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灭亡的重要原因：西方货币战争引起经济危机

    明朝“市场化”的问题
    农出粟而使之输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输粟，则开中之弊法也。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
    –王夫之
    白银依赖进口是明清两代最为突出的问题。
    其实，白银一旦不再是交换的媒介，成为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波动的商品，它就脱离了货币的性质，成为积累和掠夺财富的工具，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货币一旦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炒卖，货币供应的不稳定，虽然会使得炒家们利用其得利，但也会使得定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而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金融问题，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为什么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如果纠缠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里，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监钩心斗角的鸡零狗碎中，就势必看不到500年历史的基本脉络，那样，我们的历史研究，就与靠议论皇帝家事治天下的“道学家”们没有什么不同了。
    当然，白银的进口和外向型的经济，确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比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社会学家黄宗智有一个观察，以此来反驳历史上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我们要了解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究竟怎样，其实从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穿棉衣了，–这就说明了当时棉花和棉布生产的市场化，如何导致了棉布价格的下降。
    其实，与当前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一样，明代市场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通过出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但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资源的竞争，必然要造成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中、西（班牙）两大帝国间围绕着菲律宾问题的对抗。随着中国商人把贸易据点建立在马尼拉，甚至随着大帆船贸易把中国商城办到了墨西哥，中国商人与西班牙商人的纠纷日益扩大，其实，西班牙人在16世纪后期占领菲律宾的吕宋的时候，当时在吕宋定居的闽浙中国人已经有好几万人了。
    1602年（万历三十年），有闽商阎应龙等人，向朝廷汇报说吕宋机易山有金银矿，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明朝廷当时正在国内四处开发金银矿，闻讯遂即命福建地方抓紧办理，福建于是派员往吕宋勘察，中国的探矿之举引起西班牙当局妒忌，两方争执遂起，华侨卷入其中。次年，冲突激化，有25000名华侨在冲突中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福建、澳门和广州。
    与此同时，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又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而当时的明朝廷鉴于对日海上战争刚刚结束，不愿再战，特别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西班牙白银的进口，所以不敢对自己的“主要货币供应国”动武，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对西班牙“议罪以闻”（用今天的话就是“表示强烈抗议”）应付过去了事。
    第二个问题：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特别是：农产品的过度市场化，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更可能造成、加剧粮食危机，明代乃至清代，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生产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最终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在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

    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但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粮食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

    1640年，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换取货币，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由于要用银两来完国家赋税和地租，以及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当银粮比价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而国家又救助不力，那么粮贵钱贱的巨大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明代实行的租、役、贡一律交银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开中法以来，力图用货币来支配、调动一切资源的政策的延续，明中期只不过是将货币确定为银而已。

    但是，对于明王朝来说，银是通过出口资源和商品而换来的进口商品，既然作为货币的银本身也是“商品”，银的开采生产自然也要受到供给－需求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大致说来，当着白银进口初期，在银短缺的情况下，银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许多倍，不但进口、运输白银是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而且银贵物贱，拥有银的商人当然是很威风的；但是，随着银的大量开采、进口和转运，银的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了，银本身的价值越来越接近其本身，这时开采、出口和转运白银就越来越无利可图，而且银一多，物贵银贱的现象就出现了，物的价格自然会被白银市场人为抬高了，这个时候，甚至连拥有和转运银的商人也觉得吃亏了。

    而上述两面之外，最坏的一种可能性是：先是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造成银价下跌，于是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下白银开采和白银供应量逐步下降，随后白银供应量减少又导致白银缺乏、市场交易不畅–这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也就是明代中后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一方面是从国际上看，白银开采变得无利可图了，由于白银的开采量减少，而出口量更大幅度减少，从而造成白银缺乏，而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上看，则是白银抬高了物价，物资腾贵，于是：既缺少白银，同时又物价腾贵的危机动荡时代就到来了。

    明朝末年，王夫之（船山）等人其实已很痛切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粮食生产的货币化和市场化，造成的恶果是“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最终是“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最终必然导致粮食危机，结果是既缺钱又缺粮，农商两不利。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

    盐政开中之法，其名甚美，综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远，非通计理财之大法也。商之不可为农，犹农之不可以为商也。商其农，徒窳其农而贫之于商。农其商，徒困其商而要不可为农。开中者，将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怀土重迁者，商且悬重利以购之，则贪者舍先畴以趋远利，而中土之腴田芜矣。不则徒使商豢游惰之农，而出不能稗其入也。抑天下果有有余之农可募邪，则胡不官募之，而必假于商乎？农出粟而使之输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输粟，则开中之弊法也。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故行之未百年而叶淇得以挠之，商乃宁输数倍之金以丐免遥耕之苦，必然之势也。耕犹食也，莫之劝而自勤者也。强人以耕，殆犹夫强人以食，与不噎而哕者几何哉？此开中之不能久也。

    弘治时代，“开中法”已由“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商人从此也不再承担粮食转运的任务。这样，原本依靠商人转运粮食的体制也瓦解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商人因运粮无利而不为，乐得“纳银开中”换取盐引，而这就是将运粮交由商人的恶果，这也就是当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森所提出的那个重要理论：危机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    即在后一种条件下，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人们因为买不起粮食而导致饥荒，所以才会有富裕地区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弊”。

    这也就是说，明代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而国家失位造成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的市场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却加剧了农业危机。–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种桑、织布得到比种粮更多的现金，并以现金来完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这不过是从明代改革就暴露出来的深刻问题。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正好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并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通货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

    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终酿成了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其兴也白银，亡也白银

    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17世纪普遍的世界性危机”，发生于17世纪的30-40年代（与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同时）。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大明王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

    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一方面固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地由重农转向重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

    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外贸商品的白银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恒定不变，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日渐放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缓慢地发生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而这一刻终于在1630年到来时，布罗代尔这样说：“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

    通货紧缩导源于美洲的货币生产过剩。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走向低谷。亚当·斯密对这场危机这样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

    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结果是：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则是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

    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流入量也在减少，实际上，无论国内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于是，在中外互动的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加剧，各种危机集体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交困”，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再力图“有为”，却已经是完全无回天之力了。    事实上，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一样，在面对白银货币化时，都已经深刻注意到了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他们敏锐的论述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指出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明朝的衰亡，与将货币委之于白银进口最有关系–非常可惜的是，这些论述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注意。

    实际上，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只是对于各国打击的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是白银的最大进口国，必然会受到最为沉重的打击。大明王朝将国内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依赖于海外市场的供应，一方面固然能暂时缓解国内的“银荒”，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却忽视了白银依赖对于国家财政造成的潜在危机，而一旦货币危机爆发，这个时候再试图“废银”，妄图摆脱白银进口而重建国家主导的信用制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时的局面，已经是任何贤君明主均无法力挽狂澜了。

    当然，从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这一点当然是钱穆、傅孟真以来的“民国历史学家们”一直坚持的，也是至今一般教科书上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而我们不妨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起义和边患、“外寇”和“流寇”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明朝为什么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有为”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一朝崩溃了呢？可见这种表面化的解释是最无力的，–我们说：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

    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这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的“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大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将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金融的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安全。

    大明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动型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的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造成的。

    市场放任造成国家能力下降

    在这个意义上，彭慕兰甚至把明亡的教训，视为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缺位”，而将一切放任给“市场”的典型案例，并将其作为观察随后数百年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视点。他指出：

    政府的主要失败似乎一直是在其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这些失败可能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不过，它们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最有可能的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它们对政府合法地位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经济乃至现代使命中所获得的有限的成功。可能没有什么农民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极少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和对乡村的渗透是好事，农民在何种程度上关心国家防务的强大，其实也是有争议的。但对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的农民来说，这不可能是一件重中之重；实际上，中国农民对于征募活动一向抵触。

    而与之相比，防治“自然灾害”可能更接近大多数农民希望政府去做的事。并且，那些在中国以经济为核心的新的治国方略中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区域，农民成群结队地抛弃了政府，而最终使得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20世纪兴起的，同样是这样的力量。

    市场放任的政策造成粮食危机而国家又救灾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失位”。彭慕兰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的持续下降，并提示我们必须去追寻这种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真实原因所在–这毫无疑问是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正像本书前面所论述的，这种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三，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上述五种弊端，在明清约400年里竟均无大的改观，最终又造成了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7000名长途奔袭的海盗一举击溃，可见–那时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衰弱到了极点。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主干，是丧失土地的流民和小农，他们当然有平等主义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与李岩等心学的信徒们所信仰的良知自由学说，也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农民起义所追求的“平等”，却又终究流于流寇式的消费共同主义，即所谓“大碗吃酒肉，大块分金银”而已，他们没有从基层组织入手来建国的意志，更没有使中国摆脱500年来国家能力衰弱的思想见识，所以入京之后，就忙于敲诈勒索金银去了。而最为悲剧性的却是：明朝既亡，但中国于经济上却未摆脱市场的“高度平衡陷阱”，于政治方面也没有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起码对清朝来说，则是“哀之而不鉴之，复为后人哀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