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妃作秀：万历皇帝为何被迫封宫女之子为太子？

　　一、贵妃“作秀”

　　山人乐新炉散布飞语，在官场中划分君子与小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参与朝政、讥讽朝廷，被厂卫缉捕，“立枷”致死。但是，乐新炉虽然死了，飞语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而且，没过多久，口耳相传的飞语演变成了白纸黑字的“妖书”，在北京流传。

　　而“妖书”出笼的直接诱因，竟然是万历皇帝的红颜知己——皇贵妃郑氏的作秀。

　　郑贵妃的漂亮、聪明，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否则，以万历皇帝的酒色财气，不会几十年如一日地爱着这个女人。但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已经被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占据，此后的美女再美，也无法向她们发动挑战。这倒不是因为以后就没有美女，而是因为此后的美女没有演绎出像她们那样的大喜大悲的故事，也没有人用她们的名义编排出那么多真假难辨的传说。

　　但是，如果要在中国古代的皇后、皇贵妃中评选十大才女，郑贵妃应该具备参选的实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她留下的诗篇，但仅一篇短文，已经可以看出她的才学。只是她一不小心把才学用错了地方，给自己，给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带来了天大的麻烦，从而也使自己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女性之一。

　　万历二十三年，北京的书市出现了一套印制精美的图书，名为《闺范图说》。书一上市，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套书引起轰动，不仅仅因为此书的署名编者是当时享有清誉的刑部侍郎吕坤，更因为给此书作序的，是备受皇上宠爱的皇贵妃郑氏。

　　在《明史》中，吕坤的传是和海瑞的传放在同一卷的，可见人们对他的评价。五年前，也就是乐新炉制造飞语前后，吕坤任山西按察使，为了在辖区进行教化，就将历代贤后哲妃、贞妇烈女的事迹，一人一图、一图一事，编排成册，公开刊印，作为教育妇女知礼守节的读本。

　　嘉靖、万历时期，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教育已经十分普及，印书业也随之发达，适合各种人群、各种需要的普及读本层出不穷，关于保健养生的、关于道德教育的、关于男女爱情的、关于刑侦破案的，应有尽有。北京、南京，以及福建的建阳、江西的金溪，还有苏州、杭州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刻书作坊。连司礼监和都察院，也干起了印书的行当，表面上说是通过出好书引导社会积极向上，实际上却是为衙门和个人增加经济收入。

　　吕坤编写的这个《闺范图说》，本来也就是当时许许多多德育读本中的一种，是许许多多对妇女进行说教的读本中的一种，但由于吕坤名气大，又是正三品的山西按察使，所以这本书被一位有心人发现。

　　这位有心人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提督东厂司礼监太监陈矩。关于东厂和锦衣卫，我们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但诸位不要以为掌东厂的太监只是抓人、打人、杀人的特务头子，是五大三粗的屠夫，他们更重要的任务其实是收集情报、掌握舆论、了解社会治安状况，所以图书的发行理所当然在关注之内。而且，明朝的司礼监太监一般都是有文化的宦官，有些人的文化水准甚至不在某些内阁大学士之下。而按照明朝的制度，这个掌东厂的太监，通常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的第一人担任，可见不是寻常人物。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掌东厂太监陈矩在发现吕坤编撰的《闺范图说》之后，把它呈献给了万历皇帝。同样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万历皇帝将此书赐给了郑贵妃。

　　郑贵妃是万历皇帝的书友，见到这个《闺范图说》之后大加赞叹，称赞这套书通俗易懂，道理明白，是所有女人都应该读的好书。读了这套书，女人可以更加深明大义，知道如何孝敬公婆、如何侍候丈夫、如何教导子女，特别是如何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家庭、为家族、为地方、为国家而献身。

　　为了使这套《闺范图说》传播更广，让更多的妇女从中得到教育，郑贵妃“自出宫赀”，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其伯父郑承恩张罗，重新刊印。郑贵妃还亲自为这部书作序，并且增加了一些图例。可以想象得到，这套书的印制一__定十分精美，而定价也应该十分便宜，

　　这是可以不计成本做的事情。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奔走相告，大大促进了书的销量，据说是“朝士争购置案头”。《明史》、《明神宗实录》中，有多处记载郑贵妃作序一事。万历时期长住北京的世家子弟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中收录了郑贵妃这篇序的全文。

　　郑贵妃为《闺范图说》作序，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受万历皇帝的指使？是心血来潮，还是深思熟虑？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必定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鼓励。但到底是为了鼓励贵妃投身于社会教化工作，还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贵妃是个深明大义、聪明好学的贤内助，也不得而知。

　　但是，以皇贵妃的名义作序并印书，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这个序是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所作，或者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所作，一点问题都没有。事实上，李太后就以自己的名义编过《女鉴》。但郑贵妃为吕坤的书作序并出资印刷，这个问题就大了。

　　第一，有自我标榜之嫌。也许郑贵妃本人是实话实说，但在旁人看来，序中文字多属自我标榜。哪些文字呢？我们看看这个序的开始是怎么说的：“予赋性不敏，幼承母师之训，时诵诗书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圣母广嗣之恩，遂备九嫔之选。恪执巾栉，倚蒙帝眷，诞育三王，暨诸公主。”短短五六十个字，标榜了自己三件事情：一、标榜出身。说自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这种良好的教育是她母亲亲自为之，也就是说，不仅仅郑贵妃自己，

　　她的母亲也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否则，怎么教女儿？这是标榜自己的出身。二、标榜身份。说自己是当今皇上的合法贵妃，而且这个贵妃是经过皇太后挑选的。这是标榜自己的身份。三、标榜贡献。说自己为皇帝生了三个儿子和多个女儿，当然了不起，因为皇后是没有生育的。这是郑贵妃序中的第一个问题，自我标榜。

　　第二，有阴谋夺嫡之嫌。在明朝，以皇后的身份编书并且公开刊行的，就现在的资料看，只有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以太后的身份编书并且公开刊行的，只有嘉靖皇帝的母亲蒋太后、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值此皇储未立、国本未定的情况下，这位皇贵妃郑氏，竟然将自己作序的这个《闺范图说》，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和嘉靖蒋太后的《女训》相提并论，其张扬之态可见一斑。这不是在为自己母仪天下、为自己的儿子争夺皇储的地位做准备吗？这不是阴谋夺嫡又是什么？而她自我标榜的三条内容，都是晋位皇后的三项强有力的指标。

　　所以，郑贵妃作序印书，在当时的人看来，完全是在抢皇后的风头。用今天的流行语，是在“作秀”。但郑贵妃的这一次高调作秀，却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用一种错误的方式，犯了一个自己以及万历皇帝都会感到遗憾终生的错误。此后所发生的种种怪事，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在郑贵妃作秀的启发下发生的。

　　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在郑贵妃作序印书之后不久，有一位名叫戴士衡的吏科给事中立即上疏，抨击吕坤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包藏祸心”，请求尽快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以绝他人之望。戴士衡的这个奏疏把吕坤作为主要的抨击目标，而他的“以绝他人之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指郑贵妃和她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相对于戴士衡，南直隶全椒县知县樊玉衡的上疏，则明确指出郑贵妃作序印书是居心叵测，“将有他志”。一时之间，舆论汹汹，但万历皇

　　帝一概不予理睬。

　　正常的途径提意见没有效果，那就采用非正常途径。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一大特色。什么途径？乐新炉的途径，社会舆论的途径，飞语的途径。

　　贵妃的高调作秀，皇帝的装聋作哑，启发了有心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郑贵妃不是会给《闺范图说》作序吗？那我就作跋。序放在书的前面，跋则置于书的后面。以这个跋来攻你这个序。

　　万历二十六年秋，也就是皇贵妃作序印书之后的第三年，有人以“朱东吉”为名，为《闺范图说》作了一个跋。这个跋又名《忧危�f议》，洋洋千言，白纸黑字，在京师广为流传。这个《忧危�f议》其实是一份传播政治谣言的传单，也可以说是一个长篇飞语，所以被明廷定性为“妖书”。

　　这个名为《忧危�f议》的“妖书”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抨击了一群人。

　　第一，抨击编《闺范图说》的吕坤。说古往今来，贤后哲妃甚多，你吕坤为何就首选东汉明帝的皇后马氏？这个马氏贤德的事情多得很，所以死后谥号为“明德”，但你吕坤为何那么多的事迹不说，偏偏只说她由贵妃晋位皇后的事情？仅此一条，就可以看出吕坤编《闺范图说》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讨好皇帝和贵妃，为贵妃夺嫡制造张目吗？

　　第二，抨击为《闺范图说》作序的郑贵妃。说你郑贵妃作序重刊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在天下人面前亮相，在天下人面前作秀吗？不就是在天下人面前表现你有才华，你和东汉明帝的皇后马氏同样的贤德吗？你把皇后放在什么位置？这不是为自己做皇后、为儿子做太子做舆论准备吗？

　　第三，抨击一批在国本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官员。《忧危�f议》指名道姓地说，吕坤与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以及其他多个官员已经结成了同盟。这个同盟的宗旨，就是要干废长立幼的勾当，就是要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为太子。

　　有鉴于此，这个名为《忧危�f议》的“妖书”号召全体正直的官员和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揭穿、共同挫败郑贵妃的阴谋。

　　这可以说是自国本争议以来的十多年间，火力最为猛烈、影响最为深远的对郑贵妃的攻击。文官们有关国本的奏疏，只有皇帝看得到，只有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太监们看得到，如果皇帝“留中不发”，甚至内阁首辅也看不到。而这个“妖书”就不一样了，几天之间，全北京都知道了，几个月之间，可以传遍大明王朝的城市与乡村，甚至可能传到蒙古、朝鲜。这个影响太大了。

　　万历皇帝对这个“妖书”的出现极为恼怒，但锦衣卫和东厂却没有查到关于“妖书”炮制者的任何蛛丝马迹。“妖书”的作者署名是朱东吉，这是一个化名，谁也不知道这个朱东吉是谁。

　　万历皇帝只好“夜半传旨”，命厂卫逮捕并拷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及全椒知县樊玉衡，因为这两人在贵妃作序印书之后曾经首先跳出来，对贵妃进行攻击。以万历皇帝的聪明，他其实很清楚，戴士衡和樊玉衡二人与这个“妖书”不可能有关系，但他气不过这二人出风头，于是借着这个“妖书”的机会，将戴士衡“永戍”广西廉州，樊玉衡“永戍”广东雷州，另外有一批官员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

　　但处置归处置，却抵制不了“妖书”的巨大杀伤力。无论是内阁还是部院、科道，无论是外廷还是内廷，无论以前对国本的态度如何，在《忧危�f议》也就是这个“妖书”出现后，几乎都要求早日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以断贵妃的图谋，也免得人们再生怀疑，致使人心浮动。

　　这个“妖书”也对整个郑氏家族产生了强大的压迫力。郑贵妃再也没有了作秀的心情，她带着皇三子朱常洵，在万历皇帝面前哭诉不已。哭诉什么？可能是哭诉自己的善良好意受到歪曲，请求皇帝为她做主。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是郑氏家族实际的首脑，见到“妖书”之后 “大惧”，连夜进宫为自己辩解。还有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一再上疏，请求皇帝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对于郑贵妃和郑承恩的反应，万历皇帝可以理解，但郑国泰的上疏，则完全出乎万历皇帝的意料。大舅子，你这个时候来凑什么热闹？他下了一道谕旨给内阁说，关于立太子的问题，朕早说过自有主张，任何人不得再来骚扰，郑国泰此时上疏，是何道理？

　　这时的内阁首辅已经不是苏州的申时行，而是浙江宁波的沈一贯。沈一贯在给皇帝的答复中趁机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郑国泰此次虽然是违旨，却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谨慎和顾全大局，应该给予嘉奖。他又接着说：“国泰之意，一则欲阐扬皇妃之贤名，使无讹言；一则欲促使己家之福祥，使无后患。”(《明神宗实录》卷539)

　　内阁首辅沈一贯的这番话十分老到，他在暗示皇帝，也在暗示贵妃，立皇长子为太子，乃大势所趋。如果想要保全郑贵妃、保全郑氏家族，唯一的办法是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既断了郑氏的念想，也可以平息人们对郑氏的谴责。拖得越久，对郑氏越不利。当然，也许有一句话沈一贯不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皇上在世的时候固然可以保全郑氏，一旦皇上不在了，这郑氏还不像西汉时期的吕氏一样被人收拾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万历皇帝也没有办法。经过与朝臣的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也就是这个名为《忧危�f议》的“妖书”流传三年之后，万历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折腾万历皇帝、折腾明朝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

　　三、树欲静而风不止

　　但是，却尘埃未定。因为人们仍然在担心，担心郑贵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乃至皇帝本人，时刻都在谋求翻盘。因为在封朱常洛为太子的同时，还封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而这个福王一直赖在京师，不去封地洛阳。在一些地方，还时不时发现赞颂所谓“皇三太子”的碑刻。有人认为，这或许就是郑氏家族及其追随者在制造更换太子的“图谶”。

　　怎么办？“妖书”《忧危�f议》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所以，郑贵妃作秀的旧事重新被人拿出来说事。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内阁的一位大学士朱赓便诚惶诚恐地来到内阁的值房。这位朱赓是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十七年，因为母亲去世，时任礼部尚书的朱赓回乡守制，从此退居林下。但到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内阁员缺，六部的多位尚书翘首以待，但万历皇帝一概不用，命已经退出政坛十多年的朱赓入阁任职。耳根清净的朱赓早已厌烦仕途，打算安安静静度过晚年，所以一再推辞。但经不住圣旨一下再下，第二年的四月，年过古稀的朱赓万般无奈来到了北京。

　　才到北京一年多，一件看似完全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就找上门来。

　　原来这天天还没亮，家人就呈上一个小册子，说是门子一开门，便发现了它，不敢细看。朱赓开始或许并没有在意，因为这年头无奇不有，各种各样的传单时时会出现。但一看这个传单，朱赓不由得大吃一惊，脑子“轰”地炸开了，又是一篇政治谣言，一篇“妖书”，一篇关于国本的“妖书”。

　　这个“妖书”的题目是《国本攸关》，副题则是《续忧危�f议》。也就是说，这个“妖书”自称是郑贵妃作序的《闺范图说》的又一个跋，针对的还是郑贵妃的序。几年前的那个《忧危�f议》，作者用的是化名，叫朱东吉，是一份化名传单。如今的这个《续忧危�f议》，作者则是冒名，冒一个御史、一个给事中的名，是一份冒名传单，说明“妖书”的作者更加肆无忌惮。而且，不仅是朱赓的住处，在北京的部院大臣住处及各衙门，都发现了“妖书”。

　　那么，这个“妖书”说了些什么呢？

　　第一，虽然太子已经册立，但郑贵妃和她的同伙们人还在、心不死，抱团抱得更紧了，蠢蠢欲动，图谋更换太子。

　　第二，这个集团的核心共有十人，包括兵部尚书在内的四位高级文官和包括锦衣卫都督在内的四位高级武官，都是有名有姓。而更著名的是另外两位：一位是提督东厂司礼监太监陈矩，这是个能量通天的人物；还一位便是内阁大学士朱赓。

　　第三，这个朱赓其实没有什么本领，他退居林下十多年后还能以七十岁高龄进入内阁，只是因为他的这个姓名。姓“朱”，这是国姓，大明朝的皇帝就姓朱。更重要的是他的名，“赓”，朱赓的“赓”字和更换的“更”谐音，皇帝让朱赓入阁，就是暗喻要更换太子。

　　前面两条无疑是捕风捉影，最后一条更是牵强附会，但你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朱赓的入阁。比他资历深、比他年纪轻、比他更能干、比他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为何就选了这一个？

　　什么叫“妖书”？这就叫“妖书”，让你将信将疑，让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否则就不是“妖书”，就无法“妖言惑众”了。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万历皇帝本以为立了太子可以清静一些日子，没想到还是有人如此捣蛋，就命厂卫大索京师，必欲得此制造“妖书”之人。更严重的是，无论是乐新炉的飞语，还是这两次的“妖书”，都指名道姓地抨击一些官员，又指名道姓地褒扬一些官员，在官员之中进行列队、分类。这就造成了官员之间的互相猜测、互相怀疑，一些实权派的官员开始以追查“妖书”为由打击政敌。一时之间，人人自危。

　　幸亏此时有一位名叫�生光的山人落网，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派别斗争。

　　�生光是北直隶文安县县学的学生，但他并没有好好在县学读书，而是走南闯北，多次游历塞外，属于我们说到过的到处谋生的那一类山人。

　　《续忧危�f议》“妖书”案发生时，�生光因为造另一“妖书”，对郑贵妃的哥哥进行讹诈，被东厂拘捕。东厂的首领如获至宝，希望在�生光身上找到破案的契机，至少也得让他供出几个不顺眼的官员，置其于死地。但是没有想到，这位�生光虽然是个江湖骗子，却是一条真正的“光棍”，有一身铮铮铁骨。任凭东厂校尉软硬兼施、刑具用尽，�生光只承认自己讹诈了郑氏，虽死无怨，但决不诬陷他人。

　　于是案子僵在那里，移交给了北京的巡城御史。这位御史灵机一动，�生光的死罪是免不了的，不如趁机给他一个栽赃。栽什么赃？把《续忧危�f议》这个案子也栽在�生光身上，快速结案，以免株连多人。但是，如此大的案子，光靠一个巡城御史是担当不起的，甚至光靠刑部也担当不起。一旦皇帝问罪，一旦有人揭露出去，谁敢承担责任？

　　这个时候，不能不说到陈矩，就是那位提督东厂的司礼监太监陈矩。他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虽然是宦官，但在“妖书”问题的处理上，却表现得比士大夫、比内阁首辅更有担待，更加高风亮节。虽然他被“妖书”说成是郑氏阴谋集团的核心中的核心，却对几位可能被牵连的清流派领袖十分敬重，特别是对事态的发展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妖书”而滥及无辜。

　　巡城御史张冠李戴的栽赃方案提醒了陈矩。陈矩大喜，反正这个�生光是要死的，不如把所有的事情都堆在他身上。于是，都察院、刑部、东厂联合欺骗皇帝，说“妖书”案已经告破，一切都是这个名叫�生光的光棍在捣蛋，没有团伙、没有胁从。于是，�生光被处死，“妖书”案了结。

　　诸位可能又要问，这么简单就结了案？

　　世界上许多复杂的事情，其实是可以被人们简单地进行处理的。比如我们这一讲所说的由于郑贵妃的作秀而引发的连续两起“妖书”案。那么，那些心存报复的实权派官员就这样罢手了？不罢手怎么办？第一，陈矩的权威在这里，你得罪得起他？第二，你说�生光不是案主，那东厂撤出，你接着破案，你破得了吗？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第三，陈矩一个宦官，挺身而出保护文人，你科举出身的文官，敢继续残害同类吗？

　　世界上许多简单的事情，也可以被人们弄得很复杂。比如我们连续在说的这个国本问题。如果万历皇帝没有对郑贵妃那么偏爱，如果李太后对自己的宫女没有那么袒护，如果士大夫们能够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对皇帝多一些理解，这个事情也不至于折腾明朝二十年，而其后遗症更经久不息。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长时间没完没了地折腾，没完没了地翻来覆去，人心往往就在这没完没了的折腾、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中涣散。如果有人问我，明朝的灭亡从何时开始，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导致明朝灭亡的因素很多，但至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国本之争，是诸多因素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