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50年爆发的一场惊心动魄谍战始末

　　被炸后的民居

　　罗炳乾案台湾来信

　　被缴获的电台

　　振记瓷器店

　　李动

　　共和国建立之初，上海的上空时有台湾飞机前来骚扰,轰炸机来无踪，去无影，瞄准重点，精确投弹，死伤无数，损失惨重。尤其是1950年2月6日这一天，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可谓是一个黑色的日子。“2.6”黄浦江上空发生的敌机轰炸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悲愤和世界的震惊，其侦破过程亦可谓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护送苏联大师过长江

　　1949年的秋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保卫任务，有重量级国际贵宾即将抵达上海。中央电令，务必要保证全团人员的生命安全，不可有半点闪失。

　　这一年的10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苏联共产党派出了阵容强大的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前来祝贺。

　　苏联文化艺术科学代表工作者团参加完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天，便启程前往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参观访问。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协主席、红色经典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副团长是著名作家、纪实名著《日日夜夜》、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作者西蒙洛夫，代表团成员还有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洛娃等诸多世界级的作家、演员、歌唱家和科学家。

　　身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长的李士英深感压力重如千斤。苏联代表团一行被安排住在南京西路上的惠东饭店，代表团的每一项活动都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严丝合缝，安全周到。

　　苏联代表团抵达上海后的前两天均太平无事，然而，李士英局长绷紧的神经尚未放松，代表团来到上海的第三天，最让人担心的国民党飞机还是幽灵般地在上海的上空突然出现了。正在外滩四马路办公的李士英局长接到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的电话报告后，立即命令部下，马上按事先准备的预案行动，代表团成员立即被疏散到防空地下室。

　　随着尖厉的警报声，只见云层里出现了黑压压的飞机群，伴随着一阵轰鸣声和几股黑烟后扔下了一串串炸弹，轰炸机又呼啸而去。黄浦江边的高射炮密集地向上空飞去，火光冲天，震耳欲聋。但是高射炮的射程对高空飞行的轰炸机望尘莫及，黄浦江两岸的民居和大楼，以及浦东发电厂等处被炸得硝烟弥漫、面目全非。

　　第二天，苏联代表团接到苏共中央的紧急电报，要求他们代表苏共立即赶赴意大利参加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当时上海的飞机航线尚未恢复开通，苏联代表团必须先坐火车赶回北京，然后再坐飞机前往意大利。

　　为了保证苏联代表团成员的绝对安全，李士英局长决定亲自护送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他调集了40名侦查员作为便衣，贴身保卫在代表团成员周围；同时又调动了上海部队一个连，真枪实弹地随火车护送前往北京。李士英局长又指示为苏联代表团包了四节专列，沿途还调动了四个团的兵力加以严密保护。

　　在列车上，李局长用俄语与苏联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聊起了天。

　　李局长操着娴熟的俄语对法捷耶夫道：“你的代表作《青年近卫军》我认真拜读过，写得很精彩，我连夜一口气读完，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和感动，尤其是几位青年英雄，奥列格、乌丽亚、谢辽萨等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小说对中国青年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和激励作用。 ”

　　法捷耶夫听到李士英局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瞪着眼睛愣住了。金发碧眼、鼻梁高耸的法捷耶夫，身着深灰色的呢子大衣，气质高雅，他好奇地问李局长：“你是什么时候学的俄语？ ”

　　李士英告诉他：“四十年代初，我在莫斯科中国党校读过两年书。 ”

　　法捷耶夫恍然大悟：“怪不得你的俄语讲得如此流利，原来如此。 ”

　　火车抵达南京过长江时，那时还没有建造南京长江大桥，只能靠大船运送。为了安全起见，李局长决定将专列和其他车厢混杂在一起过江。每一节专列混在其他车厢中间分批渐次过江，经过几个小时的摆渡，列车终于安全抵达彼岸。

　　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列车终于安全抵达首都北京。李局长事先来到火车站台上，与苏联代表团成员一一握别，法捷耶夫、西蒙洛夫等人还热情地与李局长一行护送人员热情拥抱。目送着这批世界级艺术大师被北京市公安局警卫人员接走后，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悬在心里的沉石终于坠了地。

　　福佑路的“上海独立台”

　　1950年1月1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获得了一条可靠的情报：家住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一个叫施家瑞的男子突然收到了775万元人民币巨额汇款。经查，这笔巨款是国民党保密局寄给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吴思源的活动经费。侦查员通过邮局追根究底，很快查明了这笔巨款已被收款人施家瑞领去。

　　侦查员又来到派出所查收款人的户口资料后获悉，施家瑞，23岁，男，最近他家在闸北区光复路开设了一家“振记瓷器店”。与此同时，公安局截获了国民党保密局密令吴思源报告飞机轰炸上海的结果，并告知将再拨给他20两黄金的活动经费的电文。这一发现使案情有了新的进展，证明特务吴思源不仅领取了经费，还藏有电台，并且他与敌机轰炸上海有直接关系。可这两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侦查员在林森路的施家和光复路上的瓷器店对面各借了一间视线较好的房子，日夜监视着施家和“振记瓷器店”的出入动向。侦查员化装成顾客来到振记瓷器店观察，这是一间破旧的木屋，小店经营业务不大，顾客稀少。经过几天的仔细观察，发现除了资方施家瑞和父亲施肖莲两人外，还雇有账房、跑街和4个学徒，如此规模的小店却雇用了6个人，连日常开销都难以支付，钱从何而来？然而，小店又恰是施家瑞取走775万巨款后开设的，疑问甚大。

　　侦查员在外围监控的同时，对瓷器店每个成员展开了秘密调查。经过仔细调查后发现，其中有个叫罗炳乾的男子行动诡秘，此人既不在外跑街，又不在店里露面。通过户口资料细查，他是施家瑞的妹夫，户口报在附近的福佑路。

　　侦查员又对福佑路进行了昼夜监视，这是一间老式石库门房子，两扇大厚木门一关，难以看清里面的动静。几天监视下来，没发现里面有什么动静，晚上也不亮灯，更不见罗炳乾进出的踪影，倒是施家瑞来过几次福佑路的住处，手里提着篮子，上面盖着一块蓝布，不知里面装有什么东西？这一系列情况说明，这个瓷器店的资金很可能来源于特务经费，开店的目的许是为了掩护其特务活动。

　　侦破组为此请来了专门研究敌情的侦查员和了解特务机构及特务活动的老警察来进行会诊。

　　有位老情报人员听说“罗炳乾”的名字后，似有所悟道：“据我了解，国民党保密局也有个报务员叫罗炳乾，他是湖南华容县人，1937年春考入军统的技术干部训练班，毕业后在军统局郑州站等部门当过报务员，曾在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效劳。此人报务技术娴熟，是个干练的特务。不知此罗炳乾是不是彼罗炳乾？”

　　正在侦察此案之时，1月25日中午11时半，国民党的12架美式 B24重型轰炸机，一架P51型战斗机和一架B38型侦察机，突然又飞至上海上空，在黄浦江两岸的杨树浦、十六铺、杨家渡、高昌庙等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像撒传单一样投了四五十枚炸弹，投弹后轰然远去，逃之夭夭。

　　黄浦江两岸顿时响声震天，楼塌屋倒，烈火四起，浓烟滚滚，地面上的房屋和民居顷刻成为废墟，其惨状令人惨不忍睹。据最后统计，这次轰炸共有152人被炸身亡，462间房屋被炸毁，18艘船被炸沉。

　　当日下午，李士英局长、扬帆副局长立刻召集了刑侦专家开会研讨案情。

　　李局长神色凝重地道：“面对残酷的事实，公安人员深感责任重大，破案工作已是刻不容缓。现在有没有线索？ ”

　　戴着细边眼镜的扬帆副局长，这位北大毕业的儒将、新四军里的秀才推断道：“根据邮寄特务经费和敌台发报的情况分析下来，那个瓷器小店与台湾特务机关应该有联系，我认为可以动手了。 ”

　　具体负责此案的老陈道：“‘振记瓷器店’的那个案件还在侦破中，现已掌握了大量证据，只是关键的人物罗炳乾还没有对上号。 ”

　　专案人员为难地说：“现在关键是那个罗炳乾始终不露面，我们如果一旦动手，万一他不在，就会惊动他，这样势必会打草惊蛇，可能幕后还有更大的鱼，所以我们还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

　　李局长果断地说：“如果他始终不露面，你们就一直等下去，这太被动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迟破一天案，就意味着给上海这座城市和老百姓增加一天的危险。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找个理由先进去再说，如果罗炳乾不在，就通过施家瑞找他，出什么问题由我来负责。 ”

　　刑侦处长老冯吐着烟雾，点头表示：“我同意李局长的意见，就算抓错了，施家瑞不是特务，罗炳乾不在里面，但至少施家瑞领取了特务的活动经费，就这一点审查他也应该的。 ”

　　经过讨论大家达成共识，为了迅速打掉敌机的嚣张气焰，对此案的侦查不能按常规停留在外部侦查上，必须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于是，李士英局长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对施家和瓷器店，以及福佑路的房子进行严密控制，一有情况立即行动。

　　1950年1月26日，又进行了一天24小时监视，还是不见罗炳乾的神秘影子。

　　是夜，李局长接到电话报告，仍未发现罗炳乾时，他与扬帆副局长商量后，果断下达了命令：“不能再无限期地拖下去了，明天一早立即行动。 ”

　　不夜城热闹了一夜终于安静了下来，27日清晨，天蒙蒙亮，大街还沉浸在梦乡里，两边的商店都紧闭着门，街上行人稀少，大多数居民尚在睡梦里，埋伏在福佑路罗炳乾住处的侦查员，悄然翻进了罗家黑色的大门，随着“吱呀”一声，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几个黑影趁着晨雾闪进了大院，侦查员们直接冲进了罗炳乾的住所。他们举着枪闪进房间后搜索却不见人影，又冲上阁楼时，只见一男子正躲在阁楼上，头戴着耳机，专心致志地在发报。

　　大个子侦查员用枪对准那个发报的人，大声吼道：“不准动！ ”

　　那个发报者似乎听到一阵激烈的脚步声，他刚想摘下耳机，拉开窗帘准备跳窗，抬头见几枝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了自己，他顿时吓得愣怔住了，只得束手就擒，人赃俱获。

　　经验身，此人正是特务罗炳乾，1938年参加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先后在军统重庆总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任职。逃亡台湾后接受国防部保密局“万能情报员”的训练，被委任为“上海独立台”台长，兼报务、译电、情报于一身。当场在其住处缴获美式发报机一部、密码一套、收发报底稿19份等罪证。罗炳乾被擒获的同时，侦查员在施家和瓷器店也同时采取了闪电行动，拘捕了施肖莲、施家瑞和施丽华，以及小店里的几名雇员。

　　经审讯，在铁的证据面前，老练的罗炳乾深知大限已到，无法抵赖，当即招供了一切。

　　为无辜牺牲的生命报仇

　　1949年7月，国民党保密局四处处长杨震裔，突然找到罗炳乾谈话，请他出山去上海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上司走后，罗炳乾却比他更激动。上级的任命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他朝思暮想的恋人施丽华就住在上海滩，他趁此次到上海执行特殊任务之际可以 “假公济私”地与恋人相聚。

　　1949年8月25日，罗炳乾携带活动经费和美式发报机，迫不及待地登船离开台湾，途经舟山至上海吴淞口悄然上岸。一登陆，他就熟门熟路地摸到林森路女友施丽华的家。

　　罗炳乾经过一番寻觅，在福佑路觅到了一间理想的阁楼，周围没有什么高房子，小阁楼对周边一览无余，他以结婚为名租下了房子，就这样潜伏了下来。

　　十几天后，也就是9月12日，罗炳乾与施丽华闪电结婚，没有放鞭炮、新娘也没有穿婚纱，他们在施家悄悄摆了一桌酒席，施家父子和几个雇员一起，庆贺一番新婚快乐，当夜他们住进了福佑路的新房。

　　罗炳乾与台湾岛上的老巢接上头后，11月10日，台湾保密局给他寄来了775万元人民币，施肖莲父子以此经费又在光复路上租赁了一间破旧的木屋，简单地整修一下后，挂出了“振记瓷器店”的牌子。小小的店堂里出现了4个小伙计，其实都是罗炳乾收拢来的散兵游勇。他们以瓷器店为掩护，开始了特务活动。

　　罗炳乾怕暴露身份，整日躲在楼内深居简出。施家父子和几个“雇员”则频繁外出活动搜集情报，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到机关、工厂、街道等处搜集情报，对黄浦江附近特别感兴趣。他们来到浦江边到处乱窜，将人口密集的居民住地和码头记下来，又来到发电厂、造船厂、自来水厂等周边踩点，将厂址的方位标了出来，为台湾的轰炸机精确投弹确定了目标。

　　这些情报通过罗炳乾及时发往台湾，台湾方面根据其提供的目标，不断地进行定点轰炸。轰炸机呼啸而去后，施家父子立刻赶到被炸现场，望着惨不忍睹的废墟和尸体，他们幸灾乐祸，回来兴奋地向罗炳乾汇报，罗炳乾又及时地向台湾电告轰炸的成果，邀功领赏。

　　正当侦查员在审讯罗炳乾和施家父子之时，1950年2月6日，上海市区上空突然又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群美式轰炸机，16架飞机从厚厚的云层里呼啸而来，刹时，一串串炸弹雨点般地在黄浦江两岸骤然落下，地面顿时火光一片、响声震天，两岸的工厂和民宅顷刻成为一片火海。那些正在工厂里劳作的工人和在家的居民，还没反应过来，已是火光四射、血肉横飞、房屋倒塌、浓烟滚滚，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其惨状令人见之撕心裂肺，悲愤满腔。

　　当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领导闻讯赶到那片被轰炸后的废墟上探望时，他们望着遍地尸体和倒塌的厂房、房屋，神情凝重，眼里含泪，内心更是万箭穿心，胆肝欲裂。

　　身着棉布黄军装、头戴军帽的陈毅市长脸色凝重地望着惨不忍睹、还在冒着青烟的一片废墟焦土，他沉痛地对身边分管公安的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的领导李士英、扬帆发誓道：“我们一定要迅速挖出潜伏的特务分子，决不能再让轰炸机随意地轰炸我们的城市，残害我们的人民生命和财产，破坏我们的新生政权！否则，我们对不起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更无颜向上海的父老乡亲交待啊！ ”

　　经过雷厉风行的审讯调查，“2·6”轰炸案目标是罗炳乾被抓获前提供的情报。为了严惩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上海市军管会于“2·6”轰炸惨案的第二天公开宣判了这群特务分子。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义愤填膺，振臂高呼，口号声响彻云霄。特务罗炳乾吓得弯腰颤抖，尿湿裤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施家父子、施丽华和特务帮凶亦分别被判处重刑。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的天空平安无事，湛蓝的背景里只有美丽的鸽子宁静地飞翔，未留下一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