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才子徐文长为何杀死“后妇”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写道：“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指胡宗宪)所以饵王(直)、徐(海)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尹守衡《明史窃》说：“渭亦有才略，善谈兵。海寇引倭寇深入，渭从宗宪出观海，窥贼垒，因上书曰……宗宪亲履戎行，捐巨万金行间，竟歼群寇，从渭画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说：“文长知兵，好奇计，少保(胡宗宪)饵王(直)、徐(海)诸虏，用间钩致，皆与密议。”

　　除掉王直、徐海，是胡宗宪引以为自傲的事功，其间充满着阴谋诡计。胡宗宪利用同乡关系，招安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商王直，把他的母亲从金华监狱释放，派人前往日本游说。王直企盼朝廷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使走私贸易合法化，决意归顺。胡宗宪又派人拿着王直养子王�E的书信，诱降徐海，徐海以为王直已经归顺，自己也想“内附”。孰料，胡宗宪策动徐海和同伙陈东内讧，然后乘其不备，发兵围困，迫使徐海投水而死。王直投降后，胡宗宪抛弃先前的承诺，把他斩首于杭州官巷口闹市。这就是“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的大致情况，徐渭从头至尾参与了“密议”。后来胡宗宪瘐死狱中，徐渭以为是“用吾言而死”，其实不然。

　　嘉靖四十一年，监察官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十大罪状，皇帝下旨罢去四省总督之职，把他逮捕到北京。但突然出尔反尔，又下达圣旨说： 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从担任御史至今，所有官职都是朕亲自提升的，“今却加罪，后来谁与我任事？”结果是无罪释放，回家“闲住”。到了皇帝的“万寿节”，在家闲住的胡宗宪向皇帝进献“秘术”(房中术)十四种，龙颜大悦，想再度起用他。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及其党羽罗龙文被处死刑，御史查抄罗龙文家产，查获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内容是他遭到弹劾时，竟然忘乎所以地自己草拟“圣旨”，请罗龙文转交严世蕃，作为内阁“票拟”发出。新任内阁首辅徐阶指示言官弹劾他“不法蔽辜”。胡宗宪再次被捕，自知难逃一死，在监狱中服药自杀。

　　胡宗宪的死，对徐渭震动极大，他担心受到牵连，神经错乱而发狂，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陶望龄《山人徐渭传》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引巨锥��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愤懑欲自决。”他是真心想死，正如他自己所说：“私念生平国士，我无过胡公，公用吾言而死，吾当以死报公地下。”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决意自杀，为自己写了《墓志铭》，谈到自我了断的缘由： 人谓： 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众所周知，幕僚与长官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甚至是雇佣关系，幕僚没有必要为长官殉死。胡宗宪瘐死狱中，徐渭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剧烈，竟然发狂，用巨锥刺耳，击碎肾囊，杀死妻子。为何如此反常？对于“公用吾言而死”，耿耿于怀，极其内疚，又是为什么？其中的内幕已不可知，后人只能推测。唯一可能的解释，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是由他起草的。由于此类文稿极为机密，不可能在他的文集中留下痕迹，只是推论而已。

　　因为杀死“后妇”(第二任妻子)，被捕入狱，他四十六岁至五十二岁(隆庆元年至万历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从他自己撰写的年谱(《畸谱》)得到印证。《徐文长逸稿》附录《畸谱》一卷，其实是一个极为简略的大事年表，其中写道：

　　四十五岁，病易，丁��(音zì，意刺入)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

　　四十七岁至五十二岁，狱。

　　五十三岁，除释，某归。

　　这段生活可以看作他的幕僚生涯的延伸，宣府巡抚邀请他入幕，他旋即辞归，与这种阴影大有关系。此后他的行事，在旁人看来颇有些怪诞，正如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所说：“既出狱，日闭门与数狎者饮噱，而深恶诸富贵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见者皆不得也，人多以是怪恨之”；“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人墨客，文长皆奴而叱之，耻不与交”。联系到他的佯狂与入狱，这些表现便可以理解了。

　　从五十二岁到七十三岁，他终于回归不受任何拘束，率性自由的日子，使他的文学艺术登上了高峰。袁宏道的评论是最有说服力的：“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鸟鱼，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推崇的语气几乎无以复加，还不忘补充一句：“晚岁诗文益奇。”确实，徐文长的诗文成就是在晚年形成的。他用一个“奇”字来概括其特色：“文长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按袁中郎的说法，文长的诗第一，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而文长自己的排序稍异：“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究竟是书第一，还是诗第一，已经无关宏旨。值得探究的是，倘若胡宗宪不倒，倘若徐渭的幕僚生涯持续到晚年，一直专注于起草官样文章，是否还会有如此高的诗文书画成就？这恐怕是个很大的疑问。胡宗宪之死，徐渭因祸得福，使他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色，率性而为，终成大家。

　　陶望龄《山人徐渭传》篇末，有一段评论写得很好，兹�录于下，以飨读者： 陶望龄曰： 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最善，后则文长。自古业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务观者鲜矣，况文长乎！文长负才，不能谨饰节目，然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以成其为文长者而已。中被诟辱，老而病废，名不出于乡党，然其才力所诣，质诸古人，传于来祀，有必不可废者。秋潦缩，源泉见，彼�Y喧泛滥者须臾耳，安能与文长争修短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