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乱象：几千万元金圆券只能买袋面粉

　　军事上的失利让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将位子让给了代总统李宗仁而回到老家奉化。虽然这次下野并没有在实际上影响他对时局的掌控，但遭遇“逼宫”仍让他大为光火。那时陪在他身边的，是刚刚更名为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的警卫人员们，这群年轻的所谓特务，陪他度过了这段人生中极为失意的时间。

　　应舜仁（时任蒋介石警卫人员）：（蒋）先生不高兴的时候，副官做错了就骂，随口就说“混账、够混账”，因为他认为副官没有合他的理想做事。有时候副官也会争辩说“我已经做了什么什么”这样，就说他（副官）是在“强辩”。旁边的武官听到了吓坏了，他不懂宁波话的“强辩”，以为是普通国语的“枪毙”，就下来问这副官：“你怕不怕啊？”“为什么怕啊？”“他说要枪毙啊。”这个副官就讲：“我假使要枪毙，起码都枪毙二三十次了。”

　　失意的并不仅仅是蒋介石。所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面临着大败退的局面，战况一天比一天紧迫，处处皆是战败、撤退的消息。1949年4月21日开始，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消息对原本冀图依靠长江天堑守住半壁江山的国民党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很快，顺利渡江的解放军迅速占领了长江南岸的安徽贵池，这让出生于此地的许历农忧心万分。那时他刚刚从华北战场上溃败下来，一路退到了宁波。

　　许历农：说要打仗的时候我在华北，我的女儿当时才3个月大，眷属说必须要送回家去。其实当时有很多人也没有回去，跟着跑的也有，我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把她给送回家了。

　　（战事）进展得非常快。我们还在宁波的时候，派一个人去接她，但没等他到，（贵池城）已经进不去了，中共军队已经占领了。原来在大陆结婚的太太也在那里，没有出来。

　　战火迫使他离别了骨肉和娇妻，对于这个日后成为台湾“总政治作战部”主任、陆军二级上将的国民党大佬来说，这是他心中永恒的痛。

　　而战事，仍在向前推进。

　　1949年4月22日，南京告急。国民党中央迅速决策，弃守南京，迁都广州，负责守卫南京的首都卫戍部队在总司令张耀明的带领下，于23日上午向杭州撤离。解放军一枪未发便占领了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总统府。

　　共产党的红旗飘扬在这座见证了中国近代史风云变幻的建筑上空。时局天平的倾斜，已明显得所有人都看得清了。

　　国民党内部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代总统李宗仁很快经香港去往美国，而身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则通过自己的官邸电台，一面指挥军队作战，一面紧急部署向台湾撤退。

　　事实上，撤退已成了此时国民党事务的主要部分，南京撤守后，江阴、苏州、杭州也相继易手，到5月初，解放军已完成了对上海的合围。尽管在5月12日夜晚，刘玉章率领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在上海郊区的月浦镇重创解放军三野第二十八军、二十九军，赢得了整个内战中国民党少有的一次大胜利，但这次被盛赞为“月浦大捷”的胜利却并不能改变历史车轮行进的方向。军官们搬出了中央银行的银元分发给士兵，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但大上海的乱局又怎是区区几箱银元所能稳定的？

　　此时的上海，正演绎着十里洋场最后一幕虚假的繁华。对于逼近的战火，无数人早已麻木不仁，足球场上进行着紧张的决赛，观众万头攒动；灯红酒绿的舞厅也依旧夜夜笙歌。战争仿佛远在天边，纸醉金迷的神话似乎永不会停止。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通货膨胀早已击溃了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无数市民不得不用一麻袋几千万元的金圆券购买一袋面粉。1948年8月，为了整顿经济、稳定局面，并为前线战事提供良好的经济保障，蒋经国亲率部属在上海展开了“打老虎”行动，一意进行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奸商，但这项行动最终却因为触动了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的利益，而在宋美龄的游说下终止了。“打老虎”行动宣告失败，刚刚发行8个多月的金圆券已贬值至两万分之一，市场上物价飞涨。大上海早已失去了自己“天堂”的面具，经济的崩溃和战争的逼近让越来越多的人争先恐后地出逃，去台湾的船票、机票变得一票难求，动荡开始无节制地蔓延开来。

　　连军队中，此时也是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随从参谋的汪启一对于那样混乱的局面，至今记忆犹新。

　　汪启一：后来状况有了一点变化。那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讲哪个部队靠不住的传言，各种谣言也很多。而且那时候，有部分同事甚至是司令长官，只要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都来跟我讲“没有关系，你不要走（撤退），一切我负责任”，就这么讲，就是说（共产党）也不清算你了。

　　而一场大规模的秘密押运行动也在同时进行。某一天夜晚，汪启一突然接到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紧急召见，令他在两个小时内打点好简单的行李，再来领命。

　　汪启一：他说现在我这里有三封信，你马上到我门口去，门口有一部装甲汽车，你坐上车后再看信。我坐上车后打开信，第一封就叫我到某个部队去，我到了那个地方后，那个部队就拨了一个连（给我）；第二封信又叫我到炮兵连（要了一个连队），然后又到某一个口岸去；我到了那个指定口岸以后，打开第三封信，信上就叫我指挥（这支部队），因为那时候我是少校。

　　带着一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的兵力抵达港口后，汪启一就看到一队卡车悄悄驶向一艘登陆舰，车上跳下来一名中年男子和几名搬运工人。等到车上的货物全数搬上船后，按照司陈大庆信上的要求，汪启一又上船指挥舰艇开出长江口。

　　汪启一：主要的目的是考虑到浦东军队起义了，那时候沿海口岸随时都有丢的，共军可能会把炮兵摆在那里，有五六个晚上。上海全部撤退的时候，他们这个军舰就要跟其他军舰会合，我就用小船回到警备总司令撤退的船上了。

　　时至今日，汪启一也不知道当初运送的货物究竟是什么，是黄金、文物，还是什么重要文件？他在军舰上的时候曾隐隐听人说过，和货物一起上船的“好像是中央银行的人”，但这项任务的真实目的，他却始终不曾知晓。

　　但这次神秘的押运行动却让他记忆终生，因为正是这次行动让他与未婚妻不告而别，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汪启一：我的未婚妻在沪西中学念高三，因为她要到6月才毕业，而那时候正好是5月。我上船以后，没办法跟我未婚妻联络，到了台湾才发现我未婚妻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