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官吏敲骨吸髓：商人当上买办距家破人亡不远

　　每个天下汹汹，民处倒悬的乱世，其内外因虽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官员的集体贪腐。

　　众所周知，大明缔造者朱元璋平生最看不得官员贪污，而他又给官员们设定了低得可怜的工资。在他身后，他的子孙们通过变通的方式，给大小官员增加了许多额外收入，这些收入往往被笼统地称为陋规，处于半合法地位，其数额常常是工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按理，官员们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但人是不知满足的动物，更何况每逢改朝换代之时，约束人心与行为的道德伦理，往往会被及时行乐的欲望所击溃。当“千里做官只为财”、“纱帽下面无穷汉”之类的理念成为官场上下奉行的人生准则时，即便朱元璋重生，恐怕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吏治也会束手无策。

　　晚明官员们的黑色收入，除了历朝历代都免不了的下级向上级打点，以及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国家款项这种普遍性贪腐外，还有一些见诸正史和笔记的向民间直接捞钱的方式，堪称从蚊子腹内刳油，令人叹为观止。

　　帝国的官员是呈金字塔结构的，处于中上端的中高级官员，并不直接与民间打交道，习惯上称为治官之官，即管理官员的官员。他们的贪腐大约有两个途径：其一，直接从他们掌控的国家资源中“化公为私”;其二，他们掌握着下面官员的升迁奖惩，下级自然免不了要向他们行贿。至于金字塔下端的低级官员及吏胥，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称为“牧民之官”。他们的贪腐途径也有两条，其一，和中高级官员一样，直接从掌控的国家资源中侵吞;其二，通过种种方法，从老百姓身上巧取豪夺。这些官员为了从老百姓那里攫取钱财，其手段之下作，心肠之毒辣，名目之荒谬，都让人大开眼界。

　　驿站的设立，在古代由来已久。明朝驿站的维护和运行，都由民户按田粮的多寡来负担。明初对官员免费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加上吏治甚严，几乎没有官员胆敢以身试法，驿户们的日子还算勉强过得去。但到了百患丛生的晚明，许多根本没有资格享受驿站的官员甚至家属，纷纷染指。他们免费享受驿站服务之余，还把驿站当成了发财的对象。首先，利用驿站的免费运输，除了运送自己的行李外，还给其他商家承运物资。故每有官员过驿，则出现“轿或一二十乘，扛或八九十抬，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者用马四五十匹，民财既竭，民用亦疲”的局面。

　　其次，当时的官员已不喜欢或不会骑马了，一般出行都是坐轿子。坐了轿子之后，却要向驿站收取“马干银”——意思是我没骑你的马，你得把那笔省出来的钱给我。偶尔有官员骑马，则要向驿站收取“惜马钱”，一旦驿站不交纳这笔千奇百怪的费用，官员们就会想尽办法折磨周遭农民提供的马匹，要么割马耳，要么断马尾，甚至把马折磨死。到驿站当差，为来往官员免费服务，这在古代中国属徭役的一部分。而在诸多徭役中，驿站则是为害最烈者，以致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感叹，如此勒索的结果是使得大多数地方的驿传“十夫九逃，十马九缺”。

　　中央政府的太仆寺(约略相当于今天的畜牧局，职掌马政)，也不直接养马，而是把国家的马匹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寄养。按明初的规定，凡是为政府代养马匹的马户，国家要半免或全免其赋税，并划给相应的草场，但后来也成了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养马户也只剩下了义务而没有丝毫的权利。更要命的是，凡马户代养的马匹及所生马驹，以及国家临时交付寄养的马匹，一旦死亡，马户须无条件赔偿。太仆寺及其下属机构的官员们，负责为这些马匹进行印烙和点验——显然，国家法律给予了他们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养马之费什一，为马而费者恒什九”，如果养马本身需要10两银子，那么为了让马通过验收而向官员行贿的钱至少得90两。也就是说，晚明时期马户的负担，相当于朱元璋时期的10倍。

　　驿传和马政的主要压榨对象是农民，而没有土地的市民也不见得轻松。

　　“火甲”是一种由城市民众负担的负责消防和治安的差役。每座城市每天必须有数人轮值，自备锣鼓灯笼等物，选出一名总甲，在其带领下沿街巡逻，负责夜间的治安和消防等事宜，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联防队。不过，这实际上乃不折不扣的苦差事。首先，政府需要采买各种物品，一般都要打到这些更夫身上，称之为“纸笔灯烛钱”。在南北两京，夜间巡逻的锦衣卫每晚的夜宵，也由更夫们负责提供，若招待不周，非打即骂，“害甚于资，贫民苦之”。而一旦遇到命案，长时间不结案，总甲交不了差，只得求爷爷告奶奶地奔走于各个衙门，又免不了得上下使钱。

　　然而与“铺行”相比，“火甲”的痛苦还算轻得多了。按明初规定，全国的商户都有向政府提供各种物品的义务。当然，商户向政府供货，政府也必须付费。具体做法是，一个地方的商户，按规模分为各种等级，或一年一轮，或一月一轮，轮番充任当行买办——替国家采购。在今天，这是一项很有油水的差事，不过在明朝，尤其是晚明，商户们无不将其视为畏途。

　　首先是需要通过当行买办采购物资的政府各部门，以及为皇室提供服务的内廷，几乎都采取先由当行买办按政府提供的清单购买交付，以后再结账的方式——但所谓的结账，运气好的商户，拖上三五年，或许会得到一半或1/3的货款;运气不好的话，就可能成为一笔坏账，自掏腰包替政府买单。其次，更令商户头痛的是，即便你一开始就不准备把货款收回来，事情也没这么简单——送交政府的物资，公务员们还得进行一番装模作样的验收。一旦没有行贿，再上等的商品也会被判定为“不中程”，即不合格。一旦判为不合格，商品原物退回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商户轻则会遭一顿暴打，重则被扔进大牢。在有资格向民间征调物资的各部门中，最为狠毒的当推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内廷太监。

　　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敲诈之下，一旦不幸轮值出任当行买办，也就离家破人亡不远了。为此，大学士高拱在给皇上的奏折中感慨地写道：“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苦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虽然高层已意识到了这种敲骨吸髓的盘剥对民众的巨大伤害，但终明一代，这些弊病不但没有根除，反而随着这个王朝末日的临近而更加丧心病狂。

　　可见，第一，在被竭泽而渔的民众眼里，如果国家不再是儒家所教导的圣天子治下的王道乐土，而是一个个面目可憎，语言刁横，鹭鸶腿上劈精肉的官员，当国家危难之际，你还敢指望民众共赴国难吗?第二，官员们虽然名义上是公仆，是皇上亲自选定的“民之父母”，但当末世来临，他们的最大功用就是使民众对这个国家更快地丧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