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皇帝干傻事排行榜

雍正皇帝

　　皇帝也是人，也会干傻事。不同的是，皇帝犯傻，产生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中国古代，皇帝干的傻事可多了，小到白痴皇帝分不清楚春夏秋冬，封宠物狗为将军、宠物鹤为大夫，大到一个朝代厚待皇室成员，只要是男的都封王，子子孙孙都世袭，结果造成一个王爷生出几十个小王爷，朝廷一大半的收入要用来供养龙子龙孙们的吃喝拉撒。在这么多的傻事中，笔者根据愚蠢指数、搞笑指数和后果指数三项指标，推举出几件傻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供读者一笑。

　　第一件傻事是齐后主高纬打仗。

　　话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为了博美人一笑，被后世当笑话说了几千年。但是和南北朝时期的齐后主高纬比起来，周幽王的“幽默指数”明显要低得多。

　　高纬在位时期，北周和北齐激战争夺华北。双方主力在交界的平阳厮杀得难分难解。这是决定王朝命运的战役。不过，高纬才不管这些，他最宠爱冯淑妃，恨不得时时刻刻和她腻在一起。平阳城失陷的时候，他正在郊外和爱妃打猎。面对雪片一样飞来的告急文书，高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再围猎一圈，就去处理军务！

　　几个月后，高纬带着十万大军去收复平阳。齐军日夜不停地猛攻平阳城，又扔石头又挖地道，好不容易攻塌了一段城墙。齐军官兵欢呼起来，就要向缺口冲去。“停！”胜利在望之时，高纬突然下令停止攻城。因为如此有意义的、如此壮观的场景，怎么能不和爱妃一起经历呢？于是，高纬下令将冯淑妃请来，一起观看齐军攻进平阳城的胜利一幕。在后方，冯淑妃涂脂抹粉、轻移銮驾，赶到前线一看：守城的敌人早已经用木板、沙石把城墙缺口堵上了。爱妃非但没有看到胜利场景，在场的齐军官兵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维修城墙，却不能动弹，都认为高纬严重不靠谱。于是，齐军士气涣散，在平阳战役中惨败。北齐王朝也很快寿终正寝了–不然高纬就不会是“后主”了。

　　皇帝也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重情重爱是帝王的一项美德。但爱情是私事，战争是公事，皇帝的公私也要分明，切不可像高纬这样误国，最终也误人误己。高纬为了和爱妃一同见证胜利而中断战斗的事，愚蠢指数三颗星、搞笑指数三颗星、后果指数四颗星。

　　第二件傻事是梁武帝萧衍筑坝。

　　梁武帝萧衍信佛，不喜欢杀生，可又不得不和北方打仗。那怎么办？萧衍就希望以最少的鲜血来换取最大的胜利，最好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有人就向萧衍献策，说淮河下游的浮山地势很适合修筑大坝，可以筑坝抬高淮河水位，水灌北魏的军事重镇寿阳。萧衍欣然采纳，决定拦淮修筑“浮山堰”。“浮山堰国家工程”正式上马。

　　梁朝从江淮等地大肆征发民工，每4户出一人参加工程。此段淮河泥土松软，堵塞河道很不容易，砂石填下去就被水流冲走了。官府就用铁器堵塞河道，从后方征用了上千万斤的铁器，效果也不理想；又想到伐树做木笼，装上石头填埋河道，为此几乎砍光了淮南的树木。施工环境恶劣，监工催促又急，民工们不断因为劳累、饥饿、疾病而死。工地上随处可见尸体和奄奄一息的百姓。两年后，浮山堰终于建成。堰坝总长九里，高二十丈（三十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大坝。大坝抬高了上游水位，形成了一个方圆几百里的人工湖，相当壮观。

　　北魏重镇寿阳眼看就要被淹没了。萧衍太高兴了。不过，他忘了一个基本问题：打败怎么泄洪？奔腾的淮河不断来水，大坝上游一片汪洋，水面不断扩大，水位持续上涨，很快就和坝顶相平了。浮山堰出现险情，日益严重。萧衍想泄洪，都不来及了！

　　四个月以后，史上最大大坝–浮山堰轰然坍塌。坝垮之时，声响如雷，三百里内都可以听到。此段淮河及其下游的城镇、村落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被淹，数以十万计的百姓被奔腾的洪水冲入大海，酿成了人间悲剧。

　　而北魏军队，只是在洪水水位最高时，乘船到附近的八公山上躲避，等坝垮后整整齐齐地回到了寿阳，一根汗毛都没伤着。北魏统帅李平一开始就对萧衍的大坝工程不以为然：“异想天开！这坝肯定要垮，我们就等着看萧衍的洋相吧！”

　　浮山堰，是典型的领导一拍脑袋就上马的工程。皇帝的决策，没有真正的监督和论证，难免出笑话。不过萧衍的这个错误决策，玩得太大了。愚蠢指数四颗星，后果指数四颗星，没有搞笑指数，有的是后人对几十万无辜生命的哀悼！

　　第三件傻事是雍正皇帝出书。

　　雍正皇帝出的这本书，叫做《大义觉迷录》，洋洋洒洒四卷本。起因是湖南书生曾静，宣扬满族统治者是蛮夷、散布雍正皇帝的坏话，还指挥学生张熙去策动汉族总督岳钟琪继承祖先岳飞的“优秀品质”，起兵造反，驱逐蛮夷。岳钟琪被吓坏了，赶紧把曾静、张熙卖给雍正表忠心。这是个谋反的大案，雍正审定后，把自己论述此案的十道上谕、审讯词、曾张师徒二人的口供，以及曾静服软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写的“忏悔录”兼“马屁经”《归仁说》合编成书，就是《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都有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大块内容，第一是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雍正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说明满族人不是蛮夷，是中华正统；第二是论证雍正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曾静不是散布雍正的坏话吗？雍正觉得有必要来论证：“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雍正一一驳斥了上述十项指控。他说自己是天底下最孝顺、最善良、最慈爱的人，走路的时候都怕踩死一只蚂蚁、压坏一根小草，怎么可能干那些坏事呢？（原话是：“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雍正还说自己是清朝的柳下惠，坐怀不乱。（原话是：“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诸如此类等等，一反一正，配合起来看，内容相当劲爆。

　　雍正不仅公开出版这书，还下圣旨，要求各级官府、各级官吏人手一册，组织学习，认真体会；要求全国的学校，都要保存这本书，当做教材教导学生。哪个机关、哪所学校没有存书，哪个官吏没有认真学习这本书，都要“严办”。曾静、张熙被放了出去，当做反面教材到全国各地巡讲，说自己都散布了雍正的哪些“谣言”，再说雍正是多么圣明、多么慈祥的圣主明君，怎么会是谣传中的昏君呢！

　　这下可好，全国各地、官民上下，掀起了学习体会《大义觉迷录》的热潮！人们很自然地想：“原来满族人和广大汉族人一样，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正统啊？原来紫禁城里还有那么多劲爆新闻呢？原来皇上曾经那什么什么啊？”这本书起到了“启蒙”作用，促使人们去思考华夷之辩和统治合法性问题。

　　现代舆情传播规律来说：谣言最需要的，就是传播途径！雍正恰恰给攻击清朝和自己的谣言，提供了传播的扩音器！全天下人都捧着这本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奇书热议。雍正此事愚蠢指数四颗星、搞笑指数五颗星、后果指数五颗星。

　　雍正的儿子乾隆觉得老爸这事干得太丢人了，上台一个月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全国上下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杀头。书可以收回（其实也没收干净，该书最火的时候，远销日本、朝鲜。乾隆收不回这部分书），但已经种在读者头脑中的想法是收不回的。

　　第四件傻事是光绪皇帝打官司。

　　其实，这官司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打的。起因是上海租界的《苏报》用“恶毒的言辞”咒骂皇上、太后，号召造反。

　　《苏报》的胆子也忒大了，仗着在洋人租界里，一天不骂皇帝不骂朝廷就不舒服。报纸发表章太炎的文章，说要和“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中”，还骂光绪皇帝“载��小丑，不识麦菽”。更过火的是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这篇两万余字的长文，骂清朝历代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骂慈禧是“卖淫妇”，说所谓“皇恩皇仁”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说清朝官吏都是洋人的奴隶。邹容直接号召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最后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还了得！慈禧太后和被骂的官吏们恨不得将《苏报》的编辑、作者们满门抄斩。可惜，《苏报》是以日本侨民的名义注册的，又在租界内活动，朝廷鞭长莫及，不得不接受洋人的游戏规则，向租界当局控诉《苏报》侵犯名誉，要求引渡。

　　报纸的所有人陈范和主笔章士钊早接到消息逃走了。写文章的章太炎“好汉做事好汉当”，束手就擒；邹容闻讯后，到租界当局“自首”，很够义气。这两人就成了这起官司的两大被告。在审讯时，清政府方面明显对西方司法不熟，被章邹二人钻了空子。章太炎说，我说要和“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中”，意思是要拿起枪杆保卫皇上，应该嘉奖。章太炎还考证出“小丑”在古汉语中是“年轻人”的意思，是中性的。邹容更绝，干脆说《革命军》是自己胡乱写的，书稿早就被别人偷走了，自己根本不知情就被人发表了；市场上流传的《革命军》小册子，都是盗版书。因此，邹容哭诉“我也是受害者啊”，要求法庭维护他的著作权！

　　媒体争相报道此案，舆论热议，客观上也起到了扩音器的作用。租界当局还是相当给清政府面子的，虽然章邹二人在法庭辩论上占上风，最后还是裁定二人有罪！清政府太高兴了，让租界当局赶紧引渡二人，说要将他们“凌迟处死”。一听这话，洋人们直摇头，说你们的刑罚太残酷太血腥了，不行，我们不会把这两个人引渡给你们的。最后，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在租界服刑。

　　在这场官司中，清政府只得到了小小的名义上的胜利。整个案子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千百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好、看似威风凛凛的朝廷也好，都是可以骂的，骂得再狠也只要坐牢两三年！于是，各种反政府和宣扬革命的小册子、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中国近代媒体的发展，还得感谢光绪皇帝的这场傻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