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百战声名裂：探源“汉奸”的起源

　　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而名满天下。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的观点，中国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圈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国较早进入农业时代，自古以中央之国自居。中原以外是发展较晚的狩猎游牧部落：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越感，主要是来自文化而不是种族。“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基于文化歧视和文明冲突，对蛮夷戎狄的戒备自古即是“华夏大防”。

　　公元前4世纪末期，夏禹的苗人后裔匈奴以弓马之利崛起于蒙古高原。“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逐水草而居，中国谓之匈奴”(乐彦《括地志》)。《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尽为甲骑”。匈奴部落酋长自称为“单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汗国。匈奴陆续征服东胡、月氏、楼烦、丁零、鬲昆等游牧民族，成为欧亚草原上第一个游牧帝国，东尽辽河，西穷西域，南达黄河中游，北抵贝加尔湖。此后很长时间里，匈奴成为了中原农耕民族的严重威胁。公元前200年，刚刚大败楚霸王项羽的汉高祖刘邦几乎成为冒顿的俘虏。

　　王昌龄在《出塞》诗中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的是李广的往事。李广乃“陇西成纪人也”，其家族世代以弓箭传家，从秦代开始就担任仆射之职。李广力大善射，一次出猎时将草丛中的巨石误作老虎，张弓即射，整个箭头竟然都射进石头里。卢纶的《塞下曲》中记录此事：“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李广射杀敌人时箭无虚发，所以非在数十步之内不射，常常是箭一离弦，敌人应声而亡。公元前121年，李广率四千骑兵出征匈奴，被匈奴四万名骑兵包围。匈奴箭如雨下，汉军死伤过半。“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大黄弩是汉帝国最具威名的远射武器，“角弩色黄而体大”，弓力强劲，最高可达四十石，由壮士脚蹬腰引，射程可达400米。

　　汉文帝曾说李广“生不逢时”，果然一语成谶。李广前后与匈奴作战40多年，却始终不得封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以花甲之年随大将军卫青最后一次远征匈奴。李广所部因迷路未能按时抵达，竟羞愤自刎，临死前李广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李广的从弟——李家唯一因军功封侯的李蔡因为冲犯汉景帝陵园而自杀。李广的儿子李敢从小随李广出征，骁勇过人。父亲之死使他迁怒于卫青，以至于击伤卫青。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借天子的围猎之机，一箭射死李敢。率领数百骑兵横贯匈奴数万大军的郎中令李敢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自己人的暗箭之下。李广另一个儿子李当户曾经揍过汉武帝的男宠韩嫣，青年即亡故，他留下一个遗腹子叫李陵。

　　班固的《汉书》中说：李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刘彻派男宠李延年的兄长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与匈奴作战。当时李陵“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汉武帝在未央宫武台殿召见李陵时李陵主动请缨：“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他甚至夸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刘彻在狐疑中命李陵出征：“毋骑予汝(我不会给你配备哪怕一骑一马)！”。

　　天汉二年秋，李陵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海(今额济纳)，带着光荣与悲壮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一个月后李陵在浚稽山(今阿尔泰山)与单于的三万骑兵遭遇，随即展开了一场相持近十日的血战。对于这场大战，《汉书》和《资治通鉴》都有详细描述：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三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这种远距离狙击的连弩是箭矢连有绳索的强弩，也可以说是弩炮。

　　在汉军的强弩之下，匈奴以数万之众伤兵损将，只好打算撤走。这时汉军中有人投降匈奴，透露了汉军箭尽无援的危局。于是匈奴分两翼对李陵合围。李陵率汉军一边打一边南撤，一日之内射出了50万只箭。

　　箭用尽了，汉军也已折损过半，最后被匈奴堵在一个山口。李陵哀叹说：“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如果再给我们每人几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

　　半夜，李陵下令击鼓突围，然鼓破不能发声。李陵率十余人越岭南逃，身上只剩下短兵器，被潮水般的匈奴骑兵围追生擒。李陵道：“我已无面目报陛下！”遂降。突围逃回汉朝者仅400余人。

　　当我们今天重温这段两千年前的历史时，仍会感到热血沸腾。这不是耻辱而是悲壮。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丝毫不逊色于斯巴达300勇士的温泉关战役。一个失败的英雄依然是英雄。李陵以5000名装备了强弓硬弩的“荆楚勇士”深入匈奴腹地，与超过自己10多倍的匈奴骑兵相持10天，转战千里，杀敌近万，直至最后箭尽被俘，从中可见李陵的“强弩”对缺少重甲的匈奴“控弦之士”具有多么“恐怖”的杀伤力。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在兵器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陵与李牧相距150年，铁器时代的到来使汉弩的威力更加强大。因为孤立无援，敌众我寡，李陵虽败犹荣。可怕的汉弩竟然使步兵可以对强势的骑兵展开屠杀，技术的优势在这个细节上改变了历史的成见，更复杂更强大的弩完全弥补了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身体劣势。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致力于发展技术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以装备了领先战争机器的大量庸众来对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精英骑兵。

　　从边境传来李陵被困的消息后，刘彻“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不久，又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刘彻下令将李陵灭其三族，李陵的老母、妻子、子女和兄弟尽皆伏诛。李家原本世代忠良，现在却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结局，“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李陵初到匈奴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不为汉朝容忍的李陵在匈奴却得到了单于的礼遇，不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还封李陵为右校王。汉昭帝即位后，任立政借出使匈奴劝李陵回归。李陵说：“吾已胡服矣！”任立政仍苦劝，李陵叹道：“归易耳，恐再辱，奈何！丈夫不能再辱。”祖国乃父母之邦，从刘彻杀掉李陵全族的那一刻起，李陵就已经无家可归。

　　李陵以五千步下弩兵力敌匈奴八万骁勇骑兵，坚持十余日，不可谓不是奇迹，更不可谓不尽力，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实现其“吾不死，非壮士也”的诺言。“擐甲执兵，固即死也”，这就是中国军人无法逃避的命运。与西方的骑士传统不同，中国从来不会承认失败的英雄，更不会原谅一个投降的战俘，烈士节女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人性困惑的悲剧。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踏上沙场，如同离开弓弦的箭，你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折戟沉沙，你只能死掉，不能活着。并非中国人不懂生命的价值，只因为这不合乎权力的逻辑——对专制权力来说，不能为它所用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比起礼教帝国对军人的残酷来，“野蛮”的匈奴对李陵苏武可谓仁厚之至。李陵曾在北海(贝加尔湖)对苏武抱怨刘彻“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他也曾质问汉使：“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

　　李陵给苏武送行时起舞作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歌罢，李陵泣下数行。1000多年后，辛弃疾为此写下一曲沉郁悲壮的《贺新郎》：“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生，还是死？这个哈姆雷特的抉择对每一个军人的困惑。李陵的命运其实早已经被注定，他只是权力手中一枚被遗弃的棋子。正如同电影《集结号》，他在前方浴血奋战，后方的权力却在等着他战死，他手中握住的命运只有死亡。在权力眼里，军人即等于出让生命，每一次战斗都须以性命作抵押，对败将来说，“活着”就是罪过。张承志在《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投降后，长安几乎所有人都唾弃他，只有太史令司马迁勇敢地为其辩护：“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积也，有国士之风。且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司马迁的同情与良心使刘彻龙颜大怒：为“汉奸”辩护者亦是“汉奸”。无辜的司马迁因言获罪，竟被处以极其羞辱的腐刑。 腐刑固然痛苦，但耻辱更甚，司马迁几度欲自尽，但他终于在一个极其不堪的命运下坚强地活了下来，在狱中完成50多万字的历史巨著《史记》。

　　在《史记》中，关于李陵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百字，而就这几百字却常常令人不忍卒读。后世出土的敦煌卷子中，有《李陵变文》和《苏武李陵执别词》等若干说唱剧本，证明唐五代民间对英雄李陵的怀念。在历史面前，人的命运常常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和不可捉摸。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李陵真的还有几十支箭，他就可以逃出生天；如果李陵当时战死，他就可以落个“烈士”美名……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没有李陵，也许就不会有《史记》。800年后，骑射传家的李氏家族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盛唐帝国，那时有一个伟大的诗人从遥远的北方飘然而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他的名字叫李白，据传系李陵二十三世孙。

　　从李广到李陵，匈奴为大汉帝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司马迁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从《史记》到《汉书》，200年后的班固时代终于让匈奴成为历史的绝唱。东汉建武后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永元元年(公元89)，车骑将军窦宪遣精骑万余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和金微山。“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这是中国史籍对北匈奴的最后一次记载。

　　事实上，此次战役引发了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300多年后，在罗马史籍中，一支陌生的游牧部落浩浩荡荡漫过欧亚平原，自东向西跨过伏尔加河、顿河和多瑙河，进入欧洲东部，“一路扫荡破坏所遇到的一切”。“上帝之鞭”阿提拉令罗马基督徒闻之色变，他们的马镫与弓箭让西方世界天翻地覆，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欧洲人将他们称为Huns，读音既像汉语的“匈奴”，也像汉语的“胡”。许多历史学家包括伟大的吉本都认为Huns就是北匈奴人的后裔。阿提拉帝国崩溃后，善于骑射的匈奴人驻留匈牙利，成为东罗马帝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匈奴远遁造成北方的真空，东胡的鲜卑族遂乘虚而入，对南匈奴形成新的压力，南匈奴等胡族因之迁长城内，最终酿成改变中国的“五胡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