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的年龄（鲁迅多大逝世）

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之死，日本医生误诊加鲁迅自身原因导致

鲁迅说过，在下雪的早晨，吐两口血，由丫鬟扶着，去看梅花，是至好的享受。只是鲁迅没成想“一向很少生病的他”，这一次，真的永远离我们而去。泪目。

鲁迅先生死于自发性心胸，而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去世的时候才55岁，非常令人惋惜！鲁迅的地位，只看毛泽东的评价足矣，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地位如此之高，死的却如此蹊跷，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有何秘密？

据当时及后来医学界专家说，鲁迅当时的病情虽严重，但是还是可以医治的，关键就在于把他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治疗及时的话，鲁迅可以多活五六年，至少可以活到60岁；如果治疗不及时，鲁迅最多活半年。而长期给鲁迅治疗的日本医生须藤却存在误诊，说并无积水，在诊治鲁迅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鲁迅死后，治丧委员会要须藤写一份治疗报告。他虽然写了，但与实际治疗并不相符，后来须藤就不知去向了。

一、鲁迅到底有没有患慢性支气管炎、胃病？

须藤医生长期给鲁迅治病是按照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那么鲁迅有没有这两种病？有。据《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10月至12月，记载了鲁迅数次“腹痛”、“胃痛”的经历。10月12日“夜腹忽大痛良久，殊不知其何故”，13日“腹仍微痛”，11月9日“夜半腹痛”，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2月5日，医生“云气管支及胃均有疾”，6日则“觉胃痛渐平，但颇无力”。因此须藤医生给鲁迅治疗这两种病也可以说对，但须藤却存在明显的误诊现象。

二、鲁迅病情的时间脉络

1936年1月3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腋肩及肋均大痛。第二天去了医院医治，这以后病情时好时坏。3月2日下午骤患气喘，鲁迅就请熟识的日本医生须藤来诊治。此后须藤医生每天来给鲁迅打针，鲁迅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3月8日，鲁迅又突然又发低烧。3月31日，共产党人冯雪峰打电话找茅盾，商讨之后，茅盾又打电话给友好人士史沫特莱女士，托她找医生。史沫特莱请来了当时在上海的美国肺科专家邓肯医生，该医生检查了鲁迅的肺部后，说了两个字：严重！他对鲁迅的家人和朋友们说：恐怕过不了这个年。但这位美国医生又说：最好住院治疗，或是转地疗养，如果治疗的好，可以多活五六年，甚至可以再活2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有住院治疗，也没有转地疗养。从1936年6月5日起，鲁迅身体日渐委顿，起坐都有些困难。

为了查清病情，家人和同事们于1936年6月15日把鲁迅送到当时的上海福民医院拍了张胸部X光片。1936年10月初，鲁迅病情有些好转，10月8日他还去了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并和青年木刻家黄新桥、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人座谈合影。10月17日下午，胡风等人陪同鲁迅到内山书店闲谈，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来了，鲁迅还要周建人替他找房子，想搬家。但没成想18日凌晨，鲁迅气喘不止，病情急剧恶化。鲁迅费了很大力气写了便条给内山完造：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了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落款是” L 拜 十月十八日”便条写得很吃力，字也有些歪斜，这是鲁迅在世写的最后的文字。

须藤医生来了以后，就给鲁迅打了针，但不见效。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说完便与世长辞。

三、鲁迅到底死于何病

为了查清鲁迅之死的真相，1984年2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了9个医院23名专家召开“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结论是：“根据病史摘录及1936年6月15日后前位X线胸片，一致诊断为：一是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二是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三是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根据鲁迅逝世前26小时的病情记录，大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这份诊断书领衔签名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放射科教授荣独山。

2006年4月，鲁迅之子周海婴又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对同一张X线胸片再次审读，书面诊断如下：“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左侧的第七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

结论：鲁迅先生之死的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疱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面死亡。这种科学结论，终于揭开了长达48年的鲁迅死因之”谜”。

四、须藤何许人

须藤，全名须藤五百三，日本冈山县下原村人。1897年毕业于冈山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后作为日本陆军军医辗转于北京及台北等地；后在日本国内善通寺预备病院和姬路卫戍病院等处工作，还以军医身份任朝鲜总督府黄海道(海州)慈惠医院院长。1918年退伍以后来到弟弟做生意的上海开设“须藤医院”，后成为内山书店同仁以及鲁迅一家的主治医生。到上世纪30年代跟鲁迅交往时，他已是一个有三十多年行医经历，有相当地位的老医师了。同时他还是军人团体“上海在乡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团体是主战的。

早在1933年的时候，鲁迅的好朋友内山推荐须藤给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看病，因为周海婴从小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特别是哮喘厉害，顺便鲁迅身体不好的时候，也给鲁迅看病。鲁迅在后来得了肺结核且出现严重症状的时候，须藤在诊治鲁迅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从没有提到鲁迅的主要病症是肺结核，甚至连怀疑、诊察化验也没做！美国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鲁迅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突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咯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没有针对鲁迅的病情，做积极的治疗，用药方面也未见变换，甚至于没有建议养病，连一个医生最起码的劝告义务都没履行。因此我们怀疑须藤医疗技术水平不行，存在误诊。

图为内山完造和鲁迅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这么信任须藤呢？

第一，须藤医生是由他非常好的朋友内山所推荐。内山，全名内山完造，汉名邬其山，是旅居中国上海的日本商人，主要经营内山书店，是鲁迅先生的挚友，创办了教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日本语学校，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在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蔑视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内山完造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平等、和善，一点都没有当时日本人的自以高人一等的态度，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位好人、中国人的朋友。内山推荐的医生，自然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第二，须藤给鲁迅儿子周海婴治疗的效果非常不错，可以说除了须藤医生外，别人给周海婴治疗效果都不好，并且在鲁迅病重之前，治疗时间就已长达三年半，次数有150多次，这就慢慢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进一步信任。第三，鲁迅把须藤当成了好朋友，还经常互相请客吃饭，赠送礼物等，已然超出平常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所以鲁迅才如此的信任须藤，对于邓肯医生的建议，貌似也不是很信任。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建议改由美国医生治疗，鲁迅仍属意须藤。直到去世，都是须藤看的病。

鲁迅去世后，鲁迅夫人许广平从须藤的治疗报告中看到，须藤把肺积水的诊断时间提前了个多月，并不符合当时实情。此外，许广平说须藤用的是激素类针剂，是日本产品，用后病人表面症状消失，自我感觉畅快，但事实上却是令病情蔓延了。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之死有须藤误诊之错。

鲁迅之死，自己也有过失之处。在抽烟这个事情上，有些任性。

鲁迅21岁抽烟，每天至少要抽3包，醒着时基本是烟不离手。他抽了35年烟，烟瘾又这么大，那个年代的香烟没有过滤嘴，对肺的损伤更大。

鲁迅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后，经常咳血，呼吸困难。医生一再要求他不能再抽烟，但鲁迅管不住自己，经常一边抽烟一边剧烈地咳嗽，医生只好反复规劝“丢掉香烟吧。”他才把烟扔掉。

鲁迅去世后，上海有人怀疑是须藤害死了鲁迅，理由是这位须藤是日本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这个团体是主战的。怀疑归怀疑，但至今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是须藤故意谋害先生。

鲁迅先生走了这么多年，但我们依旧怀念他，他是真正有骨气的人。诸位觉得呢？欢迎关注。

您好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本名周树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后改字豫才，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绍兴人，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山巨匠，亦是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主要成就包括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思想和社会评论、学术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诗、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和木刻版画的研究，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蜚声海外，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界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韩国文学评论家金良守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与日本著名的“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齐名。鲁迅更被誉为中国的“民族魂”。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荐的沈钧儒、李公朴二人。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出丧前一天（10月21日）下午16时，覆盖灵柩用的绸幛和出丧的乐队还没有准备好，沈钧儒嘱咐当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的姚士彦马上去办理：“绸幛应该怎样，乐队应该怎样，原都应由治丧委员会决定，现在来不及了，你一定去办好”，务必于第二天上午九时前办好。姚士彦决定用大幅白绸幛，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黑色大字。于是，立马就去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店赶制。绸幛送到治丧委员会后，沈钧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认为非常恰当，其他治丧委员们也都认为很合适。

1936年10月21日下午，参加鲁迅葬仪的送葬队伍，从徐家汇一直排到虹桥万国公墓。鲁迅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到达万国公墓墓地时，现场人山人海，约两万人。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立在高台上，由蔡元培、宋庆龄先后致悼辞后，沈钧儒讲话，他激动地说：“高尔基前几个月死了，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这个，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万国殡仪馆启灵（抬了鲁迅先生的灵柩放入墓穴）时的抬棺人共12人，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李尧棠﹙巴金﹚、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遗嘱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第5条交代幼儿周海婴“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