府对国会也应给予应有尊重与理解，然而袁世凯，或袁世凯那些部下太不争气了，在民主体制下竟然唆使什么“公民团”去围攻国会，这就使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有了升级可能性。

　　然而，袁世凯毕竟来自帝制时代，他不可能完全按照民主共和的理念和原则行事，尤其是宋教仁被杀事件发生结束后，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大为削弱，袁世凯不是去反省怎样保持议会中平衡，怎样为反对派提供一个公平的反对平台，而是利用时机，扩展势力，向专制、独裁道路迈进。

　　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原则，确实不是民主共和的唯一形式，不是不可以讨论，也不是不可以修改。国会在制定正式宪法时充分考虑过去一段时间的政治实践，考虑中国政治现实、文化传统，恢复总统制，也不是什么太难的或根本不可能的事。事实上，1913年10月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被称为《天坛宪法草案》)就对这些问题作了新的规定，相当多地扩展了大总统的权限，袁世凯应该对此感到欣慰、满足。

　　然而，袁世凯对这个宪法草案并不满意，他在提交给国会的修宪法案中竟然要求国会最大限度扩大总统权限，使大总统在事实上能做到政务统一，从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内对外。(《袁大总统文牍类编》第29页，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29年。)

　　袁世凯的这个要求并没有获得国会积极响应，而是被置之不理。依据共和政治原则，袁世凯的选择应是继续向国会提出，等候国会裁决。只是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国会与袁世凯的总统府都没有按照共和常规去处理。从国会方面看，将总统议案置于勿庸讨论的地步，并在此后多次拒绝听取总统府方面的陈述，未免过了，也缺少法律依据，无视《临时约法》中大总统所享有的咨询权。这不仅无法实现国会用《临时约法》约束总统的效果，而且过于牵制，反而使袁世凯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绝足而驰，逸出常轨。”(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49页。)

　　强势的袁世凯在与国会沟通中遇到了困难，于是他不再有耐心向国会申诉，转而以大总统身份向各省行政长官通电，呼吁各省对宪法草案进行公开讨论，逐条研究，显然逼迫各省军政长官站队表态。(《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1913年12月1日。)

　　各省军政长官多为帝制时代的官僚，他们或对民主共和素无好感，或因各省议会掣肘行政而早已心怀不满，袁世凯的呼吁使他们有了一次发泄机会，于是他们在条陈电复中迎合袁世凯的意见，主张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及《天坛宪法草案》。

　　袁世凯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他接着遵从各省行政长官呼吁的理由，打着挽救国家危亡，减轻国民痛苦的幌子，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致使此后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召集，制定新宪法的事情由此陷入停顿。

　　先选总统后制宪，总统选出来了，新宪法的制定却因此陷入了困境。袁世凯当然知道在民主共和体制下不能没有咨询机关，于是他在下令解散国会时，又下令召集了一个“政治会议”，期望以这样指定性的小组作为特别时期的咨询机关，并期待以此发挥议会功能。袁世凯“便宜从事”的做法固然有效率方面的考量及正当性，但是毫无疑问，由于政治会议在民国初年政治架构中缺乏正当性、合法性，这个机构除了对袁世凯随声附和，为袁世凯的一些所谓改革措施、施政措施背书，根本无法像议会那样监督政府、制定法律。

　　国会危机或许不是袁世凯单方面原因，但作为大总统，袁世凯无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如果知道适可而止，知道民主共和体制下议会的重要性，或许他就应该像民国元年那样忍声吞气依法治国，接受议会监督、质询、管控。然而，袁世凯毕竟来自威权时代，他的经历、经验，都让他相信效率第一，规则第二，因此他那点“有限的共和主义”早已被议会内外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扰乱，袁世凯在以特别小组政治会议取代议会功能后，就只能在个人专权道路上越走越远。

　　清一色的政治会议成了袁世凯的御用机关，民国大总统和过去的皇帝越来越没有多大区别，袁世凯的任何议案都能在政治会议顺利通过，中央政府行政效率提高了，但民主共和的意思却越来越少了。这个特殊的、非常态的形式如果能够适可而止，至少袁世凯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非常手段，然后创造条件尽早召集正式国会，那么人们对袁世凯的政治独裁或许还能理解，还能期待。无奈，统治者的人性弱点就是对独裁、专权、效率特别眷恋，有特别自负，袁世凯不仅无意结束这个特殊时期，而且利用政治会议召集约法会议，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中华民国约法》，表面上看这个约法解决了中央政府权威流失问题，实际上是加强个人独裁，几乎彻底毁弃了民主共和原则。

　　这个约法被称为“袁记约法”，由此可知个人独裁倾向已无法遏止。根据这个约法，责任内阁完全废除，大总统俨然就是皇帝，辅助大总统的是国务卿，国务卿不再独自处理国务，而只是大总统的一个方面的执行长；袁世凯准备成立的参议院也只是一种装饰，担负着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的功能，但其实只是大总统的御用机关，只能批准大总统的动议，无权否决大总统，更不要说监督、纠察了。还有一条更厉害的是，这个约法对大总统的产生、任期没有任何规定，以比较含糊的语言暗示大总统可以不计较任期，可以跨界，甚至可以终身制。

　　从同情理解角度说，袁世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将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做法，或许有其必要性。问题是当此民国初建，大总统就变成了皇帝，国民怎样想，革命党人怎样想？大家忙碌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变成袁氏江山？

　　袁世凯的做法不管有多少合理性，其后果都严重加剧了社会对民主共和的疑虑，迎合了旧势力对旧体制的期待，许多旧派人物很快想到，既然共和国的总统可以不管任期，可以终身，哪又与帝制有什么区别？而且，由于帝制更强调皇权至上性、神圣性，强调血统的纯净与纯洁，因此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帝制复辟或许更有助于政府权威重建。

　　不过，从袁世凯此时心情说，似乎还没有帝制自为的迫切需要。他不仅向他的心服冯国璋等人反复陈说自己并没有变更国体的想法，因为从事实层面说，他对大总统目前享有的权力已经满足了，不必要再事更张了；再从私心说，袁世凯表示对自己的几个孩子缺少信心，他们不可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大任。且自古君主传国不过数世，子孙后代没有享受过多少好处，往往受不测之祸(《申报》1915年7月9日)。袁世凯的这些话，过去许多研究者以为不可信，以为袁世凯太过狡诈，甚至连自己的亲信心腹都信不过。现在想想，这个猜测或许还可商量，假如袁世凯此时真有称帝的想法，他一定会在亲信心腹中散布，他不可能绕开冯国璋这样的心腹大将独自行事。

　　袁世凯走上帝制自为道路还是在与冯国璋、梁启超等人此次谈话后一段时间，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形可能有许多方面原因，比如筹安会的活动，比如古德诺、有贺长雄的鼓吹，比如伪造的国际舆论、编造的国内舆论，但是说到底还是精明一世的袁世凯住到红墙里面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生活。假如他还能像过去那样与幕僚、师友无拘无束地闲谈，还能通过各种方式与社会保持密切接触，相信袁世凯不至于走上这条自我毁灭的路。

　　无奈，历史无法假设。当这些假如都变成了事实，原本在心中就有专制帝王，有个秦皇汉武朱元璋的袁世凯，终于把持不住自己，终于放弃了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走上帝制自为不归路。

　　好在袁世凯还算有羞愧、良知，守住了人伦底线。当袁世凯发现中国人并非他先前所知道的那样支持重建威权主义，重建帝制，更不支持胡作非为时，袁世凯还能及时刹车，及时宣布废止一切规复帝制的准备。袁世凯之所以急火攻心，突然病逝，在一定程度上说，他还保持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应有的良知、反省、知耻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