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英国伦敦1851世博会上中国事儿

    上海世博会在绚丽的焰火中拉开了帷幕，在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翻开记录了中国人参与世博会历程的《伦敦新闻画报》，不禁令人百感交集。因为这份画报中的图像和文字承载着中华民族太多追求世界大同的美好梦想，也记载了中国人无尽的屈辱、惊奇、失望、骄傲、卧薪尝胆和扬眉吐气。这里有许多故事我们未曾听说，有无数回忆值得我们去发掘。

    ■伦敦唐人馆

    中国人成为活展品

    在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举办之前，英国人对于中国的直观印象主要是来自伦敦海德公园角一个叫做“唐人馆”的私人收藏。虽然英国当时已经跟中国打过了一场鸦片战争，但是英军并没有深入到中国内地，甚至连作为大清国唯一开放口岸的广州城的城门还没有跨进去，《南京条约》也是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汉华丽号”英国军舰上签订的。

    “唐人馆”始建于1842年，这是一个具有中国元素的长方形建筑，宽约17米，长约70多米，展出有关中国的藏品1000多件。该收藏的拥有者是一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20年的美国商人内森·邓恩(Nathan Dunn，1782-1844)。邓恩反对鸦片贸易，并认为如果能让西方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就可以有效地中止鸦片贸易。他回国后，将自己于1818-1831年间在广州收集的1000多件中国物品在美国费城举办了一个展览。三年之后，他为了扩大影响，将展览转移到了伦敦的海德公园角。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参观这一展览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于是乎人们便趋之若鹜地前来参观。可惜的是，邓恩1844年去世时并没有留下足够的钱来维持“唐人馆”的运行。为了募集经费，继任的馆长不得不带着展品去英国各地巡展。1849年，一部分展品在爱丁堡附近的一次列车出轨事件中被损毁。剩下的展品于1851年12月被拍卖。

    “唐人馆”虽然为真实反映中国社会现状而努力，但仍然受到了诸多制约。有时候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和文化偏见，对于某些展品的介绍显得荒诞可笑。例如1844年7月6日的《伦敦新闻画报》(第5卷，第114号，第12页)对于清军水勇有如下的报道：

    海德公园角的“唐人馆”刚刚增添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藏品。这个直接从中国收到的藏品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水勇”，据信这是带到英国来的唯一标本。这个水勇坐在一个猪皮筏子上，手里拿着三叉戟等武器。在最近的英中交战之前，他被认为是跟英国水兵旗鼓相当的对手，但现在我们怀疑中国人一定是对用这些可怜的武器来抵抗那些惯于做“水上霸王”的英国人而沾沾自喜，而这对于一个拥有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这现代三项最重要发明或发现的民族来说是极不相称的。但有人认为，这种“水勇”也许在和平时期用于内陆湖的捕鱼更为合适。

    应该解释的是，“水勇”所乘坐的“马”是一个充了气的猪皮筏子。他一手拿着火绳手枪，另一只手里的三叉戟上套有铁环，他就是通过摇晃三叉戟所发出的声音来吓唬“蛮夷”。水勇的身上穿着普通中式服装，裤腿卷到了大腿之上(图①)。

    从插图来看，坐在猪皮筏子上的年轻人，除了梳有一条辫子外，其帽子式样、穿着打扮，以及手中所拿的武器，几乎没有一样能符合清军水勇的特点。就连他所乘坐的猪皮筏子，形状像是一个充气的猪膀胱，被说成是水勇的运载工具，恐怕也是一种误解。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中国人十分罕见，因此少数几个来到伦敦的中国人往往会被当作猴子一般，带到海德公园角的唐人馆作为活展品，供人仔细端详。1845年11月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有以下的报道：

    在伦敦奈茨布里奇(即海德公园角)举办的“唐人馆”里来了一对很有趣的陈列品，即“阿兴”和“阿友”这两位中国青年。他们大约是在八个月之前乘坐“英格尔伍德号”轮船到达利物浦的。那条船的船长不幸在那次航行过程中去世。人们相信那位船长原本是为了想让这两位青年在英国受教育，并最终通过他们跟中国人进行谈判，从而使自己也能获得好处。他俩此前一直住在利物浦，直到本次中国展览馆的主办人兰登先生最近安排他俩在伦敦暂时居住了下来。他俩都非常聪明，并且都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由于都是出生于小商人家庭，他们跟广州的上流社会也保持着广泛的社会关系。目前他俩的英语已经讲得差强人意(图②)。

    顺便说一句，郭亚成和陈亚裔这两个名字至今仍未被列入任何一本有关中国留学史的论著之中。

    ■伦敦世博会

    开幕式上的中国嘉宾

    1851年5月1日至10月11日，伦敦举办了“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以显示处于工业革命巅峰状态的英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雄厚实力。这通常被认为是首届世博会。这次博览会的重点在于展示英国在工业方面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这次世博会的14000件展品为后来英国两个著名的博物馆，即1852年成立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1853年成立的坎星顿科学技术博物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维多利亚女王的邀请，有十几个国家积极参与了这次博览会。大清政府并不在这些受邀国家之列，但是在表现博览会开幕式的那张油画中却分明有一位身穿朝服的满清官员在场(图③)，而且还有一位英国画家专门为这位名叫“希生”的受邀嘉宾画了一张肖像画(图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伦敦新闻画报》上的两篇文章(1847年5月1日，第261号，第284页；1848年4月1日，第310号，第220、222页)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原来这件事跟“耆英号”兵船远航英国有关。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水军领教了英军的“船坚炮利”，于是在战后用经过改进的新式兵船更换了在战争中被证明是操作笨拙、行驶迟缓的旧式兵船。英军方面千方百计想要了解这些新式兵船的秘密所在，有几位英国人经过各种艰难曲折，乔装打扮混入了广州城，买通了一位当地的官员，以后者的名义买下了一艘相当于最高等级新式兵船的平底帆船，并将其秘密地运到了香港。大清律法严禁将中国船只售予外国人和擅自驶出公海，违者问斩。

    这艘被命名为“耆英号”的大船载重量在700吨至800吨之间，船体长160英尺，宽33英尺，船舱深度为16英尺。它是用最好的楠木建造的，船板靠楔子和榫子来固定，而非用肋骨将它们钉在一起。船上有三根用铁木制成的桅杆，主桅杆是一根巨大的木柱，高达90英尺，木柱底部与甲板连接处的周长有10英尺。船上的帆用的是厚实的编席，用一根粗大的、用藤条编织起来的绳子来升降，主帆几乎重达9吨。船上携带三个巨大的船锚，船舵重达7吨以上，可以由位于艉楼上的两个轱辘随时吊起来。

    1846年12月6日上午，“耆英号”在欢送的礼炮声中从香港出发，驶向公海。船上有30名中国人和12名英国人，还有名义上作为船主的那位满清前官员。这位名叫希生的“广东老爷”后来在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开幕式上被奉为上宾，并且在众多介绍世博会历史的文章中被视为神秘人物，但是笔者以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出卖了国家利益。

    “耆英号”原来计划直航伦敦，但由于遇上了逆风和海流，它偏离了航向，等船员们发现时，它已经接近了美洲大陆。由于食品和饮水的短缺，船长凯利特临时决定将船驶向纽约，于是它便在一大群编队船只的陪同和礼炮声中缓缓驶入了纽约港口。由于它是第一艘跨越大洋来到新大陆的中国船，所以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好奇心。在纽约短期逗留的日子里，每天都有七八千人登船参观。“耆英号”一下子就闻名遐迩，成为了头条新闻。    在访问了波士顿之后，“耆英号”于1847年2月17日出发前往伦敦，并于3月15日抵达了泽西岛的圣奥宾海湾。这个速度甚至比美国的定期邮轮还要快。抵达伦敦之后，这艘船就停靠在东印度公司的码头上(图⑤)，供人参观。因为这艘船除了其构造与欧洲船只完全不同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交谊厅(图⑥)，那儿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贴有图案漂亮的墙纸，墙上挂满了卷轴的字画，还有许多形状和大小各异、用不同材料做成的灯笼，灯笼架上精雕细琢，并因镀金而显得富丽堂皇。房间里还有各种家具、雕像和古董。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也在威尔士亲王、公主和普鲁士王子的陪同下参观了这艘帆船。在船长的陪同下，皇室成员们参观了该船的交谊厅和艉楼。女王在艉楼上接受了成千上万名围观者雷鸣般的欢呼。女王在离开之前向凯利特船长表示她从参观中得到了极大乐趣。

    为了表达谢意，以及出于大英帝国的实际利益，维多利亚女王邀请“耆英号”名义上的船主、名叫“希生”的广州老爷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开幕仪式。

    ■女王的邀请

    鼓励敢于蔑视大清律法的中国人


    1851年8月30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还有另外一篇短文，报道维多利亚女王邀请香港一位士绅钟阿泰及其女眷进入皇家邸宅奥斯本厅做客(图⑦)。之所以会给后者如此殊荣，是为了表彰钟阿泰敢于蔑视大清律法，大胆地带女眷前来英国参观伦敦世博会。

    有学者认为钟阿泰(Chung A-tai)应是指“琼阿德”或携带“荣记湖丝”前来参加伦敦世博会的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徐荣村。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韦氏拼音中的“Chung”发音为“钟”，而非“琼”；“tai”为“泰”或“戴”，而非“德”。

    更重要的是，报道中明确地告诉我们，钟阿泰一家是于当年2月20日离开香港，并于8月10日在英国登陆，而且他们来伦敦的目的是“参观”世博会，关于这一点他们已于“上周六如愿以偿”。假如是要在5月1日开幕的世博会上参展的话，钟先生不应该2月20日才离开香港，也不应该带一大家子的女眷来，尤其是不可能在“上周六”这一天之内“如愿以偿”，卖光十二捆的“荣记湖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