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帝国：盐与国家税收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直至中国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盐才为人们所了解，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以咸养脉”。周之后，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盐则肿”。食盐作为烹饪的核心原料，《汉书》则称之为“食者之将”。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盐的自然储量大，开采、贮存和运输都很容易，理论上成本极其低廉，而且虽然每个人都需要，但也需求量极其有限。

　　对人来说，食盐固然不可或缺，但从技术上或经济上来说，食盐本身并无太大价值，可怕的是垄断。任何东西一旦被垄断，社会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疼痛感。为了缓解这种疼痛感，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就会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事实上，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换言之，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

　　一

　　夏商周三代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家阶段。周以降，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商品引发一系列政治变革。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财政蓝海，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一些商人也依靠盐而平地暴富，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史学家马端临说：“管夷吾相齐，负山海之利，始有盐铁之征。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论铁则虽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计之，苛碎甚矣！……其意不过欲巧为之法，阴夺民利而尽之矣。”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以他的政治实践奠定了一种“东方式”的统治模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认为，牧民之术也就是愚民之术，管仲反对明目张胆地对民众收税。常言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民众的税，民众自然要提出权利要求。最好的办法是虽然收了税，但民众却不知道自己被收了税。《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专门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十口人十人吃盐，百口人百人吃盐。一个成年男子一月吃盐五升半，女人三升半，小孩二升半。一釜盐是一百升，每升盐价提高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十釜为一钟。按一千钟算，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有几千万人口，如果每天收入二百万，十日就是二千万，一月可得六千万钱。相比之下，一个万乘的大国，可征税的人口不过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税三十钱，总共也不过三千万。你看，我们不用向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了两倍的税收。但如果公开说：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了，那就一定会民怨鼎沸。现在采取食盐财政之策，哪怕获得百倍的税利，也没有人逃得过。”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二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二十倍于古。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凡是杯葛盐铁国策者都受到打压，御史大夫卜式被贬逐，而颜异竟以“腹诽”被诛。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批判说：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民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士大夫则讥讽说：“宇宙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鄙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

　　从齐桓公到汉武帝，官府对盐铁的垄断不仅是为了掩盖经济上对人民的野蛮掠夺。《管子》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冾于上也。”桑弘羊说：商鞅相秦，外设百倍之利而民不见赋税之增，“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官营经济以超额的垄断价格代替利税的征收，国家源源不断地攫取暴利而民众却不知觉。垄断造成的高价掠夺使民众苦苦挣扎，因此还可抑制民间力量的成长，“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唐朝始立榷盐法，(榷的意思是独木桥，)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

　　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 1200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韩愈批评道：“国家榷盐粜于商人，商人纳榷粜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为输钱于官也。”

　　三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史家有“元代之亡，亡于盐政紊乱”之语。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人，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为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简单的说，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开启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三、四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他们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一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这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食盐越来越昂贵。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天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1931年(民国20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从春秋战国直到满清，中国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才走完了食盐财政的历史过程。从各个王朝正史的食货志及相关文献记载来看，盐利收入与田赋相当。就征收赋税和实施盐专卖两种做法比较而言，后者的社会成本数倍于前者，全社会为之付出高昂的福利损失代价，盐专卖制度获利的隐蔽性充分满足了统治者搜刮民众财富与保证政权稳定性的双重目标，最能表现盐专卖制度品格的无疑是“民不知”三字——民不知而谋其利，实与贼无异也，帝国政府就是这样大肆窃取民众之财富。

　　四

　　从唐宋到明清，作为帝国命脉的食盐财政使运河源头的扬州成为东方大都市。明清两代的国家盐运使公署就设在扬州，而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也都是麇集扬州的两淮盐商。其时，扬州垄断了最为富庶的两淮食盐市场，城内富商云集，侨居者达数万之众。“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小商。”乾隆多次南巡扬州，也不禁感叹：“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

　　清代乾隆时期的食盐财政所产生的扬州现象不过是一个政治垄断下的经济怪胎。食盐的开采与贩运并非任何革命性产业模式，与欧洲同期发生的蒸汽机工业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扬州的红顶盐商作为一个显赫的政治集团和财富集团，他们已经从某种意义上把持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由他们敛聚出来的巨额两淮盐税，也成为上至皇族下至胥吏的腐败支出来源。因此盐商与官府结为利益同盟，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官府无限庇护盐商的胡作非为哄抬盐价，盐商慷慨资助官府和官员一切特殊开支。

　　在帝国的食盐财政体制下，本是生活必需品的盐一直是一种奢侈品，历史上“无盐淡食”之事屡见不鲜。在北方许多地区，穷人们常常从盐碱地里拾取苦涩的盐碱食用，即使这个辛酸的举动也招致官府严厉的打击，借口竟然是食用盐碱有害健康。那么古代的盐到底有多贵，不妨以嘉庆时期为例：当时汉口盐价是每斤四十多个钱，一年人均五斤盐，共需二百多个钱，一个粮船水手的工钱是一两二钱，合一千二百钱，仅吃盐的开支占其工钱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有些时候和有些地区盐价奇高，吃盐的开支甚至会占到收入的小一半。如果考虑到养家糊口，盐价之高几乎足以使底层民众破产，“农民粜终岁之粮，不足食盐之价”。在高不可攀的盐价面前，穷人只好少吃盐甚至不吃盐，或者买私盐。与官盐相比，私盐的价格就低多了。

　　在中国历史中，私盐如同现代毒品一样遭到官府的严厉打击。一方面，巨大的暴利使私盐屡禁不绝，倍于官盐，就连官船军船也参与其中。南宋末期，奸相贾似道运用权势大量贩卖私盐，时人写诗讽曰：“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当商力充裕时，军船回空过淮，往往私带盐斤。”另一方面，官方对私盐的打击导致私盐商贩起义，唐末王仙芝黄巢与元末张士诚方国珍均以贩私盐起家，最终成为帝国的终结者。

　　事实上，这种以食盐暴政绝不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独创，在世界历史中同样屡见不鲜。英帝国殖民印度时期，就实行这种食盐垄断专营。为了民族独立，圣雄甘地将抵抗英国的食盐垄断作为斗争手段，他率领印度人徒步走向海边，号召人们自己煮盐，不买英国盐，这种壮举成为击垮英国殖民统治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