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蒋介石的用人之道：方法决定不同命运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毛泽东讲“五湖四海”，蒋介石搞“黄埔浙江”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用人原则在王稼祥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王稼祥因为没有得到半数选票而落选。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吃惊。为了增强党内团结，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王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中共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问题，这一部分毛泽东讲得最多，也最着力。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还特别提到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的讲话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蒋介石用人讲的是封建主义和青洪帮那套江湖法则，强调个人恩怨，任用私人，甚至亲戚朋友，特别是大搞“黄埔浙江”。

　　蒋介石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蒋介石授衔的将领，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在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其次，蒋介石在用人时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兵力最盛、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诚。陈诚的“火箭式”发家史与其“保定系”、“黄埔系”和浙江老乡的身份不无关系。陈诚，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这恰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当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得知陈诚为浙江人，便认定陈诚为可造、可用之才。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便把陈诚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此后，陈诚一直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一路官运亨通。1932年，在蒋介石、宋美龄的极力促成下，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二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陈诚成了蒋介石最为宠信的心腹和干将，此后便平步青云，成为中央军系统第二位一级上将。到台湾后，更是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

　　毛泽东强调“放手使用”，蒋介石则喜好“越级指挥”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是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也就是说，远离战场的最高指挥要放手前线指挥。在这一点上，毛、蒋二人大相迥异。

　　淮海战役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是同毛泽东的从善如流、“放手使用”和粟裕的战略奇思、斗胆直陈分不开的。

　　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挥中，粟裕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集中主力于长江以北打大仗，到“小淮海”以及“大淮海”的战略战役规划，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后，均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颁布实施。

　　孟良崮战役后，粟裕逐步形成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构想。而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根据战略形势，作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此，粟裕经过认真考虑，三次致电直陈中央，提出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1月31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观点和建议。 4月18日，他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粟裕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一重大决策构成了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

　　接着，粟裕的三次关键性建议，又促成了淮海战役由“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推进演变。豫东战役胜利后，粟裕随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过一天的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答复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31日，粟裕又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等当即研究同意。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等分析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即著名的“齐辰电”。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正是因为毛泽东数次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才促成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从而成就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

　　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对下级总是不能充分信任，事前迟疑不决，任命后又不让他们放手去干，常常越级指挥，使得战事最后往往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同是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后派熊式辉和陈诚到东北，都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接连丢城失地。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到了他的王牌战将卫立煌，希望借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抗日爱国将领，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史迪威则称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

　　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然而，蒋介石一方面对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又对其充满狐疑之心。卫立煌出发去东北前，蒋介石还亲自面见了卫的秘书，审查一番。

　　卫立煌到东北后，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

　　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就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坚持己见，一再拒绝蒋的命令。

　　蒋介石对卫立煌越来越不信任，只好费尽心思在东北物色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命令的将领。他先后属意于廖耀湘和范汉杰，但均不如意。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他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坚持认为锦州解围应由关内出兵解决，而没有执行蒋的命令。

　　蒋介石见战事吃紧，于10月2日、15日、18日三飞沈阳，亲临指挥作战，将卫立煌这个所谓的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完全抛到一边。为了彻底撇开卫，他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收复锦州。

　　东北全境解放后，蒋介石将责任全部推给卫立煌，将其撤职查办，卫立煌只好出走，对蒋也彻底死了心。

　　毛泽东强调“依法用人”，蒋介石则大耍“帝王之术”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将其打死，称为“黄克功事件”。这一恶性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能否处理得当，将产生重大影响。

　　事件发生后，黄克功被捕认罪。他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网开一面，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还请求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应让他戴罪杀敌，将功赎罪；一种认为，黄克功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

　　毛泽东认为要依律严惩，后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对黄克功进行了公开审判，边区高等法院仍判处黄克功死刑。

　　在宣布法院判决后，又宣布了毛泽东于10月10日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毛泽东在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护短，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

　　同是军队高级将领，国民党的张灵甫却是另一番命运。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大耍“帝王之术”，抛开党纪法规，对待枪杀了无辜之妻的张灵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张灵甫，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师长。关于张灵甫杀妻一案，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是差不多的：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爱妻吴海兰不忠，醋劲大发。除夕之夜张灵甫命令吴海兰到后院菜地摘菜包饺子。正当吴海兰弯腰摘菜时，他即掏出手枪，从背后将吴海兰击毙，酿成了轰动西安的“团长古城杀妻案”。事后，张灵甫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马上返回了部队。

　　吴海兰的父母得知爱女无缘无故被杀，怒不可遏，递状纸上告。西安妇女界也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当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此事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触犯了国法，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南京。

　　胡宗南很无奈，却也只能让张灵甫去投案自首。这样，张灵甫只身赴南京，抵宁后，被关进老虎桥模范监狱，蒋介石声称要审后严办。

　　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了张灵甫的转机。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灵甫。为掩国人耳目，同时表达改过自新的决心，再度出山的张灵甫正式由“张钟麟”改名为“张灵甫”。抗战胜利后，张灵甫升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74军号称“御林军”，张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74军后整编为整编74师，张灵甫任师长，曾在孟良崮与人民解放军死战，最后张也为蒋家王朝殉葬。张灵甫可谓报了蒋介石不杀之恩，但却坏了国民党的党国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