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雄口述：蒋介石“干儿子”罪名的由来

我与 蒋介石 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我对这段童年的历史毫无羞愧和后悔。我认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美好回忆。就跟每个人都有的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一样。

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是怎么来的？

说来话长。

1941年，正是 抗日 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陪都重庆不断遭到 日本 飞机的狂轰滥炸。我父亲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买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盖了房子，挖了防空洞。为了躲避大轰炸，家里很多人都搬到那里居住，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也搬到了那里，我们兄妹俩进了汪山一所私立小学读书。

从重庆老城南边的望龙门渡口摆渡过江，就到了长江南岸，一条崎岖的公路，从江边蜿蜒而上，经过南岸山上的重要乡场黄葛垭（又作”黄桷垭”），再往前到达黄山–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别墅就建在这里。再往前到汪山，我家别墅就在汪山马路边上。

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 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在国际上，他当时都是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他在黄山有一处官邸–当时可能有汉奸告密，日本飞机曾经轰炸黄山，但炸弹丢到了汪山。人们都知道那是冲着蒋委员长来的。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蒋介石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地招呼我们过去。并叫侍卫官把警犬牵走。我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后。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很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们口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我家来，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等着。

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我家花园玩，看见宪兵又开始在马路上站岗放哨了，我就对他们说:”一会儿蒋委员长就要出来了。”

过去在这一带站岗的宪兵都认识我，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我的关系。对我也很友好，不巧这次在我家花园前站岗的宪兵是新换的，他不认识我，他听我和别的孩子说蒋委员长要出来了，就很粗暴地向我说，等一会儿委员长出来时你们不许乱叫。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我想你知道什么？我和委员长是老熟人了！我也没理他。

那次正巧蒋介石和蒋夫人不是来散步，只是坐着一辆敞篷车经过我家门前，我照例大叫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抬头一看是我，笑咪咪地把帽子摘下来向我挥动。车很快就开过去了。

可是这一下惹恼了那位宪兵，等蒋介石的车一过去，这位宪兵就对我嚷嚷道:”我刚才跟你招呼了，委员长来时不许向他乱叫，你还敢乱叫，下次你再这样，我开枪打死你！”

我当然不敢做声，扭头回到家里。可是我心里并没有服气，我想报复他。

从那天起，我只要看到宪兵站岗，估计蒋委员长又要出来了，就有意躲在家里不出去。接连有二、三次，我都没主动出去。

终于，有一天，一位侍卫官到我家来找我，说委员长来了，在马路上等我，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等。我就把那个宪兵威胁我的事说了。这位侍卫官说，我去告诉他们。以后这批宪兵就换成了熟面孔。

从此，蒋介石又跟过去一样，叫我和他们一起散步、闲聊。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对发展繁荣西南金融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在任初期，我父亲曾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领导全国抗日，应设重庆为陪都。蒋介石非常欣赏，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定重庆为陪都。

当时学生中，流行请人题写纪念册留作纪念的风气。我想，跟蒋委员长这样的最高领袖认识了，何不请他也给我题写纪念册？

我也和大家一样有自己的纪念册。有一次,蒋介石带着我散步时，我向他提出请他在我纪念册上题字的想法，他欣然同意了。

我根据他的交待，把纪念册交给他的侍卫官。

不久，一位侍卫官专程给我送回来。纪念册的一页上题写着:”国雄贤侄，立志有恒”，下面落款是”中正”。

后来在1951年，我离开重庆时，为了我的安全，母亲硬要我把它撕毁了–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被称为”蒋匪”、”人民公敌”。

在我的记忆中，蒋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马路上散步时，从来不回避行人，更不会驱赶行人搞戒严什么的，在马路上来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卫官招呼人们靠边走，让开马路中间的道。因此，沿途总有人停步观望，还有人脱帽鞠躬，甚至或喊万岁什么的，蒋夫妇二人也微笑点头或摘帽致意。

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外援，宋美龄曾只身去美国，呼吁美国人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还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轰动一时。蒋夫人从美国载誉归来后，蒋介石派一位侍卫官给我送来一件从美国带回来的小礼品，一支51型”派克”钢笔，还附了一张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么头衔都没有，就是中间有”蒋中正”三个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一次划船时，钢笔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亏丢失了，否则在以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它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有一次，蒋介石约我在某天傍晚四五点钟去黄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约定时间，我一人步行到黄山。卫队问我找谁？我说是委员长约我来的。卫兵打了电话进去，没多久，一位面熟的侍卫官出来，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好多人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吃饭，我一看，都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侍卫官，大家都认识我，纷纷说:”国雄来了？”

只有一个瘦高个子我从未见过，他站起来，给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卫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边一起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谈笑风生。许多侍卫官都向他敬酒。

他问我:”你该叫我什么？”他想了想又说:”就叫我蒋二哥吧。”

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称呼的含意。

饭还没吃完，他对一个侍卫官说:”你打电话，问爸起来没有？”他接着说:”转告一声，国雄已来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蒋委员长的二儿子蒋纬国。

在餐桌旁边，我看到一个炮弹摆在那里，觉得很稀奇，就拿起来玩，一看，原来是个炮弹式的手电筒。他笑着对我说:”好玩吧？”我直率地回答:”好玩！”

侍卫官打完电话回来说:”委员长起来了，叫国雄上去。”蒋老二马上站起来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跟他一起离开了餐桌。他拿起那个手电筒，带我出门，往更高的山上走去。

到了另一个二层楼房，开门进去，在一间不大的客厅里等候。我就东张西望地看，看到房间里只摆着几张普通的沙发和椅子，桌上摆了个不大的收音机，墙壁上挂了一些画，整个陈设显得很简陋，比我家的差远了，那个收音机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机差多了。

不一会儿，蒋介石从楼上下来了，高兴地与我握手，问我身体好吧。他浓重的浙江口音，我还能听懂。

一会儿，又开出一桌饭，我们三人一起坐下吃起来。是四菜一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盘很酥烂的蚕豆，豆子外形很完整，可是一到嘴里即化了。菜的味道都很淡，再加上我已经吃过了，所以我吃起来觉得实在没味道–后来我在台湾见到姐夫，姐夫还笑话我说:”记不记得？当年你到蒋介石家去吃了饭回来，我们问你好不好吃，你说不好吃……”

饭后，有一盘煮水果，以后又上来一盘新鲜水果，我与蒋老二各吃了一个。

饭后我们又一起回到客厅聊了一阵，蒋介石还说，下次找个摄影记者来给我们照张相。后来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并对纬国说:”你送他回家吧！”

我和委员长拉拉手，临别时他说:”下次再来，我找一部电影来演演。”

–不过，后来我就进城上学去了，没有机会再见到蒋介石，他说的电影我也就没有看成。

下山后，纬国自己驾车，把我送回汪山家中，他还在我家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当时，父母都不在汪山。一位亲戚老太太出面陪他坐了一会。记得他在我家客厅里巡视了一番，问了一下我家住房的情况，观看墙上挂的各种字画。随便聊了一会，最后他说:”太晚了，我走了。”才驱车离开。

后来，我因为考试不及格，被南开中学除名，苦恼中，曾想去找蒋介石通融，到他任校长的中正中学去读书。

父亲听说了，把我找去痛骂了一顿，说:”你居然异想天开，去中正中学！委员长在那里当校长，你去了，有他作后台，岂不是更不好好读书了？”此事遂作罢。

那时我与蒋介石的交往，已经引出一些趣话。

我父亲与监察院长于右任关系很好，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常来我家玩，有时他们见到我，就开玩笑说: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

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

其实，当时我不仅同蒋介石，还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有过类似交往。

有名的川军将领，人称”范哈儿”的范绍增，常来我家找我父亲玩。他一来，我就约上侄儿等小伙伴，拿上刀刀枪枪，跟他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他把我一个侄子手中的棍子缴下来了，我那侄子哭了起来……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还高兴地提起那些事。

上海有名的帮会头领、”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常来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开学校上初中时，有一次为抗日募捐，我还跑去找杜月笙。那时他住在重庆城里打铜街交通银行，我请他为抗日募捐，他说，可以，但要等他秘书回来办。我说，你就随便开张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说要等秘书回来。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因为住校，必须赶回学校，等不及了，最后他从身上摸出一张支票给我，我还嫌钱少了，要他再开一张，他说那只有等秘书回来了。我只好回了学校。结果公布出来的募捐数，我的成绩最大，杜月笙那张支票数字最高。

后来我跟父亲说起这事，奇怪为什么他一定要等秘书回来开支票，我父亲说，你真是胡闹，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他只会签”杜月笙”三个字，你硬要他开支票，不是为难他吗？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清朝末年参加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老友，又是陕西同乡，私交甚笃。抗战期间，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庆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里，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时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但对于老伯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每次来我家，总要逗我们玩笑，我们还爱抚摸他的大胡子。

因为于右任的关系，杜聿明、关麟征这些陕西籍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聿明还送过一把日本指挥刀给我父亲，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后带回来的，那上面还留着血迹，据说可以避邪，有段时间挂在我父亲的床头。那时有人说，于右任当大官却没有袍子（皮袍），我父亲说，他哪里没有袍子？最好的皮袍子他都有，他的袍子全都卖了，因为黄埔军校成立时，他要送一批陕西青年（其中就包括杜聿明）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把袍子卖了给他们作路费，所以有人称杜聿明他们叫”袍子将军”。杜聿明他们对于右任也十分恭敬。久了不来，于右任就会念叨:”杜聿明娃好久没信来了……”

此外，张群也在我家住过，经常来往的还有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有一次，何应钦来了–听说他不愿在外边跳舞，我家为他办了小型舞会。我父亲把我叫到客厅里去，说:来，给你介绍何总长。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我从小胆子大，”不诧生”（不怕与陌生人说话、接触），不怕与成年人交往，所以蒋介石喜欢跟我交谈，因为许多官员在他面前害怕，什么都不敢说，我却不怕，他问我什么我都直说。因此他很高兴。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当时因为长期生活于战争环境，同盟国，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美国陈纳德飞虎队，以及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等等，都是我们少年学生议论的话题。我佩服那些军队的英雄，我读不进去书，想去参军，远离家庭那些”管教”我的兄长们。

一天，我看到”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当年设在成都灌县）在重庆招生，我去报名，未获批准–因为要小学毕业文凭，而我没有。

我当时就读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黄葛垭山上，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与三位同学从学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见，每距离两三百米有一个宪兵站岗，我明白蒋委员长要出来了。我告诉同学说，我认识委员长，并和他很熟，同学们不信，以为我在吹牛。

不久，从远处开来三辆黑色小卧车，我对蒋介石的车很熟悉，一看就知道这是委员长的车队，当汽车擦肩而过时，我叫了一声:”委员长！”

车队一下就刹住了。同学们吓得脸色都变白了，以为我惹了大祸。

中间一辆车门开了，出来一个穿呢子制服的侍卫官，跑过来问:”你们中间有康国雄吗？”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

他说:”委员长要你过去。”

我就小跑过去。蒋介石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跑到车门口，见他坐在里面，他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汪山。他说:”可上车来，我送你去。”我说还有三个同学。他说:”让他们都来，一起走。”

同学们远远看着，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我招手叫他们过来，他们才如梦初醒，跑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人都上了蒋介石乘坐的那辆汽车，中间还有一排活动座椅，他们三人正好坐下，我与蒋介石同坐一排。

在车上，我告诉蒋介石，我想考”空军幼年学校”，因为我没小学毕业文凭，不让我报名。他说，没关系。他马上对坐在司机旁的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说，你带他们办一下手续。余满口答允，当天是周六，余要我们下周一到重庆曾家岩蒋委员长官邸找他。

车队到达汪山后，他与我们一起下车，像平时那样，与我们一起在马路上漫步。走完一段后，他说:”我不送你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

我们四人欣喜若狂，一路上又说又笑地到了我家。同学们说，没想到你与委员长关系这么好，我们起先还以为你在吹牛哩！

到了下个星期一，我们四人一起去曾家岩蒋氏官邸。找到余侍卫官后，他当场与”空幼”招生委员会邬主任通了电话，然后带我们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员会报名处，他向邬主任介绍说，他们是蒋委员长介绍来投考的。并把我们没有小学毕业证明书的情况作了介绍，这样一来，我们报考的问题就解决了。让我们填了表，并约定时间进行了身体检查。

不久，我收到”空幼”录取通知书。从此我就不再上学了，等着去空军幼年学校，并且做起了开飞机上天的美梦……

当时父亲不在重庆。因为美丰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账，带上秘书、会计，每一家都要查到，东线西线，到广东啊，川北啊，山西啊，都要去查账。我父亲是很能吃苦的。母亲托人把这事通知了父亲。父亲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臭骂了我一通，说我不好好念书，异想天开想从军，信中还说我”居然还去找蒋委员长疏通”等等。但是，当时父亲已对我有点无可奈何。

正当此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空幼”学校原定8月底到灌县集中，由于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迟到9月。

父亲正好于8月上旬返渝，对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说，既然战争结束，已无仗可打了，再去当兵就没有意思了，并说今后主要搞经济建设，还是应该留下来读书，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终于被父亲说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头。

与我一起报名的那三个同学，有一个体检时被淘汰，另外两个都考进去了–而这后来就成了他们的一项”反动罪行”。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

1946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排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也认为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大会而拒绝参加，因此后来被称为”伪国大”。我父亲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推选为那次”国民大会”代表。

开会期间，蒋介石见到我父亲时，还问到我。他说，他去”空军幼年学校”三次，查名单，没有找到国雄的名字。我父亲解释说:”因他身体不好，被淘汰下来了。”蒋介石问我在干什么？我父亲扯了个谎，说我在大学学经济。蒋介石连声说:”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我父亲当时的回答，虽不是真的，却是他内心对我的期望。然而他从来不逼迫我去做什么。他对父母亲孝顺，对儿女也是尊重个人的意愿。1950年，我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时，他的确得到不小的慰藉。

1948年4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当选总统。我父亲发贺电，落款是康心如率子国雄敬贺。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是在1949年底，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夕，经过重庆，他自己已没有汽车，由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出面，征用了我父亲的私人小卧车。蒋介石乘车时，和我家司机聊天，得知车主是我父亲后，还向司机打听我的情况。

后来司机回来了，还给我说，蒋总统都还记得到你，还问了你的。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

我对这段童年的历史毫无羞愧和后悔。我认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美好回忆。就跟每个人都有的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一样。

可是，谁也没料到，这样一件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事情，在50年代以后，却被无限上纲，影响了我一生。50年代初期”忠诚老实运动”中，我就把这件事毫无保留地，一清二楚地交待过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段发生在童年时期的插曲，却牵连着我的个人前途，我为此而受到的打击和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身家性命几乎被毁……