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透绝密：国宝藏在京城中心

80年前，全球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惊世而出，沉睡在地下50万年的人类祖先，从此被唤醒。但仅仅过了12年，这件承载着人类生命烙印的证物，神秘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的祖先遗迹，到底在哪里？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从古至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探索……1929年12月2日，人类重新认识自身

历史

的大门，被悄然推开……

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当时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手捧刚刚挖出的头盖骨化石，被后来考古学中将这种古人类正式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为进化论学说，提供了最直接、最坚实的根据。同时它也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

1936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主持下，另外三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骨，又相继在周口店被挖掘出来。一时间，相关的国内国际电讯报道，多达两千多条。周口店的惊人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就在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进入黄金时期的时候，1937年，

日本

发动侵华

战争

，考古工作被迫停止。5个出土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被存放进了美属北京协和医院，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四年之后，包括这5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在内的全部人类学研究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失踪。

如此国宝，何以要转移出国？移送途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谁？是最后一个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

“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这是一封求助信，信件的日期是1941年1月10日，写这封信的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这封信被同时发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信中所提到的“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正是当时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堪称国宝，中国国宝出境，这可是非同小可啊，各方面都不敢贸然行事。然而，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蔓延的硝烟，对于文物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考虑之后，到1941年年底，重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

当时的北平，早已沦陷。日寇铁蹄之下，危机四伏。想把如此珍贵的文物带出北京，远渡重洋，谁来带？怎么带？

这就不能不提到今年已经91岁的胡承志老人。1941年，胡承志时年24岁，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助手，同时也是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技师。当时在转移头盖骨之前，魏敦瑞特别授意胡承志给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制作了相同大小的模型，后来寄去了美国。

现有资料表明，胡承志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移前的全部装箱工作，就是由他来亲手完成的。

根据胡承志的回忆，“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

复制的北京人头盖骨

对于头盖骨的丢失，胡承志非常痛心，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在胡承志当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这份遗失报告中，他详尽描述了装载化石的经过，包括装化石所用的两只大箱子的形态：2006年，胡承志向北京周口店遗址工作人员又一次回忆了当时的装箱情况，这位当年的技师还凭记忆画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图。

根据胡承志的描述：“（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也就是说两个箱子，一个是130厘米长，90厘米宽，40厘米高，另一个是120厘米长，85厘米宽，40厘米高）。为了避免照人耳目，两只箱子上只是做了简单记号：Case 1 和Case 2。”

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这两只箱子会被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之后搭载计划于12月11日停靠进港的中美间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

1941年12月5日清晨，两只木箱由专人护送，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开赴秦皇岛的专列。8日上午，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哈里逊总统号”，却根本没能靠港。因为就在这一天，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作为袭击美国战斗的一部分，驻扎华北的日军也迅速地占领了京津和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和设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物资和行李，一并成为了日军的战利品。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不翼而飞！

战火纷飞的岁月，两只装有中国国宝的木箱，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所有相关人士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落在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也同样在寻找着这两只箱子。

日本，早就对名扬四海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垂涎三尺，据说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位超级的古生物化石迷。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方面就曾经派人到北京打探过相关的情报。

曾经发现过一张秘密草图，在这张图上，不仅列出了和北京人头盖骨有关的关键地点，还分析了头盖骨可能的去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张图上还用英文标出了几个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裴文中和胡承志。这张中英文草图究竟是何人绘制，目前已经不可考，但证据表明当时日本密探就是根据这张草图来搜查“北京人”的去向的。

日本密探锭者繁晴能够说流利的中文和英语，可以同时和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交道。1942年、1943年之交，锭者繁晴从满洲悄悄来到北京进行调查。根据线索，他首先找到了裴文中。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盗窃者是美国人，他们转移和运走了这些珍贵化石。我只是想听一听裴先生您，作为化石的发现者和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

“我在西城的兵马司上班，协和在东城。两者相距甚远，那时发生了什么无从知道，何况细节！”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

“应该在协和解剖系的地下室。”

“具体负责的是谁？”

“掌管在美国人手里，具体是谁，怎样保管，我不清楚。”

“是谁最后看到了化石？”

“应该是美国人和包装它的人。”

“您最后看到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美日开战前的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标本研究，到过地下室。”

没有从裴文中嘴里得到任何信息，锭者繁晴马不停蹄，在几天之内，走访调查了协和医学院几十个和“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保存相关的人员。在天津的瑞士仓库，他翻开了全部可以检查的箱子、行李，核查了能够找到的全部疑点，结果还是一无所得。1943年，无颜回国的锭者繁晴，在北京的一间小公寓里剖腹自杀！

这可奇怪了，锭者繁晴是日本方面派出的王牌侦探，因为完不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竟然不惜走上黄泉路，莫非，日本人真的不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还是，日本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闹剧？

中国人在找，日本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自从北京人头盖骨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每一条线索，都在事件历史的回溯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以及保管、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在二战结束后，立刻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从这些当时的英文报摘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战争中北京人头盖骨的确被带往日本，存放在东京帝国大学，而战后，这些标本已经由日本交给了美国人。各大通讯社发出的言之凿凿的新闻，让人们不难看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日本侵略者劫走了；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

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

1946年3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司令的回答却使李济十分失望：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原本白纸黑字的官方通讯社电讯，到了日本却变成了一团迷雾。这是日本人在捣鬼，还是美国人在掩盖？

从李济向盟军提交调查报告整整两年之后，盟军才给出了回复。

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是二战后归还被侵略国物资的执行部门。在这份发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上，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表示，头盖骨化石并没有在日本被发现。他们同时还表示，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的相关资料已经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这样一来，中国方面通过调查驻扎部队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盟军总部随即向中国使团发出了公函，告知了这一情况。还作出了“一旦得到有关北京人化石的新情况，立即转告”的承诺。

从1946年4月30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向盟军提交寻找申请算起，到1948年9月18日，盟军总部返回官方权威的调查备忘录，经历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但一无所获。在备忘录中，美军做出的追查北京人化石的承诺，也再也没有下文。

如果北京人头盖骨没有进入日本本土，莫非，它丢在了中国？

装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上面写着美军军医的名字。

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他是整个事件链条中最关键的人物。但他在哪儿？1941年12月8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30年后的1971年，一个叫威廉？弗利的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是这样写的：“12月8日，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以及应该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我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被人动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

据弗利回忆，后来他很快就又被日军逮捕，所幸箱子已经都转移出去了。弗利的回忆中有两条线索，头盖骨可能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在天津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个是在两位中国人手里。

根据弗利提供的这些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提箱？什么提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军医。”

而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两人本是夫妻，之后劳燕分飞。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几十年天各一方，断了来往，但两人的叙述倒是相当吻合：当年，弗利是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绝没有任何和化石，乃至骨头相似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个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虽然从弗利的回忆中，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得出的一个推论却令人兴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根本就没去秦皇岛。

这样的推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民间早就有过传闻：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押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往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

1980年秋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踏上了中国大地，在北京稍作停留，就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北京人头盖骨，当年的确曾经在天津的美军兵营中停放过。

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陪同下，夏皮罗来到军营旧址，夏博士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辨认，验证了所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

然而，40年过去，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军营已经成为了医科大学的卫生学校。夏皮罗认为当年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六号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坍塌，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据陆战队员回忆说，六号楼的地下室是“木板地面”，但是学校负责人介绍，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

天津没有，那北京呢？一旦有了调包计的推论，那各种情况就都有可能。

多年来，学者们寻访过当年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出了一段神秘的忏悔：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老兵不敢讲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化石，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定为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的负责人。

老兵说，1945年日本失败后，他奉命迅速转移“北京人”，由于形势紧迫，这些东西已经没有运往日本的可能。仓皇之间，老兵决定在北平找一个僻静之处，先将化石掩埋，留待日后再作打算。

据这位老兵讲述，在秋天的一个沉沉黑夜，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中科院立刻动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经过协商，中科院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协议——在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挖掘过程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围裹起来。但是，挖掘成果令人失望：下挖近三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时光飞逝，裴文中去世了，魏敦瑞去世了，贾兰坡去世了，日本侦探神秘自杀，侵华老兵撒手人寰，几十年中，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人士相继辞世，多次调查无功而返，种种线索戛然而止。追寻国宝的下落，希望在哪里？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华，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除了在政治方面表示友好，经济层面寻求沟通以外，尼克松一行还向中方提供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阿波丸”号沉没在中国海域的具体方位和装载货物清单。美方还表示，希望和中国政府合作打捞“阿波丸”号。

在关于阿波丸号的档案中，有这样一这张于1977年分发的内部油印资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资料上记载着：“据确实报告反映，阿波丸号里面装有工艺品、艺术制品和贵重物品，这些都是在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中国之后，从中国偷运出去的……”

根据专家对以上情报的考证与推测，已经神秘失踪达68年之久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就在这艘叫做“阿波丸”的船上！

阿波丸号沉没的地点在中国福建海域的牛山岛海面，北纬25°26′01″，东经120°08′01″的海上，击沉时间为1945年4月1日23时。

查理？拉福林——“皇后鱼”号潜艇艇长，就是他下令击沉“阿波丸”号的。然而就在下达攻击命令后的半个月，他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接受最严厉的审判。因为“阿波丸”号，是一艘标示有绿色十字的，获准在东南亚海域运载民用救援物资和非战斗人员的船只。根据战时各方达成的协议，不得对此类船只进行军事攻击。

这是一场离奇而又空前的海难，随同船只一起葬身海底的，还有2008条生命。那么在这场空前海难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呢？

拉福林的航海日志是这样写的：

4月1日夜间，海上浓雾弥漫。

22时00分

雷达显示：在离“皇后鱼”约17000码的东南方向出现一艘战舰，目标以17至18节的速度行驶，并持续了一段时间。

23时00分

“皇后鱼”与目标舰艇的距离约为1200码，使用雷达确定深度为3英尺。“皇后鱼”发射4发鱼雷。3分钟后，看到第一发鱼雷爆炸的火光并听到了爆炸声，接着后发鱼雷接连爆炸，爆炸的火光在雾中清晰可见。

23时05分

雷达所显示的敌船信号声消失，意味着敌舰在第一发水雷命中3分钟后沉没。

根据拉福林艇长的航海日志显示：在22点发现目标至23点攻击目标的这一个小时时间里，“皇后鱼”号曾数次向目标发出警告，但对方不予理睬，仍旧以18节左右的高航速逃窜。而更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在4发鱼雷的攻击下，万吨级轮船“阿波丸”在片刻时间沉没，前后历时不过3分钟，甚至连“SOS”的紧急呼号都没有来得及发出；2009人中，只有1人生还，相当数量的落水人员竟然拒绝救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阿波丸”共有6个船舱。在从东南亚返回日本的航行中，在雅加达、新加坡等每个港口都装了货。

这次沉船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叫下田勘太郎，是“阿波丸”号上的酒吧管理员，有他获救后接受问讯的一段录音记录。

“我在甲板上一直看着士兵的装运。当时的气氛是异常紧张，严密防备。最不可思议的是，4个士兵费力地抬一个木条封死的捆包，那捆包1米见方。起重机在吊装了4个木箱之后，机器竟发出不堪负重的‘吱吱’声，不知是怎么回事。装货直到天亮才结束。满载货物的‘阿波丸’的吃水线大大下降，看上去就像驱逐舰一样。我想这也是‘阿波丸’被美国潜水艇击沉的一个原因。”

“阿波丸”号上到底装了什么？根据美方在1972年送出的档案，以及日本官方和民间友好人士提供的资料显示，“阿波丸”号上装载的物资竟然是：黄金40吨，价值10344万美元；白金 12吨，约合5700万美元，工业钻石15万克拉，约3000万美元；还有各种纸币，宝石，工艺品等，价值难以估量！

这是传说中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一笔海底财富！那么，在这笔财富当中，会不会包括日军从中国掳掠去的旷世珍奇呢？

1977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一项后来被确定为代号“77？13工程”正式启动。工程目标：打捞“阿波丸”号，揭示历史之谜。

同年5月1日，打捞组在福建平潭牛山海域70米水深的地方，确定并找到了“阿波丸”，初步打捞出的物品就很出人意外。除了资料记载的橡胶、锡锭等物品准确相符外，人们发现了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去世时，分赠给后人的文物——圆砚，以及郑孝胥之子郑禹的印鉴。郑禹，是郑孝胥的次子，伪满时期曾担任沈阳市市长。根据情报记载，登上“阿波丸”的2009名乘客都是日本人。也就是说，携带了郑家的文物、密件上了船的只能是日本人。

从这一点可以推论，中国北方的文物，确确实实在战时流落到了日本人手中，最后上了日本的船只。那么，经过层层保护装箱后的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也在这些文物当中呢？

如果当时船上当真装载有如此众多的财富和秘密，那么日本人是决不会让它落在美国人手里的。“阿波丸”号在受到攻击仅三分钟后就告沉没，而且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为了掩饰惊天的秘密，“阿波丸”号的沉没是否另有蹊跷？“阿波丸”号到底是怎么沉没的？

在中国交通部门和海军潜水员对“阿波丸”反复探摸之后，一致的猜测是：“阿波丸”沉没的原因，“除了鱼雷击中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

根据实地探摸，美军的两枚鱼雷击中的地方在船体的后半段，爆炸点的创口显而易见。依照常理，“阿波丸”应该在此处断裂；然而事实上，“阿波丸”是在船首处断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断为两截，令人费解。举例来说，一座桥梁，炸弹只有放置在桥体受力最集中的部位，此处爆炸才能引得整体断裂。“阿波丸”的情形正是如此。这样看来，“阿波丸”一定是在船首处受到爆炸力，而事实表明，鱼类并没有击中船首。那么，只能大胆推测，在“阿波丸”上，事先就放置了炸弹，而且炸弹的位置是经过高级技术人员精心测算确定的。

“阿波丸”号在试图隐藏什么秘密？以至于破釜沉舟？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阿波丸”号的死难者家属同样探求了半个多世纪。1949年4月7日，在日本的众议院会议上，执政的自民党议员，竟然提出了《关于日本放弃要求对阿波丸事件赔偿的决议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议案马上就获得了通过。

不惜2008条生命的代价，日本，在试图掩盖些什么？

从事件发生至今，对于“阿波丸”号往返航程中装载的货物清单、乘务员和乘客名单，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任何信息。为此，调查人员曾经走访过日本几个相关政府部门，但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这是绝密文件，谁也不能查看。种种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阿波丸”号在运送救援物资的归途中，确实装了不可公开的东西。

只可惜，在中国方面进行的“77？13”号工程，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潜水员的体能所限，于1980年停止。在打捞上来的物品中，没有发现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任何线索。不过，据打捞组的成员表示，捞上来的，应该只是沉船物品中的一小部分。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前后可能的全部路线图。头盖骨最初从协和医学院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被取出，被装在两个木箱中，送到协和医学院博文办公室，随后被暂存在协和医学院F楼4号保管室，然后被送往美海军陆战队专列离开北京。随后这里的路线就有了分叉，在美国军医弗利一方的线索有三个可能的去向：瑞士人在天津开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或者是弗利的中国朋友处。在另一个分叉上，都和日本人有关，第一个是装有头盖骨的箱子上了日本驳船，之后沉没，第二个是上了日军“阿波丸”号，也随着沉没，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头盖骨现在还藏在日本某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可能性被否定，然而，人们也期待着更多新的可能。

幸运的是，当年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在战争年代被辗转寄往美国，根据这些逼真的模型，有关北京猿人的研究得以继续，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了解原始祖先的面貌模样。

为了揭开我们最古老的祖先的生活景象，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学家们在不懈地努力，而那些能够为我们破译更多人类密码的北京人遗骨，仍然在茫茫世间等待我们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