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何禁男妓：宜断其钻刺之根 兼塞其迎送之路

　　——道学兴起对男风的排斥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

　　唐人对男风的态度，大抵是不提倡不支持不鼓励。

　　我们在前文说过汉代的宫廷已经出现女同性恋者，到了唐朝，由于国泰民安，宫女越进越多，据《新唐书·宦者上》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

　　如果按当时人口比例换算，则全中国平均每600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宫女。可见白居易所谓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并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反而是大大地低估了。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除了清朝规定宫女一旦年满22岁即可出宫，准其择配之外，其他王朝都将宫女禁闭至老死。偶尔的例外无非是久旱不雨，皇帝才大发慈悲，将宫女放出以求得阴阳感应之效。

　　深锁深宫的寂寞愁苦，往往成为文人笔下动人的辞章。元稹的《行宫》中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则写道：“……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可是宫女的性寂寞与性苦闷又岂是诗词可以安抚的？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逃离这“见不得人的所在”。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宫，随同出游的一批宫女便“皆淫奔而不返”。

　　但这种机会有如中奖，不可能人人都那么幸运，因此多数宫女只能在默默忍受的同时，寻找其他方面的慰藉，不是和太监结成“对食”或“菜户”，便是用手或工具进行自慰，而最普遍的还是发展成女同性恋者。古人称女同性恋为“磨镜”，并非是将阴户视为镜子，而是女同性恋者亲热时，身体相近似，彼此互为影像，有如镜中之人，相切相磋。或者一人女扮男装，在腰间系一假阳具和对方进行交合。

　　每个文明形态可以说都有从性放纵收紧为性禁锢的过程，而性禁锢到了极限，则道德规范因干预个人私生活空间太多，变成虚伪的教条，沦为摆设。这从世人对男风态度的演变也可管窥一斑。以华夏文明为例，进入宋朝，性禁锢风潮兴起，然而到了明末则出现一次强而有力的反弹。

　　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说把华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进入公共道德空间，成为法律之外的无形绳索，使得私人空间再无自由可言。因此明代谢肇�J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五代至北宋人陶谷撰著的《清异录》就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随着整个社会对男色活动的自觉抵制，政府也开始介入其中，对男风充斥的现象进行打击，陈师道写的《萍洲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显见从事男色活动是公认的非法行为了。

　　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阳具切掉，再把肛门堵上。

　　不过山高皇帝远，京城法网严密，但其他地区的男色色情业放纵如旧，以至于周密在《癸辛杂识》感慨地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

　　相较于宋朝对同性恋者的管制，与之对峙的北方政权则相对宽纵，在某些时期，妃嫔与侍女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甚至是公开的。比如《金史·海陵纪》载：“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

　　宫中有一位厨娘三娘看不惯阿里虎的作风，向海陵帝告密。不料海陵帝自身就是一荒淫之主，哈哈一笑不以为意。

　　——宋代妇女的地位

　　在宋代的人情风气之下，社会舆论要求女子守节的远远少于要求改嫁的。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女性的形象也不是“天然”的，而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以某些人群为主导、出于某些目的、经由某些过程而刻意建构起来的。

　　现代人似乎都认为，由于宋儒万恶的口号，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整个宋代的妇女都掉入了无比黑暗的深渊。

　　事实上呢？读者知道我肯定要说并非如此了。然而，我的说法是有依据，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只是根据几句口号就望文生义、信口开河。

　　确实，当文明高度发展之后，整个社会的形态往往会出现向男性和男性家族为中心的倾斜。甚至有些女人死后，其墓志上写的都是某人妻、某人母，而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这当然是最坏的情况了。

　　而另一种情况呢，则是对女子进行最强烈的精神禁锢。在这一点上，不论西方东方都一样，莫过于对女人强加以各种各样的贞节观念了。

　　但是从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所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宋代妇女的贞节观和唐代妇女没有什么不同，依旧是守节和再嫁并存。

　　先说再嫁。有人要说了，不对啊，就以北宋九朝而论，公主共80人，但是再嫁的寥寥无几。这是因为除徽宗34女外，其他46位公主有23位未嫁而卒，而剩下的还有几个出家为尼，又有十几位下嫁公主者很早就去世，所以宋代公主再嫁的确实很少。

　　到了南宋，仅有7位公主，而出嫁的只有理宗一女，其他诸公主没结婚就去世了。所以呢，要讨论宋代妇女的再嫁问题，像唐代一样列举公主再嫁的人数比例就有点行不通了。

　　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宋史·宗室传》上的记载：

　　汝南王允让曾奏：“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

　　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以上，即许为婚姻。熙宁十年(1077年)，诏宗妇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追夺而乞与后夫者，降一等。未几又诏宗女不得嫁曾娶人者，再适不用此法。

　　贵为皇族宗亲的女子们作为天下的表率，应该在夫丧之后守节。但是在当时的“人情”的影响下，却屡屡做出了调整。

　　而关于民间的妇女改嫁，最能反映出社会态度的，则是元�v年间苏东坡给朝廷上的一道奏章，这道奏章的题目是《乞改居丧婚娶条状》。苏东坡在上面说：

　　臣伏以人子居父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嫁娶要有适时从宜者矣，然不立居丧婚娶之法，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去上条，稍正礼俗。

　　这道奏章最终被朝廷批准通过，使得贫困妇女的守丧期一下子从二十五月(三年)改为三个月(百日)，而男子则依旧要遵行三年之守，在三年之内不得娶妻。可以说，这是对妇女权益的极度重视了。而即便是这“百日之丧”，如果有的妇女因为贫困而不能坚持，朝廷也没有追究。南宋理宗时期汇集法律判决文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便记载了一名叫阿常的妇女，不到百日之内“自钱而徐，自徐而张，至于三矣”的事例。

　　同样是这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其中还有很多宋代妇女改嫁的案例：

　　徐氏乃陈师言之继妻……师言死，徐氏自将夫业分作五分……今既不能守志，而自出嫁与陈嘉谋，则是不为陈师言之妻矣。□(卷九《已出嫁母卖其子物业》)

　　徐二初娶阿蔡为妻，亲生一女六五娘，再娶阿冯，无子，阿冯带来前夫陈十三之子，名陈百四。□(卷九《鼓诱寡妇盗卖夫家业》)

　　叶四有妻阿邵，不能供养，自写立休书、钱领及画手模，将阿邵嫁与吕元五。□(卷九《婚嫁皆违条法》)

　　总之，妇女再嫁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在士大夫阶层中，妇女改嫁也是比比皆是，比如倡导妇女守节的程颐自己作为一族之长，也没有禁制住自己家中的侄媳改嫁。又如以主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而名垂青史的丞相苏颂在的妹妹，先嫁给一个叫做吕昌绪的人，三年之后守寡，又过了四年，再改嫁给另外一个人。

　　当然，在这里我也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会因为宋代妇女改嫁现象的普遍就得出结论，认为宋代的社会风气是不在乎守节。其实，从整个主流文化来说，宋代社会还是倾向于褒奖贞节的。

　　如宋人郑獬所写的《崔夫人墓志铭》中的崔氏，“初归大名孙君，君……气义喜侠，尽耗其家赀，夫人未尝靳一毫，及孙君卒，夫人孤居益贫，挈二稚儿入京师，依姨氏，久之，姨又卒，夫人抚二儿以泣曰：‘吾不忍儿之无以毓也’，乃再归于高密赵君”。这位崔氏呢，最初是有守节的打算的，但是因为家境的窘迫不得不改嫁。这里作者语气平缓，并没有任何指责的意味，但是也未做太多的评论。

　　而沈与求的《朱夫人墓志铭》中的湖州朱氏，嫁给“同里潘侯师仲……潘侯卒时，夫人盛年，既终丧，宜改适，夫人闻之恸绝，自誓弗许……遂嫠居三十年”。沈与求就评价说：“夫人志节终始，凛凛乎不可夺，烈丈夫有愧焉。”

　　总体而言，在宋代的人情风气之下，社会舆论要求女子守节的远远少于要求改嫁的，就算是女子本人坚持守节，也常被家人所左右，父母所夺志。

　　那么这里读者就有疑问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宋代女子守节的还有那么多呢？我个人觉得，这属于一种惯性，一种文化上的惯性。自从进入父权社会之后，男尊女卑的思想经过多年的层积，它已经变成一种类似风俗的东西，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人的思维意识里头了。

　　男尊女卑在现代看来当然是不合理、要不得的坏思想，但是在古代则不然。仅仅以战争而论，强而有力的男性显然更有优势；而从整个古代社会分工而言，女性的地位不高也有其自然的因素存在。我们当然不能说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合理的，但是，在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下，男尊女卑确也是自然而然、无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在下面，我还要花点时间谈一谈宋儒眼中的女性地位，希望读者原谅我的唠叨。

　　——唐代与宋代的女性哪个地位更高

　　妓女的地位提高了，所受的歧视也就少了，所以能够出席很多大型的社会活动。

　　关于宋代女性的地位问题，我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有个朋友问我，宋代与唐代相比，到底哪个朝代的女性更幸福一些？

　　首先要说的是，宋代和唐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它再也不是个贵族社会了，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市民社会。打个比方说吧，宋朝的宰相完全可以和普通市民在同一个澡堂子里洗澡，而在唐朝，嘿嘿，这事连想都不要去想。

　　市民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政府对民间的事情干预和管制不多。而在贵族社会，比如汉代，几个老百姓聚在一起喝酒都是违法的，在不是国家的节日里吃肉也是违法的。唐代的情况虽然好了很多，但是从唐律里还是可以发现，政府实在管得太宽了，而且所有的法律基本上都是为贵族量身定做的。比如对妾的地位，唐律规定：“妾乃贱流”，“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就是说在家庭之中，倘若将妾升为妻，两口子都要被判刑一年半。并且不要以为服完刑就完事了，没完，两口子还要被迫离异。总之，妾就是妾，永远是贱流，永远是下等人。

　　下等人永远是下等人，很自然的，上等人就永远是上等人，贵族就永远是贵族了。除此以外，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法律条款还有奴婢“当色令相配偶”。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奴仆婢女只能和奴仆婢女通婚，不光自己要一辈子做奴，连自己的子子孙孙也要世世代代地“奴”下去。与此相反，到了宋代的《天圣令》，这些法律都被废弃了。

　　如果这还不能算是最能体现宋代女性地位提高的直接证据，那么我们就再谈谈妓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吧。

　　在唐代，官吏公然狎娼，官妓、营妓的命运尤其悲惨，根据律法，有时候长官杀害营妓也是无罪。但在宋代就行不通了，宋朝龚明之所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宋朝)，必以罪闻矣！”从这条就可以看出，妓女的命运已然和前代完全不同了，即便是官妓，也不是官老爷随便就可以玩的。

　　妓女的地位提高了，所受的歧视也就少了，所以能够出席很多大型的社会活动。《梦粱录》上说：“及顾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车行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可见民间结婚风俗仪式乐于请妓女们庆贺，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现在很多人迷恋所谓盛唐，抨击宋代太弱了，这其实是不了解历史的表现。大唐之盛其实不到一百年，其他的时间，中央完全被藩镇耍着玩，其间老百姓所受的苦，简直是无边无际。盛唐论者最喜欢提版图疆域问题，但真论起实际控制的地盘，唐朝是完全不能和两宋相比较的。

　　这些年来，宋代的弱被过分强调了，而它的强总是被忽略，这实在是不应该啊。其实一个社会强大与否往往取决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地位是否平等，而所有平等之中，最基本的则是男女平等。那么在宋代，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宋代人对母亲的尊敬。我们不妨先从帝王之家说起，因为在古代，帝王之家的所作所为，即便是最微小的变动，也会对民间产生长久而持续的影响。

　　宋代是历史上太后垂帘听政最多的一个朝代。北宋从真宗刘后垂帘开始，先后垂帘的有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而南宋则有宁宗杨后、理宗谢后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宗高后，她秉政期间，历神宗、哲宗两朝，因其对国家的贡献巨大，以至于被誉为“女中尧舜”。这可是以前各代的女主从未享有的称誉，即使是自立为帝的武则天，也没能在史书赢得这样的评价。

　　总之，宋代的垂帘听政可谓是成为了一种传统。由于有这么多女后秉政，所以宋代同情女性、理解女性，对女性以独立人格、主体价值的认识和人道的关怀，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普遍思潮。我们可以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天圣八年(1030年)戊辰条的记载，看到这些女后们在保护女性地位的努力：“戚里有殴妻致死更赦事发者。太后怒曰：‘夫妇齐体，奈何殴致死耶？’……”

　　帝王之家如此，那士大夫之家的情形便大可想见了。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的名句，以及专门写出来悼念和怀念已亡母亲的文章，在宋之前凤毛麟角，而在宋代则是比比皆是了。

　　尊母当然可以解释为封建家长制在宋代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不过这一发展显然对女性地位的提高很有利。那么母权高涨是不是意味着女权也能相应成正比地提高呢？下这样的结论可能就比较冒险了。我个人觉得吧，女性地位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她社会地位的提高，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往往取决于女性对家庭财产的处置权和支配权，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女性则必然要有自己的独立职业。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详细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