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夏朝建立在河南境内（夏朝不在河南而在安徽）

你指的是【夏王朝都城】吧，如果说夏朝，那夏朝不止在河南，还在陕西、山西、河北等等。我觉得夏王朝都城就是在河南，并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二里头遗址，目前，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也已更名为【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了。不过感觉并不能说就是实证二里头就是夏都吧，目前反对的人似乎也挺多的。

前几天看到说，在当今300个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171个，姓氏词典中的汉族姓有约五千个，起源于河南的有2000个。河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不一般。

而且，商王朝历经17代，31王，都城有毫（今河南郑州）——嚣（今郑州荥阳）——相（今河南安阳市）——庇（今河南武陟县）——奄（今山东曲阜），最后是盘庚迁殷，就是今天的安阳殷墟。

• 商王朝都城分布

我已经在图上标记了都城的大概位置，除了山东的，其它都在图上了。可以看出，其实每次迁都的范围都不很大。而且最终也是回到了河南。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看夏王朝的都城分布的话，可以推测出，夏王朝的都城应该也在河南。

夏王朝也经历过迁都。夏王朝历经17代。夏禹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后迁往的都城有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内）——斟鄂（今河南偃师）——原（今河南省济源市）——老丘（今河南省开封）——西河（今河南安阳地区），最后是又回到了斟鄂，也就是偃师。

• 夏王朝都城分布

你会发现，夏王朝都城都在河南境内。商王朝迁都的选址虽然中途有迁到河南省外，但是后面终究还是会迁回河南。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最初建立的地方就是在河南的某个地方，我们现代人也一样，很多人百年之后都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因为那是我们的根。

而且根据后面的朝代，你也会发现，迁都的选址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曾经哪里辉煌过，在经历劫难或王朝没落后，无论之前怎么迁都，这个时候，曾经繁荣过的地方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么看的话，偃师的二里头也是有些符合这个逻辑的。

而且就二里头遗址来看，虽然说它是夏都城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是目前也是最有可能是夏都城的遗址了。我觉得吧，作为普通人，也不用瞎研究，捡专家们现成的研究结果就行了。第一，我们没有去考古发掘的第一现场，你也没有参与挖掘。第二，我们接收到的相关材料也是有限的。第三，对于一般人来说，你可能看到了某个观点，或是某句话觉得，有些反对目前公布的结果。但是，要知道，你看到的，学者们就未必没有看到。不过，有质疑也是好的。我觉得题主的这个问题真的提的挺好的。

结语：

最后再说一下吧，抛开二里头不说，从我们目前受其影响来说，从夏商等王朝迁都的规律来说，我还是觉得夏都城就在河南省。

我是阿斗，喜欢阅读，喜欢逛博物馆。欢迎关注我！

大家好，本人是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博士，长期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和夏商周三代考古。

首先表明我的观点：河南的二里头应该是夏朝晚期的遗址，而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头应该在西北地区。接下来将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在这里强调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仅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来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华文明“中原起源说”逐渐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所谓的“中原起源说”曾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该论点认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示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可能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正视西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两篇重量级的学术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一篇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的《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两位学者根据长期的考古发掘结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核心区域完全衰败了下去，而“燕辽—北方长城沿线—西北—川西北”这一地区则迅速崛起，率先发展为青铜文明，并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诞生。

由于这一地区看起来像一弯新月，所以张弛教授将其称为“半月形地带”。而李旻教授则将这一区域称为“高地龙山社会”，因为其包括了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部。笔者在这里将这两个概念综合一下，称之为“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二里头是商朝之前的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其控制范围以洛阳盆地为核心东到河南中部、西到陕西关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达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辐射范围则更广。按照中国传世典籍的记载，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么二里头极可能就是夏。

二里头（夏）广域王权国家的范围

不过夏朝的起止年代约为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遗址，那么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里呢？

上述两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的核心元素几乎全部来自于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例如冶金和青铜铸造、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传统、以牛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和三牲祭祀、文字、兽骨占卜、由青铜乐器与石磬所组成的礼乐祭祀等等，这些文化的雏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出现，随后进入中原，通过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的传承，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

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比殷商甲骨文早五六百年，为其直接祖先

也就是说夏朝的早期遗址和文化源头就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或者说在西北高原。目前来说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遗址和石茆遗址，这两个遗址一个位于山西、一个位于陕北。两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兴建于距今4300年左右，活跃期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而这个时间段刚好对应史书上的尧舜禹三代。

陕北的石茆遗址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大的城市遗址，面积达到了惊人的425万平方米。整个古城的建设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城防技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显示当时巨型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如果对应古籍的记载那么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华夏部族联盟。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石茆位于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结合历代典籍中关于大禹出自西羌的论述，石茆极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则可能是尧的都城。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最后陶寺被石茆所征服，这又与典籍记载的夏启用暴力推翻华夏联盟的禅让制度，确立家天下的世袭统治相符合。

第二，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要看其贵族文化，而非底层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时期遗址出土的炊具皆为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陶鬲，而二里头的炊具则既有中原当地的深腹罐、又有来自西北的花边罐、还有来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各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不能说其源头是西北。笔者认为这一个非常大的逻辑错误，因为炊具这类东西属于底层平民文化，靠这个是无法判断这个政权是由什么人建立的。

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金帐汗国，那么我们会得出该国是由白种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错误结论。因为斯拉夫人是金帐汗国统治下普通民众，他们的人口占绝对多数。但是实际情况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为黄种的蒙古人，他们征服了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建立了蒙古金帐汗国。以平民文化是无法正确推导出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来源的。

所以在追寻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时，我们所要依靠的是对其贵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这类日用器皿。

确定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后来看二里头，那么结果就非常明显了，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二里头政权是由来自西北的青铜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为祭祀，依靠的是青铜礼器；“戎”即为征战，依靠的是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二里头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区的大规模青铜冶炼开始于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头早四五百年。

关于二里头贵族文化来源，笔者想以下面一个实际案例来分析。

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拍品：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着幽绿的光泽，传递出神秘而悠远气韵。齐家文化分布于西北甘青地区，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件文物是台北宇珍国际艺术有限公司于2008年购自瑞典韦斯特罗斯市。齐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并命名的，所以这件文物很可能是当年安特生发掘所得。

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再来看看这个精美的器物，其制作工艺应该是先用青铜铸造出圆角收腰状的牌体，然后在其上镶嵌大小不一的绿松石片。

很明显青铜牌上有一个神兽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对圆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纹样。绿松石片轻薄细致，打磨光洁，排列紧密。牌饰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对称环钮。这是一件集铸铜、辗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的复杂艺术品，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饰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甘肃天水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个类似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此件文物保存情况不如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绿松石片已经脱落，不过两者的整体造型几乎如出一辙。

甘肃天水博物馆藏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可以看到这件青铜牌上也有一个嘴向前突出的神兽，而在其上半部同样有一个像羊角一样的纹样。

其实这种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光在西北的齐家文化有发现，它更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头遗址从1959年发掘至今，已先后四次出土了青铜牌饰，数量要多于齐家文化，而且其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美。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在纹样方面比齐家文化青铜牌更加复杂，而且整体造型设计更加精致，可以看到制作工艺的明显进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器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初期比较粗糙，时间越往后越精致。所以齐家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应该是此类器物发展初期的状态，而二里头的青铜牌则是其成熟期的状态。

从考古文化断代来看也能说明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的年代要早于二里头的同类文物。齐家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应该是对齐家文化相关器物的继承和发展。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出现青铜牌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是齐家人仿制的二里头器物。能够对这种观点提供支持的依据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属于第二期偏晚，时间大概为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齐家文化的最晚期为距今3600年，两者有那么几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齐家受到二里头的影响。

不过今年一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2018年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后基本就可以把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为二里头同类器物仿制品的论点给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石茆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位置发现了三十余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纹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在石茆遗址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发现的石雕

这件石雕作品的中间是神人头像，其两侧为两个十分像龙的身体修长的神兽，在石雕左右末端则是半张神面。让人惊讶的是这神兽的造型居然和嵌绿松石青铜牌上的神兽纹极其相似，几乎如出一辙。

石茆遗址石雕上的神兽纹（左）、二里头青铜牌上的神兽纹（中）、齐家文化青铜牌上的神兽纹（右）

石茆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确早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兽纹的出土有力证明了二里头青铜牌是支流，西北的齐家和石茆才是源头。其实中国的青铜制作技术就是起源于西北地区的，所以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可能来自别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二里头的一个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绿松石龙形器。日本学者认为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该件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 。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让人惊讶的是今年公布的2018年石峁新发现石雕中，有一件上有双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头绿松石龙极其相似。由于年代早了几百年，可以判断它就是绿松石龙形器的祖形。

在石茆遗址皇城台的“大台基”发现的双蛇浮雕

石茆蛇形浮雕（左）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右）的对比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

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都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反复出现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兽面铜牌组合……从民族学角度来看，铜铃、贝胄、鼓、圆铜牌（铜镜）是北亚萨满巫师常用的饰物与法器。

北方的萨满巫师

二里头贵族墓葬出土的铜铃和玉铃舌，为萨满巫师的法器

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所体现的是北方萨满文化，这明确给我们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来自何方。

另外还有一个民俗学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与上古三代的联系。从二里头、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来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爱绿松石这种装饰物，但是在后来的朝代中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继承。

二里头官营作坊区出土的大量绿松石成品

而目前在中国还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样酷爱绿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酷爱绿松石饰品的藏族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在二里头的出土文物中，出现了大量十字形装饰纹样。但是这个十字形纹样在之后的朝代也没有得到继承。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方钺上用绿松石镶嵌出十几个十字纹

二里头嵌绿松石圆铜器的X光照片，上面布满十字纹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爱十字纹，无论是建筑还是纺织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纹。

藏族传统纺织品氆氇上的十字纹和二里头嵌绿松石圆铜器上的十字纹一模一样

先秦时期制定的华夏衣冠礼仪中规定皇帝在正式场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国除了汉族，只有藏族同样拥有十二旒冕冠。

《历代帝王图》中的皇帝十二旒冕冠（左）与藏族传统服饰中的十二旒冕冠（右）

为什么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这么多联系？很简单，因为藏族的祖先和华夏集团同样出自西北地区，有共同的起源，这也是汉语和藏语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原因。学者推论两个族群大概在四千年前分离，一支东迁进入中原，一支西迁进入青藏高原，而这差不多就是夏代。这也是为什么藏语中对汉人这个词的发音为“夏人”。

其实以上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无论是炎黄神话，还是大禹出自西羌的传说，无论是讲述周穆王西游的《穆天子传》，还是流传千年的昆仑神话，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广袤的西北大地。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帮助我们正本清源而已。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记得关注我@天可汗文化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私信我，愿意与大家分析更多历史文化类的资讯。

感谢题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个提问已经有39个回答，其中有一部分回答已经比较专业。但是，这些回答更多都是在从文献或者考古角度来入手的，而对夏研究中带有方向性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中国先秦史的年代框架是否可信并未涉及。而从题主的提问来看，似乎也确实是在这方面产生了困惑。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三星堆和先秦史，特别是对夏这个部分用力较深的研究者，在这里我也乐意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以供大家参考，并欢迎大家评论。

题主问题：方向错了？夏朝会不会本就不在河南？

笔者答案：目前夏研究确实存在方向性的问题，比如对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年代框架是否可信缺少讨论。在这个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谈论夏朝在不在河南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一、关注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的缘起

　　（一）笔者对先秦史的研究，始于对三星堆这个考古文化的探索。由于在研究中发现《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的古蜀传说与中原的早期传说有很强的对应性，故笔者由此开始关注先秦史的年代框架。

　　古蜀和中原两地传说的这种强烈对应性，其实很早就为学者所注意。比如，童书业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中就认为，古蜀的杜宇就是大禹；鳖灵就是鲧。丁山《禹平水土本事考》把古蜀传说与中原传说进行了更广泛的比较，也得出类似观点。他说：

　　所谓开明者，名同于启；所谓杜主者，即社主之字别，而杜宇之宇，音复同于禹。余谓禹生石纽神话，即由“望帝以汶山为牲畜”故事演成，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亦演自止雨神话。故开明，《海内南经》又谓之夏后启。……杜宇教民务农，而《论语》亦称禹尝躬稼；禹凿龙门，而《水经注》亦传杜宇凿巫峡（《江水》）；杜宇禅位开明而《史》传禹传位子启。杜宇与禹，开明与启，名义既同，事迹所传，又复一致，是则杜宇历史不得谓非禹所分化，巴蜀遗民亦不得谓非夏后子孙。

　　（二）我们知道，目前我国学者在运用历史文献对考古文化进行判断时所依靠的都是《史记》的历史年代框架。然而，笔者在研究先秦史年代框架时发现，大量的先秦文献在《史记》的年代框架下无法解释。比如：

　　（1）《史记》的夏政权是以大禹或者说是以启为开端的，而先秦文献《竹书纪年》则是以黄帝为夏政权开端的。

　　（2）《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说：从后稷至周文王共为十五代，以目前学术界通常采用的每代为25年计，则十五代为370年。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则后稷脱离虞夏集团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400年。众所周知，夏商周断代工程小组根据《史记》体系确定的夏代纪年始于公元前2070年，二者相差极大，无法折衷。

　　（3）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先祖季连以盘庚孙女妣隹为妇，其孙为鬻熊。以《楚世家》里楚武王所说，鬻熊为文王师，这从时代来说是合适的。但按《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来说，二者相差的年代至少有800年，同样无法折衷。

　　（4）据《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儒效篇》等记载，飞廉是商纣王时期的大臣。而《墨子·耕柱》却说飞廉与夏后开同时，这在《史记》的历史体系同样无法解释。

　　其余类似的文献，笔者在发布的文章（如《一误两千年》、《夏与商周并行论》等）多有论及，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关注古史微的头条账号，这里不再一一细举。

　　（三）在《史记》的历史年代框架之下，目前已经发现的大量重要的青铜考古文化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比如三星堆、金沙、盘龙城、新干大洋洲、城固洋县铜器群等。

　　（四）在《史记》的历史年代框架之下，西部大量的少数民族早期历史是怎么样的，几乎都找不到研究的切入点。

　　（五）我国的早期文化与印度文化存在大量的偶合现象，比如二者具有类似的夷夏观念、共同的原始宇宙观（可见江晓原等人的研究）、类似的二十八宿（可见李约瑟研究）、中国道教和印度密教也有许多相似性，这些内容因何而生，在《史记》的历史年代框架下同样无法得到解释。笔者曾在《从新疆考古来谈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中谈中印之间类似的夷夏观念这个部分，其内容大致如下：

　　梵语文献把印度次大陆分为五天竺，其中的中天竺被称为Madhya-deśa，佛典多译为“中国”；此外，梵语也称中天竺为Ārya-deśa，佛典译为“圣方”，其义与“华夏”类同。另外，梵语里与Madhya-deśa相对应的词为Para-deśa，其义与《禹贡》的“荒服”、《大戴礼记》的“大远”，《说文》的“淫辟”相近；与Ārya相对应的字为anārya，义为贱和不洁；或为Mleccha，义为野蛮人，这些内容与汉语文献中的夷夏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二、笔者所提出的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

　　综合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笔者在多年的研究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先秦年代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把早期概括为夏与唐虞并行，晚期概括为夏与商周并行，并另有夏分三段、殷分商唐二段之说。具体的内容笔者不在这里细谈。这里就简单说一下笔者夏分三段的观点。

　　所谓的三段，第一段笔者称为黄帝之夏，考古文化包括石峁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可能是石峁遗址；第二段称为虞夏联盟之夏，王都是三星堆遗址；第三段为后杼复国之夏，王都是金沙遗址。

结论：

　　科学的概念和可靠的年代框架，是历史研究的两大基础。本文是仅就年代框架而言的，实际上，在研究先秦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量的古代概念亦需重新定义。显然，概念和年代框架的重新定义，造成的结果必然就是逻辑点的偏移，从而使传统历史体系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要去确定夏朝是不是在河南，那也只能等到年代框架重新被确定之后才可以得到结论；否则，那就只能是一个伪命题。

　　最后，我们顺便说下二里头。对夏研究比较关注的读者都知道，目前我国学者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文化的声音比较强，甚至一些学者说二里头就是夏都斟寻，但是这种意见难以自圆自说。二里头的最新考古报告显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735-前1530年，就算是放在司马迁的年代框架之下，那也既不好解释夏王桀存在的时间，也让《竹书纪年》所说的“太康居斟寻”不好落地。更何况，从《左传》、《史记》本身的记载来看，斟寻也只是夏政权的一个氏族部落名称，并不是夏都名称。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亦有文章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

　　我是头条作者古史微，以三星堆和先秦史研究为主，欢迎大家关注，并对本文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