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看日本男女混浴：对裸体观念比较健全

    站在外国人的立场看日本，日本的文化习俗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东西，比如艺妓、相朴、切腹，混浴亦是其中之一。

    原汤原汁的混浴在日本尽管已成为历史陈迹，其风流遗韵，却是绵绵不绝，近来似乎又有复兴的势头，旅游胜地、娱乐中心竞相打出招牌，混浴爱好者们成立了“保卫混浴会”，会员多达万人。这表明，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性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总会与时俱进，变着法子表现出来。

    据日本的混浴专家考证：早在两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男女混浴，那时日本遍地都是温泉，为混浴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试想两千多年前，日本尚处原始社会，人没有羞耻感，男女混浴是很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农业文明社会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依然保持这种原始的风尚。十六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路弗洛依斯在《日欧比较文化》一书里这样写到：“我们欧洲人在室内洗澡，避开别人。在日本，男男女女，连和尚都在公共浴场洗澡，还有，晚上在门口洗澡。”同时期朝鲜通信使黄慎在《日本往还日记》中也记述：“俗尚沐浴，虽隆冬不废。每于市街设为浴室，以收其直。男女混处，露体相狎而不相羞愧。”

    然而到了江户时代中期，事情有了变化。由于混浴带来副产品——性病泛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加上儒家严正的理学此时正成为治国安邦的思想意识形态，幕府当局发出混浴禁止令，公共澡堂从此开始实行男女分浴，之后禁令屡屡不断，其情形，正如江户文人寺门静轩在《江户繁昌记》（1834）中记载的那样：“混堂或谓汤屋，或呼风吕屋。堂之广狭盖无常格，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户各一。”文中最后提到的澡堂规则中有一条就是：“男女混浴之禁，最宜严守。”然而，根深蒂固的习俗决不是一纸禁令能够轻易消除的，更何况，这种“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的格局依然带着明显的“混”的遗迹。正如上文接着写到的那样：“当两户间作一坐处，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监此而收钱戒事者谓之番头。”这就是说，更衣室的上部是相通的，隔眼不隔耳，“番头”（澡堂主人）坐在高高的床座上，两面把门，雄视阴阳两半的世界；而且，浴池也是明分暗连，中间仅隔一层薄薄的木板，水下是相通的。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空间里，能否真的保证“男女有别”，是值得怀疑的。而最主要的是，幕府的混浴禁止令仅限于公共澡堂，除此以外的地方，如温泉旅馆，却听之任之，这等于形同虚设。

    混浴真正受到重创，是到了明治维新时期。1853、1854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两度率“黑船”闯进东京湾，敲开了日本国门，目睹当地男女赤身裸体、满不在乎地混俗，很是鄙夷，认为：“这个城市居民的道德心颇值得怀疑。”还让随军记者画下了温泉浴场男女混浴的场面。这番东洋景若干年后通过他的《日本远征记》向全世界曝光，使日本人蒙受耻辱。明治维新在输入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的两性道德和廉耻观念。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与碧目隆准的欧洲人平起平坐，生活方式上岂能不接轨？那时日本人穿西服，喝咖啡，跳华尔兹，说鸟语，样样模仿欧洲人，洗澡当然不能例外。明治五年，东京府颁布了风俗禁止令，其中一条就是“禁止男女混浴”，这说明至少在日本的上层社会或知识界，人们接受了混浴耻辱的观念。然而对日本的草根社会，这一纸禁令究竟有多大作用，依然很值得疑问。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知日家黄遵宪时任驻日参赞，其《日本杂事诗》里有一首就是写混浴的：“兰汤暖雾郁迷离，背面罗衫乍解时，一水盈盈曾不隔，未消金饼亦偷窥。”还意犹未尽地写下注：“喜浴，浴池最多。男女亦许同浴，近有禁令，然积习难改。相去仅咫尺，司空见惯，浑无愧色。”此诗及注后来引起亲日的日本通周作人不满，认为诗是“想象的香艳之作”，艺术品位不高，注亦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将日本的混堂与温泉旅馆混为一谈，虽有点迂阔，倒也符合事实。明治政府的混浴禁止令，仍是针对公共澡堂，对温泉旅馆依然网开一面。因为差不多同时，文人骚客王韬游历日本，就体验过温泉混浴，还在《扶桑游记》中这样写道：“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这表明：男女混浴并没有随着日本“脱亚入欧”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日本文化的崇拜者，周作人曾这样为日本的混浴辩护：“日本人对于裸体的观念本来是近于健全的，前后受了中国与西洋的影响，略见歪曲，于德川中期及明治初的禁令可见，不过他比在儒教和基督教的本国究竟也还好些。”这是从人性解放的角度，在理想的层次上对日本男女混浴的肯定，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在野蛮时代，灵肉混沌，人没有羞耻感，视混浴为当然；进入文明阶段后，灵肉分离，人产生了羞耻感，视混浴为陋习而禁止；到了文明的高级阶段，人们意识到灵肉分裂的虚伪性，试图回归“天人合一”的状态，重新发现了混浴的美妙，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具体到日本，情况还不是这样。日本原本是土著的岛国，文明起步较晚，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性与土著的野蛮性微妙地共存，并行不悖，男女混浴这种人类的原始遗风能在日本长期保持并屡禁不止，与此有关。周作人将它拔高到理想的境地，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刺激、中国儒家道学的压抑，还有个人的趣味爱好，都有关系。

    与原始风情十足的东瀛“浴文化”相比，中国不能不显得太道学。尽管早在唐代，长安就有据说能容纳千人的大浴场，有大名鼎鼎的华清池，还有贵妃入浴的迷人传说，受地理气候风土及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后来受“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嵌制，中国的“浴文化”始终没有发达起来。在“万恶以淫为首”、“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潜移默化之下，女子变成贞妇烈女，男子成为虚伪的道学家。这从中国人的服饰样式亦可看出：古代中国人宽袖褒衣，将身体捂得严严实实，除了脸和手，其它部位不得裸露，严格的程度仅次于阿拉伯人，显然与“男女大防”的两性伦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